尧舜禹时代城址的发现
（一）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
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有千余处，其中大部分遗址分布在山东地区，而河南、陕西、江苏、山西、浙江、河北、湖北、辽东半岛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东海峪、尧王城与两城镇、潍坊姚官庄、泗水尹家城、兖州西吴寺、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栖霞杨家圈、临朐朱封、阳谷景阳冈、临淄田旺、茌平尚庄和教场铺、诸城呈子、菏泽安邱堌堆；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商丘丁堌堆、辉县孟庄、永城王油坊；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便是城址的出现。
1. 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龙山村东北，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也是龙山文化的命名地。该遗址于1928 年由吴金鼎首先发现，其面积约为20 万平方米, 文化堆积厚达3～6 米。1990 年，考古工作者在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时，发现该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叠压而成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2. 尧王城遗址。
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南辛庄子和安家尧王村周围，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34 年，其分布面积约为52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一般为2～3 米，最厚处可达6 米。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是一处史前文化城址，其面积较大，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它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址，是一个较早发展起来的聚落，属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在考古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3. 两城镇遗址。
两城镇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34 年，总面积约为112 万平方米。据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记载：“ 公元前3500 年—前2000 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
4. 边线王遗址。
边线王遗址位于山东省寿光市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后埠岭上，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77 年，面积约为15 万平方米。1984 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堡遗址。该城址是一座有内外两道城墙的城堡，城墙环绕埠岭修筑，现仅存城墙基槽，总面积约57600 余平方米。它是目前已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城址之一，其内外城的布局是独一无二的。
5. 丁公遗址。
丁公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东，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1 年，总面积近24 万平方米。1991 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在此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城址内还出土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尤为珍贵的是发现了一件刻有五行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该遗址是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6. 教场铺遗址。
教场铺遗址位于山东省茌平县乐平铺镇教场铺村西北，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94 年，面积约为10 万平方米。从2000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4 次发掘。尤为重要的是，在该遗址中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该遗址对于研究夏商文明的孕育、形成过程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7. 景阳冈遗址。
景阳冈遗址位于山东省阳谷县景阳冈村以西，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73年。1994 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内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城址平面近似椭圆形，总面积约为35 万平方米。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是迄今黄河流域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城内大、小台基布局清楚，遗物丰富，为研究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因为该城地处当时的华夏和东夷之间，又被有些史学家定为“蚩尤城”，所以我在《论大舜》一书中曾将该城拟为“舜城”，以供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研讨。
8. 平粮台古城遗址。
平粮台古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大朱村西南，是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城址。该遗址发现于1979 年，同年开始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初步揭示了城址的基本面貌。这座古城建立在高5 米的台地上，占地面积约5 万平方米，俗称“平粮台”。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探索夏商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9. 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是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59 年，当时称“八方遗址”，面积约1 万平方米。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1977 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小型古城址。2002—2005 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及周围遗迹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时，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城址。王城岗遗址的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难得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中国龙山时代的城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0. 藤花落遗址。
藤花落遗址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办事处西诸朝村南部，是黄河下游地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8 年，面积约15 万平方米。该遗址位于南云台山和北云台山的谷地冲积平原上，海拔为6～7 米。1996—2000 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成果是龙山文化古城的发现。该城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首例内外双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是江苏省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50 余座龙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整、最适宜作聚落形态考古的大遗址，曾被评为200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该城址的发现，揭开了苏北文明史的关键阶段——古国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得知，该城址已具备了原始城市的基本特征，可能为东夷少昊古国的中心地带。藤花落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城市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价值。
11.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该遗址发现于20 世纪50 年代，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该遗址是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命名地，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最重要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二）尧舜禹时代其他一些古文化城址的发现。
在与龙山文化年代相当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宝墩文化中也都发现了尧舜禹时代的古城址，如：
1. 良渚文化城址。
良渚文化因1936 年首先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而得名，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000 年，曾一度被称为“杭州湾区龙山文化”，于1959 年被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2007 年11 月，考古工作者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面积约290 万平方米。它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堪称“中华第一城”。有专家推测该城可能是良渚古国的“首都”，并据此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国家文物局也曾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2. 石家河文化城址。
石家河文化因1954 年首先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而得名，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 年，曾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于湖北省及豫西南、湘北一带。石家河遗址群是该文化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三房湾、谭家岭、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1957 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地带还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据测定，其年代约为距今4000～5000 年。这座古城是我国目前已被确认的新石器时代城址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其附属地点之多，分布面积之广，在同时期遗址中罕见，具有稀有性、独特性和典型性意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宝贵文化遗产。
3. 宝墩文化城址。
宝墩文化因1995 年首先发现于四川省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而得名，是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地区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 年。该文化主要分布于川西平原一带。考古工作者在宝墩遗址群内共发现了六座古城址，它们分别坐落于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崇州紫竹村、郫县古城村和温江鱼凫村。通过对这六座古城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者认为：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不仅大大丰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内涵，而且可与以三星堆古城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宝墩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成都平原地区时代最早的古城，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代。该城址属全国第二大古城遗址，是继广汉三星堆窖藏坑之后，四川地区的又一重要发现，也是四川地区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以上考古发现充分表明，在尧舜禹时代，文明的主要标准之一——城市已经出现并初具规模。此外，考古资料显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这些都为文化的发展和文字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注释：
［1］［2］［3］［4］［5］［6］［7］［8］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
［9］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0］［11］［12］［13］［14］［15］李学勤、张学海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16］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7］［18］［19］张愈：《高邮龙虬庄陶文的历史价值和释义》，《今日高邮》2007年5月18日。
［20］［21］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
［22］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
［23］［24］何努：《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
［25］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2期。
［26］李瑞：《陶寺遗址出土4000年前扁壶朱书文字被破译》，《北京晚报》2007年6月22日。
［2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28］［29］［30］笑竹：《良渚陶符反复出现，古良渚人就已经会刻字记事》，《杭州日报》2010年8月20日。
［31］［32］王宇信、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34］［35］胡玉梅：《江苏考古最新发现：高邮陶文早过甲骨文1000年》，《扬子晚报》2003年10月24日。
［36］周晓陆：《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庄陶文的一封信》，《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
［37］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潘世东转载于谢玉堂：《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