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皋所著《武陵土家》历史冰箱中的奥秘
1.文化源头
武陵历史冰箱的最深层是考古人类学家打开的。巫山人的出土说明中国历史的第一笔要从此地写起。从云南元谋到四川巫山这一带具有古代猿人栖居的一切条件，巫山更是完善，这里多有天然盐泉涌出。盐能为人脑发展提供14种微量元素，是从猿人到人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发现“巫山人”的大庙一带在长江之南与建始为紧邻，中国“人猿揖别”的礼仪坛场应有一处在武陵。
巫山、武陵山都是南北走向的山脉，本来把古四川盆地团团箍住，长江、还有清江，都是夺路东下的。三峡南北两岸纵深地带，分布了许多小河谷，小盆地。瞿塘以东，巫山以西，百里江段，水势平缓。考古学家都知道，这种小河谷、小盆地、平缓江岸对人类特别友好，最宜于古人类栖居。巫山人的出生地距中原很近，必然较早到达中原。元谋人即使有意“逐鹿中原”，也不如巫山人便捷。
前章《民俗宝库》的全部内容，都可作为此地曾是文化源头的证据。文化源头具有产生某些古老民俗的条件，古老民俗在其原生地特别“服水土”，特别具有生命力，因而能顽强地持续流传。
2.巫戜初基
《山海经》中的“巫戜国”，或曰：“戜民之国”，首先以盐致富，达到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行有余力，乃得发展文化。这个“戜民之国”，因大溪文化之发现而得落实。比距今6300——5900年的大溪文化更早，距今7420±100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文化”，也在武陵地区发现。这些文化早就进入中原，影响了仰韶文化和往后的“煤山类型”文化——而不是中原文化影响这些文化，我们往常的“思维定势”须倒过来，重新试排先后，才能真正认识武陵地区古文化的意义。
任乃强先生最先注意到大溪文化遗址中每有大量鱼骨，必是用盐腌鱼殉葬，所以此地附近必早有丰富盐源，而巫溪大宁河盐源恰可满足这一条件，“戜民”之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在任乃强先生《说盐》一文中考证精详，有说服力。任先生似乎不曾注意：戜民完全可能是最先用铁的民族。戜民之“戜”，写法稍变，加上金旁就是繁体铁字“鐡”。就在《山海经》中有言：“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海经第五·中山经》），铁山之数为铜山之八倍，中国完全可能是一个用铁先于用铜的国家。(戜民之所以富，不仅因他们有盐，而且因他们有铁。巫戜之民也是土家先民，所以我们可以说土家很早在文化上领先。
3.始制文字
殷代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用锋利工具剖在甲骨上，肯定是青铜时代以后的事物。更早的文字应该是陶文，人们只要开始制陶，便知在泥胎上刻划非常方便，所以西方最早的文字就是刻在泥版上的巴比伦楔形文字。199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转载《文汇报》8月3日消息：我国文字起源又推前两千年——宜昌发现最早象形文字。邓辉先生在其近著《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一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53页）引用了此项发现，称之为“大溪文化宜昌杨家湾遗址中刻划（文字）符号”，认为“它比仰韶文化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更接近于商代的甲骨文字”。这项发现是令人惊喜的。
