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核心价值观迷茫了、偏失了，就必然会导致生命观、健康观、死亡观、医疗观的迷乱，导致医学职业生活的困顿与医患关系的困惑，甚至导致社会误解医学、仇医伤医的意识扭曲。在医学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正确认识并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医学职业生活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中国，新医改蕴含着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抱负，寄寓着宏大的民生愿景，旨在重建国家社会福利体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探索。医改是一段艰难的征程。何况，今日医改已潜入深水区，定会触碰到深层次的矛盾，需要探索解决根本性、结构性矛盾的办法。

　　医改的最深处莫过于观念的深水区，灵魂深处的变革涉及国民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深水区不仅要妥善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积弊，还必须面对改革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医改深水区的棘手命题或许不只是“看病难，看病贵”的微观经济问题，还涉及医疗运行“一高一低”的格局如何来统筹的社会问题，譬如质优如何价廉，如何切实解决高需求-低供给、高技术-低满意度、卫生投资高投入-低回报的悖论？深化医改犹如沼泽地行走，沥青池游泳，既需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也需要职业精神的烛照、生命价值的澄澈。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却要跨越许多医改理论与实践的难关。如何走出“一管就死”与“一放就乱”的怪圈？如何理清医疗欲求上的需与要、希望与奢望、不足与过度？政府究竟怎样作为？如何破解补偿与价格、价格与价值的扭曲？如何明确核定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补偿尺度？如何平衡对医疗卫生正当的舆论监督与媒体污名化医学、妖魔化医生的张力？如何让百姓明白现代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也不是神仙的道理，接纳痛苦，接纳死亡，接纳不良预后？

　　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一大堆的功课要做，更需要从价值观的高度来剖析技术与人性的张力问题，继而理顺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抚平社会文化心理的颠簸。

　　目前公众对于现代医学存在着大量的幻想与误读

　　医学巨匠威廉·奥斯勒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奥斯勒命题揭示出医学的真谛，那就是生命存在、疾病转归、苦难与死亡降临具有不可移易的不确定性；生命、疾病有着无法解读的复杂性，不可澄澈的混沌性，苦难、生死有着不可预测的偶然性与不可驾驭的或然性。言下之意，现代医学并没改变人的必死性。

　　社会进步、传染病防治水平的提升、生命风险控制技术及延缓衰老技术的探索，减少了人口早夭的威胁，增加了长寿人群比例，也开启了人类与死神讨价还价的空间，培育了得寸进尺的超级长寿、不死的欲念。同样，急救技术增加了起死回生的机会，器官功能替代技术延续衰败的机能，人-机混合状态下，垂死的生命可以获得长期苟延。这也开启了逢死必救、永不言弃的信念和人人安享天年的欲念。当下严酷的现实是生死的迷失，即死不得、死不起，认为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穷生富死，生存品质更有价值的保健医疗消费偏低，生命最后时刻的救治消费比例严重偏高。

　　毋庸讳言，目前公众对于现代医学存在着大量的幻想与误读。一些患者认为医学是电熨斗，一烫就平；是推土机，去腐生新；是精准制导导弹，药到病除；是自动售货机，钱到病除。其实，现代医学根本没那么神奇！此外，我们的部分医生也陷入医学的现代性泥沼不能自拔，秉持着目的性思维，不讲究过程；崇尚客观性思维，不倾听主观体验；追求专科思维，知识孤岛化；沉迷于唯技术思维，重医疗轻照顾，缺少人性温情。于是，医学做得越多，抱怨越多；承诺越多，背叛越多；技术越高，代价越大，风险越大；一些人在占领技术制高点的同时失守道德制高点；技术进步的同时职业倦怠增加，幸福感缺失。

　　医改应该涵盖医患对于生命、疾苦、死亡的共识

　　事实上，生命是一个谜，真相无法大白。相当多的病因、病理不明确，病情的进展不可控，疗效不确定，预后不可测。现代医学是不完善的，更是不完美的，存在着缺损配置，诊疗是必需的，花费是必需的，而且越来越大；医院、医生的技术、精力投入是必然的，医疗探索与职业进取是积极的，但依然不能改变这个“不确定性”的现实困境。对于某一位患者和某一个家庭来说，可能的局面是以高昂的经济支付与难以忍受的苦难体验换来完全不确定的疗效和生死预后。

　　如何面对人财两空的局面，让患者及家属心平、气和、神依、魂安？循证医学旨在通过大数据超越经验性，克服不确定性，但芝诺悖论告诉人类，他们无法抵达纯粹理性的彼岸，无法彻底消除不确定性。只能通过改进过程体验与场景感受来获得心灵的解放。于是，叙事医学应运而生，它旨在通过故事重建医疗过程的情感、意志、灵性等缺损配置，通过神圣境遇、人格魅力来增进道德信任，弥补结局的无奈；通过场所精神、过程美感、道德信任、人格魅力、灵性抚慰，来帮助患者及家属消解苦难，豁达生死，节哀顺变，认同医者价值，接受医疗代价，做到“人死而无怨，疴沉而无怒，财消而无疑”。

　　在这个意义上，临床医学必须寻找新的价值融涵性，坚信知识不是信仰，生命依然神圣；正确未必正当，通情方能达理；工具不是目的，理性不是唯一；科学不是绝对，规范不是刻板。

　　医改的目标应该涵盖医患对于生命、疾苦、死亡的共识，明白生病、痛苦、衰老、死亡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情。虽然健康是人生的美好愿望、是尊严和希望，但不是欲望的伸张，更不是奢望（永远健康）的实现。医学不是万能的，尤其解决不了社会问题，而且医疗实践有很大的风险。医生绝非无所不能，他们常常需要在疗效与代价之间作出决断，尤其需要得到病家的理解和支持。遇到疑难问题，医患双方要保持信任和沟通，不要把所有的难题都推给某一方，医生应该对患者坦言相告，哪些事情（疗效、预后）办得到，哪些事情办不到。

　　医生应从技术化生存走向智慧化生存、艺术化生存

　　深化医改需要着手建构医患间的共同体文化，从利益共同体到情感-道德共同体，最终抵达价值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看，医改是一次社会变革运动，是一所人类自我完善的大学校，是生死观、疾苦观、医学观、医疗观再教育的课堂。

　　医改不仅提升医学、重审医学，发现职业价值的原点，同时也会成就医生：重新发现职业幸福。医学不仅是科学，还是人学，不仅追求有效、有理、有利，还必须有根、有德、有情、有趣、有灵。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而且是身心灵的和谐。救助不仅是技术救治，还是心志的拯救、灵魂的救赎。医学的目的不是生老病死的阻断，而是人类疾苦的安抚与修复，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医生不仅是技术动物、商业动物，还是道德动物、精神动物，从敬业到乐业，从诚信到利他，从友善到行善，完成学术智慧与精神追求的统一，从技术英雄变成沟通、协调高手和健康传播能手，从技术化生存走向智慧化生存、艺术化生存。

　　医改不仅要讲求生之德，也讲求死之德，提升医家之德，也要提升病家之德。病人从医改学堂毕业，生死观、疾苦观、医疗观会更加豁达，更培育出对生命的敬畏、悲悯、对医者的感恩情怀，对疾苦的恩宠与勇气，预防意识更强，适宜医疗成为常识，对医学的期待当更加客观、务实。

　　总之，作为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完善的医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它永远行进在斜坡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为资源、制度的缺损配置与职业目标、国民诉求无限提升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遗憾。而道德的自新与人性的升腾也是不断觉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