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前段时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央高层和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阅读热潮，王岐山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此书。十字路口的中国似乎很希望从这本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
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存在三种通往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第一种方案来自英国，特点是重视自由胜于重视平等。由于保存有较为完好的贵族制度，所以在英国，通往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英国而言，扩大享受自由权利的范围，是在一点一点地完成，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第二种方案来自法国，特点是重视平等胜于重视自由。始于十七世纪末期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使法国的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品格，取而代之的是王权专制和行政官僚。这时贵族仅仅是作为食利和特权阶层而存在，王权和依附其上的行政组织成为社会依靠的唯一对象。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社会原子化，民众直接面对国家，当然也把所有希望和怨恨都给予国家。集权制度还使得知识分子不是从事实际的政治，而是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甚至构建了一些革命的话语。这时的法国，不但失去了自由，而且并不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却盛行，这一切使得大革命变得很难避免，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民主的法国，而是平等和专制并存的法国，从此法国开始了漫漫的祛除专制和找回自由的政治历程，托克维尔一生的从政经历以及政治思考，都是在为此而奋斗。
第三种方案来自美国，特点是对平等和自由都给予了均等的重视。这里没有专制君主和贵族制度的困扰，一开始就能基于平等的原则立国，而美国人又继承了英国政治的传统，懂得自由的宝贵和用制度维持自由的技艺，而一个保护自由的精巧的政治制度才是美国开国者最杰出的艺术和贡献。而这一点，显然与英国的贵族制度、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宗教传统等是一脉相承。
这就是托克维尔时代已经发生的三种方案：那就是英国的“贵族+演化”道路，法国的“专制集权+革命”方式，和美国的“宪政民主”立国。
但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处异常重要地提到了第四种方案的可能性，“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旧制度下，是否也有君主能够看清历史大势，培育改革环境并果断实施改革而避免革命，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而真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这种变革方式要优于人民民主主权名义下的大革命方式？因为前者能够发展成为自由民族，而后者则使得专制像恶魔一样缠住法国。
可惜，法国的君主并无这个政治智慧和预见性，但是后来有的专制君主或者专制领导人却从这里吸取了教训：为了避免革命，必须实施改革。历史表明：这第四种方案在很多有着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成功了，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实施这种改革却失败了。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总结了七大教训：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二、经济繁荣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当今的中国与当时的法国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有着更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缺乏中间阶层，行政组织成为社会唯一的依靠，民众被原子化把所有希望和怨恨都给予国家，知识分子无法从事实际的政治只能构建抽象的话语。这或许是此书在中国受到热捧的根本原因，当今的中国或许只能吸取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积极寻求第四条道路才能成功的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但当今的中国有着比当时的法国更优越的条件，那就是中国已经从君主专制甚至个人专制中走出来了，走向了集体领导。十八大后习近平顺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更使我们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充满信心。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成就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人民富裕了，经济繁荣了。现在看来，三十多年的改革、甚至从建国以来中国的最大成就恰恰是在政治上，而非经济方面，就是中国成功的走向了非世袭的集体领导。
而经济方面的成就与其说是经济改革、私有化的功劳，不如说是科技的功劳，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功劳。但弊端却是形成了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两大核心的盘剥压榨人民的体制，另外就是，贫富分化严重，人民道德沦丧精神空虚。
未来的中国除了中央层面继续稳健的前进，更重要的是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问题。事实上，地方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越来越形成了那种落后的封闭的世袭化的体制，成了当今中国真正的特权和食利阶级。
许多人常说，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好的，只是到了下面（地方）被搞歪了。如何避免这一情况出现，让地方父母官真心为民服务？我个人认为应该将目前的乡镇选举提高到县级这一层面，因为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上，只有县级以上才有完整的行政职能，乡镇是不具备的。因此县级才是真正的中国行政体制的最小单位，只有在这一层面真正搞好了选举，让地方父母官真正为民所选才可能真正为民服务，指望那些上面内定的或官二代们是不行的。
说到选举，我先要批评一下西方人的选举，西方人的选举是相对公平、公正的，问题主要出在候选人的产生，西方的选举候选人的产生是由民选机构推荐的，但其中的合理性依据在哪里？如果候选人的产生都没有合理性依据，那么这样的选举有多大意义呢？比如，像美国这样的有二亿多人的国家，人民只能从二个候选人中选举出一个人当总统，如果二个候选人都不合适呢？
我觉得还是孙中山先生的方法好，孙中山主张通过类似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的方法产生候选人。因为候选人必须要有能，而有能最起码的是你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比如，想当一个县的县长，你起码首先得对该县的地理人文特征、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吧，如果你对该县一无所知就当上了县长，那不是将县长这个职务当儿戏吗？
考试的方法主要是选能，当然考试究竟能不能真正选出有能力的人与考试内容的合理性有很大关系。比如，像古代的科举制，考些诗歌、经书之类的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选出真正适合做官的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在现今，如果考县长，你的考试内容是一些高深的数理化或音乐美术等内容那肯定是很不合适的，但该县基本的地理人文特征、历史文化知识却是必须具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内容就是“施政纲领”，即写一篇你当了该县的县长会如何施政的系统性文章，这是最实质性的东西。
每五年由总书记或总理亲自督考，对泄题者、作弊者一律严惩，通过考试的方法在每个县选出十名（数量可以根据实际变动）候选人，然后由这些候选人组建具有竞选资格的政党，由这些政党宣传各自的“施政纲领”，最后由该县人民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自己喜欢的县长。当然非候选人也可以组建政党，提出并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但这类政党不具备竞选资格，只能作为储备性资源加入到候选人组建的政党里面。当然这类政党都是地方性的、县级意义的，所以中央不必担心放开党禁之类的危险。通过考试的方法是选能，人民选举则是赋权。
通过考试的方法产生候选人可以避免现今的乡镇选举常选出一些“黑老大”的事例，可以让真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做官。
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选举传统的国家，人民缺乏民主选举的基本训练，社会也缺乏相关的成熟的民选组织。如果突然全国范围内放开报禁、放开党禁，确实很容易导致大混乱、甚至大动荡。但如果在县级领域，由点及面逐步展开的话，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好办法。
按袁剑先生的说法，中国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加入美国体系的过程。这三十几年美国体系基本上是扩张，中国这三十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受益于美国体系及其扩张。但自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一来，美国体系开始收缩，美国体系的两翼——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顿甚至衰退。美国体系的收缩其实也已经对中国这样的美国体系的边缘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只不过我们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在勉强支撑而已。但大规模的投资只会让本来已经过剩的产能更过剩，大大增加各方面的债务，在四万亿投资之后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其实已经走不远了。
现今科技很发达，并不是粮食不够吃，生活物质不够用，可为什么很多人过的很辛苦，而少数人则天天花天酒地呢？正是由于少数体制内的人过多的占用了社会资源，而大多数体制外的人则难以分配到社会财富。只有通过根本的、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改变现今的官员产生、任命、考核等办法，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真正让利于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想像看，当有许多人民都为本地方的发展建言献策，而地方官员又是真正由本地的人民选举的综合采纳的广大人民的建议时，地方的发展想搞不好就难，地方的许多问题都会自然得到治理，地方的许多矛盾都会自然得到化解。当中国的所有县都搞好了，我们还用担心整个国家会搞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