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农耕文化发祥地揭秘（一）
蚕丛带来了古蜀农耕文化
穿越四千年的历史时空，当我们飞过三星堆与金沙那鱼凫王朝的城垣，漫游双流牧马山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你一定能领略到这里历史的苍茫与浑厚；在这片大地上，你毋须翻透浩繁的史册，也毋须拾取那些历史的、文明的碎片，你就能感到晨钟暮鼓般的恢宏与旷远；在这片大地上，当你看到古蜀先民们半牧半耕的情景时，你就能感到“天府之国”已在他们的建设之中；在这片大地上，当你看到蚕丛和他的部族从养蚕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漫长演进时，你就能对脚下这片熟悉或不熟悉的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多一份崇敬与膜拜……
中国文明是多源头的，因而农耕文明也是多源头的。传说农业生产是从4300年前的后稷开始的，传说后稷是中国的“五谷始祖”，但河姆渡遗址却半坡遗址却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在后稷之前；同样，经过众多史学专家研究，在4500年前，古蜀就有了农耕文明的发韧，这也在后稷之前。也就是说，在古蜀蚕丛时代，双流就有了农耕文化的发祥——它发射出遥远而灿烂的辉煌。
蜀祖蚕丛王是何许人？蚕丛的形象：他长着长长的眼睛，头上挽着高高的髻，穿着青色的衣服，衣服左边是开了衽口的，他曾住石洞中，过着穴居生活。
蚕丛定都瞿上就在双流牧马山：古蜀蚕丛与双流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曾在双流的牧马山瞿上城称王。
蚕丛部落在双流的定居：他们在双流牧马山定居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双流牧马山的喀斯特地貌有天然的溶洞可供穴居，山上的沙岩也便于挖洞；一方面，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山地平坦，便于游牧，也便于狩猎；再者，这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便于农耕与灌溉，牧马山上也便于栽桑养蚕。双流是古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四千年前的古人遗骸——来自古蜀先民无言的诉说
古蜀文明的又一发祥地：在以中原文明为正统的历史前提下，在不少流传的观点下，蜀地历来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其方明上的“开化”，则是秦惠文王灭蜀（公元前316年）以后，随着蜀地被中原文化渐渐同化以后的事情了。他们认为：“这是首次在双流发现的早期遗址，为研究双流的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据。土坑墓及骸骨的发现，为人们研究宝墩时期民俗及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双流文化底蕴的挖掘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价值。
从狩猎到农耕，古蜀先人生活幸福：在对古蜀先人以及出土文物的研究中，一些细节展示了古蜀时期双流先民生活的文化程度。双流曾是我们古蜀先民集中居住之地，更是古蜀文明的一个发祥地。在对祖先丰功伟绩的赞叹和追忆中，我们或许将看到这样一个画面——这是几千年前阳光普照的一天，一个正逐水草而居的古代部族无意中迁徙到了这片大地上。呵！土地是这么肥沃啊！物产是这个丰富啊！非常适合生存的环境留下了这支部族，他们不再迁徙，他们定居了下来，渔猎采摘，繁衍生生不息。自此，广都的热土上注射进了文明之光。
广都樊乡 战国时代的人间天堂：相传当年蜀王率领部落沿着河谷一路来到广都牧马山，此山虽小，而冈阜萦回，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环顾四周：高山环抱，沃野千里。蜀王叹道：可控制平原，山上又好耕种，足以自给，此乃立国之地矣。随后，蚕丛王就在牧马山安营扎寨，命名为“瞿上城”，并在此称王建立蜀国。据史料记载，蚕丛王率部落在此，开荒养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展生产上，生活幸福。蚕丛以农桑兴邦，开蜀地百代鸿业，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
文明富集之区：巴山蜀水，种灵毓秀，从高原、土地、峡谷到盆地、丘陵、平原，从江河湖泊到温泉瀑布，双岩溶地形到丹霞地貌，一应俱全，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到了战国时期，成都平原便有了“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美誉之词。
远古农业之国：有书记载，在手工业领域，古蜀最富有传统的是纺织业。从最初的“锦”到汉代闻名天下的“蜀锦”，古蜀先人功不可没。在战国时代，蜀地的养蚕、织锦已有相当规模。
蜀人的祖先，从“教民养蚕”的蚕丛到“教民捕鱼”的鱼凫，到“教民务农”的杜宇，再到治水的开明，没有一个不和农业生产有关。
蜀祖蚕丛率部族到今天双流牧马山必倒拐后，过惯了迁徙生活的族在蚕丛的引领下逐渐定居下来，发展农业生产。
蜀祖蚕丛 教民养蚕：话说蜀祖蚕丛率部族众岷山石室中走出来后，定居在今天双流牧马山九倒拐，从结束部族迁徙，开始了穴居生活，开始注重解决“吃”和“穿”这两个问题。
