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诗人的数量上远超大唐帝国，同时写诗的水平至少也超越了宋元明清，以前我在论坛里看到过一些作者的诗作，我认为是可以与盛唐的佳作比一比的，另外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也有自己的特色，有些诗人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很值得钦佩，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大时代，我们的诗歌有可能超越唐朝。只不过如果我们缺少一个系统的整理，缺少宣传和推广，这些诗有可能埋没，这个时代的诗人本来应该很辉煌。”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其实在中国早有萌芽，秦朝实行的管理，就非常类似于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秦朝非常类似于德国，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朝代。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存在一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理念相融合的问题，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实行了西方式的管理，我们其实早就融合了。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融合起来难，是因为我们二千多年来习惯了一种习惯，忘记了另一种习惯。”
记者：我看到你的一个简介：“王子居，生于山东海曲农家，童年即劳农事，十岁左右始写古诗，十四岁时见规模，十六岁时开始研读诸子百家、易经等国学。……”你当时是怎样喜欢上古诗和国学的？
王子居：小学的时候，我父亲有一个书柜，我经常偷书看，我记得那时候我喜欢读《封神演义》、《三言二拍》，里面有不少古诗词。我记得特清楚的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在院子里晒粮食，那时候读评书《月唐演义》，里面有李白的故事，也有他写的《将近酒》等几首诗，我就在院子里大声地读，那时候我们玩的扑克上也有古诗人，我记得正令是李白，副令是杜甫，有李清照，有朱淑真，我对其中文天祥和朱淑真的诗记忆非常清晰。就是受文天祥的正气歌的影响，我那时候开始写了一两首诗吧，当然那时候就是一种单纯的模仿，觉得诗人能上扑克挺拉风，自己也要写一写。
我的大伯父也有一柜书，里面有不少古代经典，我对国学的兴趣应该是从那儿来的。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易经》和《黄帝内经》了。
初三的时候有一个导火索一样的事情，我的英语老师有一次讲课时把书放在我桌子上，上面有一首诗，我一下子就被激发了，于是创作了一首《鸟鸣志》：青鸟宿深林，举翼向阳晨。只鸣云汉志，何关寂寞心。但我后来记不清英语老师那首诗的内容了。可能是上大学的时候，我高中同学送我两本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我才重新见到了这首张文姬的作品：沙头一水禽，鼓翼扬清音。只待高风起，非无云汉心。
有了这一首诗后，我写诗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从初三到高一，两年差不多得写了一千多首。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写诗上了。
所以我觉得写诗可能真是一种因缘，我跟这些诗人们有缘。
记者：你最好的诗是律诗还是……？你对自己最满意的诗是哪首？还记得当时的写作情境吗？
王子居：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应该算四言和五言的咏怀。四言诗唐人运用得不好，没写出水准来，所以我对四言比较满意。五言的咏怀可能写出了我自己的感觉，咏怀，顾名思义是写自己的感受的，可能没受到唐律诗的影响，比较放得开，写出了自己，跟唐诗不是一种，所以我比较中意自己的五古。
最满意的诗可能是在大学写的咏怀和七律，那时候写作技巧刚刚成熟一点，还特别有感觉，青春年少吧，而且那时候对诗有一种献祭的情怀，这些都是现在所没有的，现在写不出来那种天然的感觉。那时候是像自己多些，现在是像别人多些。
至于哪首诗最满意，可能是一首《咏怀》吧。《咏怀》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大一下半年的时候，已经穿衬衫，差不多是六月，下雨天，我就是在教室、图书馆、路上、卧室不停地想，这首诗应该是构思了不短的时间，可能是我写得最累的一首诗吧。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首诗写得非常累，而且它的结尾两句是我在高中时写的残句。恰好适合做它的结尾。
记者：到目前为止一共写了多少诗？现在还在写吗？
王子居：记不清楚这个数量，大学前的诗作因为受到批评，自己不满意，都付之一炬，现在保留下来的应该一两百的样子吧。现在很少写了，如果我不读唐诗不写诗评，我基本很少会有写诗的冲动。但有时候它自己会出来，比如走在地铁里，常常会有诗忽然从脑海里钻出来。
记者：为什么不出自己的诗集？