土家先民拥有一切条件首先创造文字。土家本来就在中华文化的胚胎之乡生息繁衍，有更多机会领先创造文化——包括文字。土家先民巴人是一个“行盐”的民族，大范围供应人民必不可少的巫盐，这种“商业”的需要促进了各种符号的发展乃至创造文字，正像欧洲古代文字之发展得力于经商民族腓尼基人一样。制盐的技师很早获得神性，发展出巫盐产区的巫文化。高辛氏神巫“绝地天通”，垄断了沟通人与神的特权，他们必然热心创造一种“工具”来行使这项特权；为此努力创造文字。文字之创造和语言之统一辅车相依，互相促进。巴人行盐区域广泛，当时各地语言必不统一，所以需要一种跨语言的符号文字，正像全世界都懂阿拉伯数字符号的意义，但读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仅仅在于：阿拉伯人只创造了10个跨语言符号，汉字却是数以万计。由于汉字这个强大工具的沟通，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凝聚，促进了语言的统一。所以，从“泛巴”意义上的巴域（大巴山、大别山即“巴山”以南，南岭以北）很早就形成了“上江官话区”，即“巴域普通话”，再沿从西南到东北的“中华语言畅通线”，带动全国语言的统一。尽管土家南部至今还保持古老的土家语言，也不会妨碍土家北部的先民创造语言符号文字，连语言也融入“巴域普通话”中。要不然，《楚辞》就不能让全国人读懂，《诗经》中居十五国风之首的《周南》、《召南》，分明出于巴域，更不能让全国人读懂。
文字的问题很复杂，但巴域文字符号既已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长阳香炉遗址又出土大量卜骨卜甲，土家先民对甲骨文的“知识产权”，不妨先行申报。
4.高阳故里·祝融
古国·彭咸旧居。我国文化事业中启动了一项巨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打算把这三代的断代问题弄清，取得共识，这很有必要。其实三代以前的“五帝”也并不完全混茫，只是以往寻找中国文化源头的“大方向”被外国学者误导往西北，以致愈找愈混茫。华夏文化的最重要上源在巴域，正像埃及文化的上源在努比亚。我曾斗胆提出“三巴寻五帝，百越探三皇”，在元谋猿人已经证实，巫山猿人越来越接近证实的时候，我不禁还要加一句“南中隐大荒”。
距今5000年开始中国的五帝时代。如果我们正确理解并老实接受屈原在《楚辞》中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当然该相信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zhuān xūn）是出自武陵地区，兴山城关旧名“高阳镇”并不浮夸，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并非谬引中原古帝以自重。若按拙见，高阳之后的高辛氏也出自本地区，黄帝母系氏族西陵氏也出自本地区，所以中国五帝，有两个半出自武陵。五帝之中，至少“黄帝、颛顼、帝喾(kù)”是共名而非专名。例如“颛顼”，去掉其“面具”——“页”，立即显出“耑（duān）王”，分明就是武陵地区流传至今的“端公”——半人半神、“绝地天通”的巫。
历史上相当活跃的“祝融氏”，人们但知其活动的大致范围偏南，时间从五帝始，其中一些姓被夏所灭，一些姓被商所灭。这个氏族，有无一个发祥地？似乎无从深考。其实“祝融”就是“祝庸”，庸的地域是可考的。我们以前都知鄂、豫、陕边区是古“上庸”地带，即庸国故地，《施南府志》、《利川县志》在“沿革”记载都叙隋大业初曾一度改施州旧名“清江郡”、“亭州”为“雍州”，这个改动，不为无因，使我们知道施州一带，曾为庸国故地，庸国曾是地跨峡江南北的大国。难怪周武王纠合巴师八国伐殷，庸为八国之首；也难怪楚国兼并庸国之后，立即强大起来。屈原《离骚》第二句说“朕皇考约伯庸”，他的父辈就是庸国君长，或者说至少代表楚国坚临庸国。楚国芈（mǐ）姓王族来自百越，楚国基本群众是以庸国为首的巴人。庸国也有大量人民迁入