王子居：一来出个诗集不容易，要花钱的，年轻的时候你想都别想，二来对出诗集我已失去了兴趣，这就好比你追一个你很喜欢的姑娘，可她一直很讨厌你，然后她结婚、生子，甚至她都有孙子了，而你还单身，你会是什么感觉呢？我对自己出一个诗集就是这种感觉，那种激情不再物是人非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的感觉。可以有很多形容词来形容这种感觉，总结一下可能就是对出自己的诗集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出不出都已无所谓。
记者：如何评价你自己的古体诗？
王子居：我以前的时候还是很在意对自己诗的评价的，差距的存在会让我更刻苦一些，我也会自己对自己的诗有一个大体的评价，不过现在看开了，写诗就是娱乐自己，只要自己得到了心灵层面的满足，就一切OK了。当然我不能糊弄读者们，我几乎只学盛唐诗的，论坛里偶尔有人说我的诗像唐诗，确实是这样，写得像李白王维一样是我曾经的目标，现在而言只是一个愿望，比较像唐诗就是我对自己诗的评价。至于我的诗有没有写出自己的天地来，可能只有后人才能准确地评价。
记者：当代写古体诗的人还多吗？写得比较到位的有哪些人？
王子居：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写古体诗写得很好，比如习近平主席，我们有幸在新闻中看到他写的词。还有马凯副总理的诗也曾见诸新闻，还有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之后，北大有十个教授写诗称赞，给人的感觉好像北大一夜之间冒出来那么多诗人。其他像天涯、新浪的诗歌论坛里，诗人也是非常多的，有些人在艺术上颇有成就，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诗人的数量上远超大唐帝国，同时写诗的水平至少也超越了宋元明清，以前我在论坛里看到过一些作者的诗作，我认为是可以与盛唐的佳作比一比的，另外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也有自己的特色，有些诗人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很值得钦佩，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大时代，我们的诗歌有可能超越唐朝。只不过如果我们缺少一个系统的整理，缺少宣传和推广，这些诗有可能埋没，这个时代的诗人本来应该很辉煌。
记者：我听说你24岁后就不写诗了，是写不下去了吗？但在我看来，你还是放不下诗。因为你又出版了《发现唐诗之美》《那情那人那诗》，不写诗了，改成评论唐诗了，还是割舍不下？
王子居：那时候不写诗是因为写诗很痛苦，至少是荒废了学业，没上更好的大学，工作之后也不顺利，更直接的是那时候亲戚帮我介绍了一个诗人认识，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建议我痛改前非，好好生活，令我下决心不再写诗。
王维有一首诗：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馀习，偶被时人知。我觉得可能是因缘不断吧，或者说曾经的梦想其实并未消逝，尤其是我对唐诗的一些见解，与很多人的见解并不一样，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噢，唐诗原来是这样的，当有能力出版自己的作品时，还是舍不得它蒙尘的。
记者：评古典诗词的名家那么多，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叶嘉莹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闻一多的《唐诗杂论》，还有于丹等。为什么还要写《发现唐诗之美》《那情那人那诗》？你的书与他们的有什么不同？
王子居：《那情那人那诗》是一个小小的随笔，《发现唐诗之美》则复杂了一些，体例也比较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主要是讲词的，他提出了境界说，而在《发现唐诗之美》里，我说唐诗的最主要特征是气韵、气象和意象，然后又包括境界、意境等其它许多的概念，唐诗不是两个字能概括的。叶嘉莹老师的学识素养很高，诗写得也很好，是少见的知识女性，于丹的诗评写得也非常美，非常感性，有一种女性的美和心灵的感悟在里面，他们论诗往往尺幅千里，涵盖古今中外，人情物性，功夫在诗外，《发现唐诗之美》可能跟《人间词话》更类似一些，但又不同，篇幅上要大很多，讲的东西也更多，而且不只是评析，更主要的是讲诗本身，诗是如何写出来的，讲一些写作的经验。这也许是最大的不同吧。
他们几个都是家教、师从非常好的评论家，属于学院派，中规中矩，而我属于乡野派，可能更放得开，更敢想敢说吧。所以《发现唐诗之美》中有很多跟前人不同的理念，甚至对诗的分类也与大多数人不同。
记者：可最近有人认为你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灵活运用到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的“管理专家”，比如说你最近又出版了《职业三字经》。你是怎样完成这种角色转换的（从感性到理性）？
王子居：专家两字确实不敢当，其实人都是两面的，一面感性，一面理性，感性和理性是互相纠缠的，其实是分不清楚的，只存在能不能迅速转化的问题。理性从我们的感性中超脱出来，理性应当是感性的领导，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感性的，后来我们学会了用理性来引导感性、克制感性。古人说发乎情、合乎礼，我们都要走上理性这一步。还有一点，我同时对很多事物感兴趣，写诗只是其中的一个，对国学、对管理，我的兴趣并不比文学小。
记者：《职业三字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与市面上的员工培训图书有什么不同？