中原，建立鄘国，所以《诗·鄘风》中出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就不足为奇。有学者说楚国先世的“鬻雄”即“祝融”，当然也是“祝庸”。若然，则楚国王族本当姓“芈”，又说姓“熊”，其实也不冲突。来自百越的王族姓芈，来自庸国的王族姓熊。祝融在上古是高辛氏的“火正”，武陵各县遍布“火神庙”，容美土司地区到顾彩访问时还保留“改火”古俗，是否与这祝融古国有关，值得深思。
屈原《离骚》最后一句“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彭咸之居”在何处？我在拙作《巴师巴国考》中最感困惑的就是这一点，现在看来，有望理出头绪。有学者认为湖南土家就是彭人，很富于启发性。湖南土家供“三驾马车”的神：“彭公爵主，向大官人，田好汉”，彭公爵主大有可能是《山海经》中十巫之一的巫彭，是祝融八姓中的彭祖。巫彭的领地应该在武陵的南畿部。难怪彭水就在本地区，唐人甚至称施州蛮为“彭水蛮”（《宋史·蛮夷传》）。
巫咸有无领地？《后汉书·南蛮列传》有关“巴郡南郡蛮”故事中的“务相”，大有可能即巫咸。人们以谐声识出“务相”即“向大官人”乃至“向王天子”，我们也不妨以谐声识出“务相”即“巫咸”。巫咸也是《海经》中十巫之一，屈赋中多次提到，“级别”颇高，贵为“向王天子”，也无不可。巫咸之“咸”即盐味之咸，巫咸本当是善于制盐的神巫。“务相”被立为“廪君”费解，这“廪君”可能是“靈君”或“臨君”之音讹。靈字金文有作()形的，此形上下三部可与“廪”对应，臨和靈在古代都与盐字相通。务相曾与“盐水女神”打交道，这在《离骚》中正是“求虑妃之所在”。虑字上为虎形，下面的“必”字是盐卤字中象盐形的※，合起来正是土家图腾“白虎饮盐泉”。清江流域是巫咸旧居。
5.为土家找回屈原和王嫱
对武陵土家而言，峡江并非不可飞渡的天堑。夔州施州，巫山建始，自古时分时合；巴东秭归，至今跨江设治。前文更说到周以前的古庸国就地跨峡江南北。屈原的先人曾是庸国首领；他的籍贯秭归乐平里，从来没有受到有根据的怀疑，有什么理由可说屈原不是土家人呢？1998年夏我有幸参加三峡文物保护考察，同行的长办考古工作者林春同志惠告：在屈原故里作考古发掘，没见到任何楚文化迹象，不知屈原是何方来的“外来户”。她说时透着扫兴，却令我欣喜过望：没有楚文化迹象，不正表示屈原故里是巴文化区、屈原是土家人吗？自有《楚辞》以来，屈原就受到不公正待遇，大家一方面敬佩他的人格和文格，却同时认为他一开口就说假话，说他自称“帝高阳之苗裔”是吹牛。不言而喻，这里含有民族歧视，似乎土家人中不可能出现一个“帝高阳”。这个案
得翻过来。缺乏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面读懂《楚辞》。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民族歧视早在楚国统治集团中就已存在。出身庸国后裔的屈原并不能被纯种百越的芈氏王族看重。连出兵打仗都有区别。春秋时期搞“礼乐征伐”的文明比武时，只有来自百越的“嫡系部队”例如“若敖之六卒”，出头露面；到战国时期“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时，才“重用”屈、景、昭三姓。屈原大概还不太懂“民族歧视”内涵，一厢情愿忠于楚国，简直白费精神。我为屈子不平，在游秭归乐平里时曾题一诗：
见说王畿宅旧许，
谁怜帝裔降归州？
中军自有若敖卒，
屈子空怀郢路优！
王昭君之在兴山出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她决不是仅仅因为面貌生得美丽就被征入汉宫的。她至少是精通胡乐的音乐家。用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在当时的兴山学胡乐只能是天方夜谭。但那时的兴山肯定与今不同，在汉代完全可能还是巴文化的中心地带，王昭君从小应该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当时的汉元帝也算得一个比较合格的皇帝，他选派昭君去担当“和番”重任决不会轻率从事。历史也证明昭君完成了任务。现在已经知道，昭君一家三代，包括亲戚，都曾献身于汉匈两族的和平事业，甚至不受改朝换代影响。昭君的两个侄儿王歙（shè/xī）、王飒在王莽时期还出使过匈奴，立功封侯（事见《汉书》九四下《匈奴传》）。在昭君时代，巫溪香溪盐产仍然旺盛，盐道必也畅通。昭君要到长安，也不必按现代人之想当然——要昭君出西陵峡再寻路进京。那时只要沿
香溪北上，翻过神农架东麓，很快就可到达房县或保康，再乘船坐轿到长安都直捷。
同样，屈原要到汉北、鄢郢，沿香溪古盐道而行，也很方便。现代公路，由房县到秭归，大概也遵此线。我曾走过一遍，故尔稍有实感。不能小看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加上一些与之平行的古代南北通道，例如巫山大宁河谷等，正是古代巴人弥漫式地、和平地进入中原的通道。巴人，或以族源而言，百濮，首先占领中原，成为最早的中原“土著”，然后羌入中原，带来彩陶，形成仰韶文化；百越最后入中原，带来黑陶，形成龙山文化。我们为土家找回屈原和王嫱，顺便也找到一条重要的古代南北文化通道。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明夏、商、周、秦、汉都起于东南，也就是这些朝代的统治集团都来自百越。楚国芈姓王室也来自百越，他们进入中原之初，屡遭夏、商、周排斥，最后与巴人结合，才在南阳盆地站稳脚跟，楚国兼并屈原先世所建的庸国之后，才真正强大起来。
据说：有些地方的土家人在跳丧时，不论识学与否，都还会唱屈原所作《九歌》的《国殇》（张正明《土家族研究丛书总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可见土家人并未忘记屈原，也许无须“找回”；倒是学术界该捐除成见，承认事实。
6.汉宫·楚宫·土家吊脚楼
中国建筑，到汉代就渐趋成熟。汉朝是楚人建立的政权，即使“汉承秦制”，但须知“秦学楚规”，春秋诸国，都学楚宫，秦也不例外。所以汉承秦制也是绕了弯子的“汉承楚制”。汉朝建筑，遗存无多。楚宫更是泯灭，杜甫在其《咏怀古迹》中曾叹息：“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楚宫是否全然泯灭了呢？在我看过一些土家吊脚楼之后，我认为这就是楚宫的活化石，曾写了一首诗回答杜老：
巴峡何方觅楚宫？
舟人指点有无中；
层轩曲槛依然在，
但越巴山又一重。
1988年我参加三峡文化保护考察到巴东楠木园，那里仅有一座民房被当地文物部门认为可能是土家吊脚楼，但外貌并不“典型”，所以无把握。前文第五章已经谈过我登上阁楼发现正屋脊与厢房脊交接处的“伞把柱”，是典型的土家构造，证明唐元稹诗中所提到的巴东“阁栏头”并非虚语。阁栏头的分布不会到江南戛然而止，江北肯定也有——说不定我们将来到江北能发现土家吊脚楼。楠木园这座外貌并不“典型”的土家吊脚楼大有保护价值，它是土家建筑文化分布范围的标志，也是土家整个文化分布范围的标志。土家吊脚楼正是楚宫汉宫的活化石。谁要“克隆”楚宫汉宫，不妨到土家吊脚楼中去寻找基因。
土家吊脚楼是井院式干栏。井院来自黄土地区的井院式窑洞，干栏是西南各族的人居共同形式。井院式干栏恰恰是华夏建筑文化和巴域建筑文化的融合，从建筑上反映了楚文化的构成，因而也反映了继楚而起的汉文化的构成。从武陵往西南，在建筑上我们可以看到华夏基因的逐步减少。曾是“长沙武陵蛮”的瑶族和与之紧邻的壮族干栏不再有围合趋势。侗族不再保持“明间”而在山面置梯开门。僾尼族强调中柱，简化构造而多用竹用草。西双版纳傣族竹楼就很少与华夏建筑有共同之处而成为功能明显的“住人机器”。对干栏而言，我们是在“倒叙”——沿干栏建筑史的历史长河上溯。窑洞之发展自有序列。干栏与窑洞的融合，在武陵最为完善。