王子居：我们对培训书的定位可能通常是由出版商来定位的，其实只有当一本书是由企业领导往下发放的时候，它才是一本培训书，如果一个工作者自己购买，它可能就是一本励志书，对于《职业三字经》，我的定位首先是自我修炼的这样一本书，在用途上，组织可以将它当成一本培训书，这是一本很好的培训书，它属于自我管理类，但同时它也涉及到层级管理，组织不可能只培训听话干活的普通员工，更需要培养骨干和干部，而骨干和干部都是从普通员工中来的，这本书兼顾了这些。
这本书最与众不同的可能是一点，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是培训我自己的，我需要它不断地提醒、促进我自己，道理很简单，但我每天都要看一下，从中取得力量，并且使自己不要偏离正确的轨道。它算是我的座右铭或自励书吧，或者说我为自己准备的一座警钟，时时敲响，警醒自己，而且这将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在不停地阅读，同时也在不停地完善它。
就书的本身来说，首先它是一个原创的职业伦理体系，采用了三字经的形式，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讲职业素养，基本上它是比较完整地讲了我们的职业素养，三字经的部分大约有五千字左右，讲的概念很多，有三论三篇二十五诀。加上内文中出现的概念，这本书的概念可能会有几千个。几乎一诀就可以写成一本书，甚至其中的三句九字就可以写成一本书，如《尽心尽力尽责》这本书有十八万字，《不抱怨不折腾不怠慢》有二十万字，都是讲其中的三个概念。所以内容特别丰富，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市场上的员工培训书，良莠不齐。有些出版商力争讲得浅，在他们的概念里，培训书就是洗脑书，所以不要讲太多，不要讲太深，只讲领导可能喜欢的，只讲表面的。企业发放这些书会有一定用处，但同时也很局限，我创作《职业三字经》的目的是想为组织培训最优秀的员工，让我们的职业素养普遍变得很高，所以才会在一本书中集中几千个概念来讲，这本书可以说是比较简炼，比较凝缩的。
如果有工作者能够奉行哪怕书中的一诀两诀，他就会把工作干得很好很出色，说来容易做来难，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要争取读自己的书的原因，不要说书中的一诀，就是勤干或苦干这样一个概念，实行起来都不容易，又何况像巧（智）干这样需要技巧和智慧，像如实、唯实这样需要有哲学和认知头脑，像慎微慎独慎权这样需要一定思想觉悟的概念。所以我说我自己每天都需要读《职业三字经》，这句话我是很认真地讲的。
记者：将中国古代思想应用到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外有许多人在做，日本有之，韩国有之，中国就更多了，当下的就有潘承烈、曾仕强、成君忆、汪中求、段俊平等，你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现代管企业管理时，应如何与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相融合？
王子居：日本人、韩国人还有我国的台湾人都喜欢将孙子兵法运用到管理中，中国现代有些企业家用部队那一套管理公司，有人喜欢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我不觉得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虽然在前些年那是显学，但现在也没落了。我认为他们没有得到中国古代思想的精髓。
潘教授在管理学方面是非常专业，段俊平先生主张中国化管理模式，曾仕强先生也主张中国式管理，汪中求、成君忆也都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汲取营养。
我个人觉得西方的管理思想可能更高效，更系统，操作性更强，但存在一个致命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西方管理思想要融入我们的企业，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的员工习惯它、我们的各级管理人员认可它。这可能要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接下来的几十年的时间不是我们要学西方的管理，而是西方要学我们的管理了。很有可能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我们这几十年不曾学好，以后更没有虚心去学，它的精华部分我们会丢失，这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在近年有更好的理论出现，能够融会贯通中西管理思想的精华，那么中国式管理的理念就会更加深入人心。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其实在中国早有萌芽，秦朝实行的管理，就非常类似于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秦朝非常类似于德国，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朝代。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存在一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理念相融合的问题，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实行了西方式的管理，我们其实早就融合了。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融合起来难，是因为我们二千多年来习惯了一种习惯，忘记了另一种习惯。