土家吊脚楼在功能上、构造上、外观上都是集华夷之大成，土家族是一“建筑大族”，其建筑上的成就不亚于藏族。我们应该像保护布达拉宫遗产那样来保护土家建筑的精品；对大片土家吊脚楼群的保护应该扩大到区域环境保护的新课题。
7.行军秘径
在中国的战争史上，武陵并非“兵家必争之地”，却常常是兵家必“经”之地。从秦朝用“断楚右臂”的策略开始，有的学者如林奇先生，就认为白起攻楚的进军路线应该经过武陵。刘备伐吴，主力进退都经过此地，父老能确切指陈，刘备猇亭（xiāo tíng）战败后就取道建始经“黛溪”（大溪）过江到奉节。蒙古灭宋，又重演了一次秦灭楚的故伎。谁要忘记这条秘径，准定吃亏。宋伐孟昶（chǎng），明代明昇，都取道鄂西，偷袭成功。后世张献忠主力，李自成余部，川楚白莲教，天国石达开，都曾是这一带的过客，表示农民起义军善于利用这一秘径，进行隐蔽。甚至解放军二野入川，主力都曾横穿武陵。唯独抗日战争，仰赖中华列祖列宗威灵默佑，中国人福至心灵，居然记起了历史教训，坚守武陵，没让日寇轻易假道入蜀。
中国历史上这么多的威武雄壮的演出，都以武陵为“跑场道”。但武陵不愧为历史冰箱，善于为历史保密，演出一完，幕布下垂，再也没人记起这条跑场道。人们若认真发掘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会触
发多少忆昔感今。
8.从逋逃薮（sǒu）到抗倭堡垒
为逃避暴政、逃避奴役，躲兵、躲匪、躲债、躲罪……而逃入武陵地区，是这一地区很特殊的现象，“冷藏”了不少历史事迹，增加这一地区的神秘性。陶潜《桃花源记》，并非全然虚构，肯定有历史传说为根据。正是武陵地区，为人们，特别是楚人，提供了既方便又安全的“逋逃薮”——“寻得桃源好避秦”。
宋亡，遗民逃入武陵地区者无纪。我们到咸丰官坝龙坪，那里有不少陆姓居民，自称陆秀夫的后代，这就表示确有宋遗民进入这一地区。但不免付出代价：从此隐蔽，不令世知，装愚守拙，无所作为。
明亡，大量明遗民逃入武陵，有些留下了姓名，例如，文安之、熊汝学、张京、陈正言，都是有功名有地位的人，载在《施南府志·流寓》。其中文安之是个非凡人物。他本以被罢官回家，以后再也无意仕进。遭“国变”，到顺治六年（1649）挺身而出，参加抗清。这时李自成余部也大量涌入武陵地区，与南明合作；文安之多方与这号称“夔东十三家”的农民起义部队联系，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居然纠集了“十六营”兵力，进攻重庆，事虽失败，文安之不愧为民族英雄，不亚于文天祥。但他不幸是在武陵这个历史冰箱中活动，他的事迹也就被“冷藏”起来。
武陵地形复杂，林深箐密，特别容易躲藏。尤其是洞穴，是藏兵、藏匪、藏人的胜地，不知有多少令人称奇的故事。利川有个洞，藏了“白莲教匪”数千人，以躲避官兵屠杀，但最后都被官军燃烟熏死。咸丰王母洞村子对面山上的洞口，至今还看得见层层设防的枪眼，一有匪警，全村人就躲进去。我们游览利川“黄桶岩”，那是一个四围陡绝的巨型天坑。我沿绝壁试着往下，连背脊都发凉。不料这里曾有一户人家，为逃避征兵征粮，在坑底住了几十年，解放后才重返人间，为此还演了一出《黄桶岩传奇》。武陵地区民众结寨自保，豪杰占山为王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值得好奇之士去搜罗。
抗日战争期间，湖北三万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和几十万抗日军政人员，一齐涌入武陵地区，充分利用了这个历史上的逋逃薮，避开了日寇的攻击，成功地拱卫住重庆的大门，保护了西南半壁。日寇曾从宜昌石牌要塞正面、背面，乃至从西南大迂回到渔阳关，都不曾动摇这个抗日坚强堡垒。这里不但退可以守，而且进可以攻。1941年，就曾组织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反攻宜昌之役，虽未攻克宜昌，也足令倭寇胆战心惊。至今在武陵地区，到处都不难见到抗战遗迹，供人凭吊。武陵这个老资格逋逃薮毕竟继明朝出兵抗倭堡垒。土家人慷慨地出丁、出伕、出粮，为抗战作了巨大贡献。
我的初中同班同学李兴臣，在反攻宜昌之役中身任连长，为国捐躯，我曾为他题诗于宜昌三游洞：
下牢戍接石牌关，未许狂倭正眼看。
天凿夔巫通楚蜀，地倾英烈保西南。
猿声久共炮声断，烟雨难随泪雨干。
故垒残旗何处识？翩跹神女舞苍山。
武陵土家这个历史冰箱中，不知还冷藏着多少奥秘，有待人们去发现。大家都知道，汉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主体，楚文化是汉文化的前身，巴文化是楚文化的基础，土家处于巴域的核心部位，本当是文化热点，却被冷藏得严严实实。这个历史冰箱如何形成？实在也一言难尽。我们行文到此，无法回避这一疑问，只得勉力提些简单看法。
首先当然是地形封闭。这里南北东西，都有高山大壑，众多尚未归化为“山民”“峒蛮”的人，只能望而却步。武陵四周，田原丰美，非绝对必要，人们不会冒险犯难，进入此区。
其次，这里本有盐源，能够发展原始的交易，促成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土家腹地的清江盐源，过早枯竭，经济萎缩，文化也随之衰落。
第三，边沿地带如巫山、郁山（彭水）盐源，本可继续运济中心地带，保持盐道畅通。但后起的盐源如海盐和自流井、贡井盐抢得了市场，巫盐郁盐都失去了竞争力，退出了市场，盐道因之湮塞，这一地区与
外界的沟通几于断绝，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陷于停滞。
第四，蒙元和满清两朝的文化封杀。这一点只要从夹在两朝中间的明朝的政策便可不言而喻。明朝力主兴办教育，从开发民智入手，连土司子弟不读书也会失掉继承权，这无疑会激发活力，促进发展。明朝的政策反映元朝对此地之漠不关心，只作羁縻，听其自生自灭。这一地区曾是宋朝抗蒙前线，人民未必对元朝倾心向化，难邀元朝眷顾。何况蒙古人自己也无长治久安打算，一味鄙弃文化，更不会关心别的民族之文化开发。清朝以200万的满人统治一个6000万人口的大国，本来就惴惴不安，整天忙着巩固政权，无暇他顾。而武陵一带，大量涌入明朝遗民和李自成余部，与南明政权保持联系，甚至联兵进攻重庆。明遗臣，抗清英雄文安之的幕客宋某，直到康熙四十二年顾彩访问容美之日，年八十余，还窝藏在田府。后来有一些利川人，即使不公然造反，但长期不
奉清朝“正朔”，直到康熙二十一年还用“大明”国号，也可谓桀骜不驯。一到吴三桂“倡乱”，又纷纷接受“伪封”，伺机“蠢动”。这一切，瞒不过有清开国几代英主，一到雍正末年，腾出手来，立即从容美土司开刀，改土归流。此后改设流官，虽也宣扬“王化”，但作为文化水平标志的“学额”却明显歧视。道光《施南府志》卷七所载施南府各县学额：恩施15名，宣恩2名，来凤3名，咸丰3名，利川4名，建始8名。我手头仅有的《黄冈地区简志汇编》，其中《英山县简志》（英山县人民政府编，1981年1月版）127页载乾隆三十七年“岁科两试，向例每试文童入县学者十二名”，两试相加，是二十四名，比施南府任何一县都多。英山是鄂东山区穷县，与鄂西山区各县有可比性。鄂西山区所受到的歧视十分明显，武陵其余各县情况恐亦相同，这是武陵地区“落后”的“近因”，其作用在清朝“与国同休”，长达300年。
武陵这个历史冰箱，对土家同胞是不幸、不公平；但对整个中华文化而言，却算得不幸中有大幸，这里几乎原封不动地冷藏了难以数计的历史奥秘，让我们容易通过“时间隧道”去觇（chān）视我们民族的童年。现在情况又有大变，随着三峡工程之加速进行，武陵周边都在迅速升温，这个历史冰箱行将解冻，真正时不我待，对武陵土家文化之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都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