要将中国古代的思想融入到我们的管理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很自然的，很多管理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就运用，真正难的倒是我们这些研究管理的人，我们怎么才能把更多的理念变得更实用，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很容易被模糊，因为很多都是形而上的，所以很容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道出了这种现象，而我们要做的是，将模糊的东西明确化，西方的管理就是很明确的，如果我们不能在模糊和明确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那这两种传统最后还会格格不入。这一点在我的新书《礼道》里，会有一些论述。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只能用到战略管理方面，而微观管理，如营销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还得用西方的管理方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子居：这个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更抽象些，西方人的思想更细致更具体些，但也不完全是这样，秦朝的管理在微观管理方面，其实早已具备西方现代管理学的诸多基本要素，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是可以将微观管理做得很好的，只不过我们目前没有仔细挖掘法家和古代一些优秀王朝的管理思想，我们的学问只做模糊的，因为这个比较好做，就好比江湖医生可以讲中医，却不能讲西医一样，我们现在流行的国学里，对于管理学方面的，大多数是易经、道德经、兵家、儒家经典，从这些方面来讲管理，宏观上比较多，也比较好讲，而诸如秦朝的管理，与现代西方管理很近似，反而研究的很少，讲得很少。事实上我们曾有那么庞大的王朝，其管理中如果没有良好的微观管理，是不可想象的，包括现在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没有很好的微观管理，我觉得我们中国并不缺少管理中微观的那一部分，只是没有像宏观那样提炼出来，没被总结出来，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总结，一个概括，一个系统的理论。
记者：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是不看管理方面的书的，比如史玉柱研究毛泽东，王石读历史和哲学，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王子居：原因应该分两方面，在读者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写书的人水平并不如他们吧。也有一定的原因是他们不缺那个，缺的是别的，缺什么补什么嘛。管理方面的书也一样，缺这个你才会去补。毛泽东思想当然也是一种管理思想，这说明史玉柱还是读管理方面的书的，只不过他视界高一些。一个企业当然需要决策者，但不会太多，一个企业还是管理者更多一些，所以王石读历史和哲学更多是为了决策或个人修养而非管理，那么他手下的经理们就不应该不读管理方面的书了。当然我们写书的要把书写好，要能服务不同层次的读者，不能摘摘、抄抄、改改了事，要有自己的创见，要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著作出版？能否让读者先睹为快？
王子居：手里的书是有几部，但具体什么时间出来很难说，有些我不太满意的，像《大树下的思考》虽然已在2008年写成，但可能还会慢慢思考一段时间并好好修改。其他像《大自然的启迪》《中国人的精神》还需要时间慢慢沉淀，《发现唐诗之美》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写，这个时间恐怕会比较长，可能三五年或者超过十年。现在可以随时出来的是《大秦帝国》，它在2006年就写完了，是我对历史的一个学习和总结。另外一本是《礼道》，这个书可能会快一些，它是对古代概念的新的解释，我心里面最想写出来的是《第六项修炼》，这个题目市场上有很多，也有伪作，很泛滥，而我现在给它拟定的规模又比较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写。也有可能先写几个诗词的选本吧。总之，我是随性而写，哪本先出来还是看缘分吧。
[王子居简介] 王子居是我国知名国学专家、管理专家和当代著名古体诗诗人。他十岁开始写古诗，十六岁时研读诸子百家、易经等国学，十八岁学习经贸、管理学、市场营销等学科，干过多种工作，2002年到北京，代笔创作过诸多经济管理类图书，并为跨国企业做员工职业素养培训和管理咨询，有大陆曾仕强之称。主要著作有《不抱怨不折腾不怠慢》《那情那人那诗》《发现唐诗之美》《职业三字经》等。他对古代政治文化历史文学等经典研之甚深，多有独到心得和创新突破。能将国学精粹运用于现代组织运行和企业管理，善能推本溯源，将管理理念解释得更深入更深刻，赋予哲学层面的意义，使之更具指导性；善于推陈出新，能将古典的治国治军概念以现代的管理理念诠释出来，也善于将西方管理理念以中国式的概念重新赋予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