关于“穿”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蚕女娘娘的传说说开去，虽然蚕丛“衣青衣”和教民蚕桑的事远在蚕女娘娘之前，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古蜀先民是如何以蚕兴邦的。
关于“吃”的问题。当时，维系生命的还是野果和狩猎，由于部族有了领地后，原有在牧马山九倒拐的野生动手随着猎狩的削减和狩猎的稀落而面临挨饿。看着族人们瘦弱的身躯和逐渐变成“菜色”的脸，蜀祖蚕丛不免悲从中来，一直在寻觅一种能缓解族人挨饿的办法。
蚕丛之前的古蜀原住民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自从蚕丛带领人迁徙至些后，逐渐发展农耕。
关于“吃”的问题，不得不说是的“盐”的事。盐是生命的必须，在“吃”的东西里没有安的话，人是没有劲的，不仅无法干活，也无法生存。
双流是古蜀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蚕丛教民农桑看丝绸之路之历史发端
提起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塞外的大漠戈壁，往来商旅踏着月色星辉、伴看单调的驼铃跋涉。或许你还一知道，早在那条举世闻名的西北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已经有另一条民间商道在悄然进行着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就是古蜀西南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是蚕丛部落贸易的开始，双流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最后驿站。
蜀王蚕丛氏在双流九到倒拐“教民养蚕”，引起了古蜀丝绸的兴起。
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是大夏人“往市之身毒（印度）”的记载，足证很早就有蜀人商贾前往印度从事长途贸易，而丝绸的西传，自然也离不开这条古道和往来活跃在这条古道上的蜀人商贾。
古蜀丝绸在世界各地传播，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并由丝绸的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从一个重要方面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各个文明区的交流和互动，不仅对于中国认识世界和世界认识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和西方古典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而卓越的贡献。
双流是全国闻名的辣椒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中国辣椒之乡”。在双流众多辣椒品种中，以“牧马山二荆条”最为有名。色乌红，个修长，健嫩、肉厚、不走籽、味悠长、辣度适中、温胃健脾、爽口提神、宜佐酒、佐餐、椒中富含维C、维A，系椒中珍品，也是馈赠佳品。多少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你可曾想过，就在这普通的牧马山二荆条那乌红的身上，包含了来自古蜀先民四千多年的文化传承。
惊人发现：牧马山二荆条——来自远古的文化传承
蜀王定居必倒拐争夺食盐多战争：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四川盆地虽然富庶，但古蜀先民却遇到了前有未有的挑战——盆地少盐。盐给古人带来了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当时与蜀还有中原诸侯，各部落与诸侯国曾经如此不遗余力地为盐奋斗,勾心斗角,乃至战争。为了食盐，蜀王发动了好次夺盐大战。结果仍然是以极大的伤亡换得部分食盐，以勉强维持生活所需。
壮汉负伤农事衰蜀王寻果治族人：话说古蜀先民为争夺食盐，发动了夺盐战争。连年的战事，使族人大量“受伤”，凡青壮年，大多因战而卧病在床，他们也无暇顾及农事，狩猎养蚕只有靠老弱病残。
经过几千的演变,当年救命“辣子”变成了今天闻名全国的“双流牧马山二荆条辣椒”，成了双流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双流有二荆条辣椒”种植面积4万亩，亩产量1350公斤，总产量达5460公斤，总产值达1.5亿元。双流二荆条辣椒现种植域达13个镇，已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前歌后舞 古蜀勇士北上伐纣：话说蚕丛称王后，族人在成都平原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古蜀文明得以继续演进。当然，在巴蜀大地，部族之间常常为权力而发生争斗，战事不断。其时，在秦岭以北的中原大地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古蜀国并没有因为一山之隔而与中原文明阻断想互融合，在双方都有贸易的基础上，古蜀人甚至还参与了推动朝代的更换，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
史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自然就氢古蜀国与中原大地联系了起来。助周灭商，正是古蜀国时代。
据史料记载，蜀人在助周武王伐纣时，排兵布阵十分厅特。每一场战斗展开前，蜀兵都要前歌后舞，看到这个场面，商纣王的军队都感到非常奇怪。而这不过是聪明的蜀军搞的一个蒙蔽敌人的假象，待商纣王的军队放松警惕后，负责攻击的士兵一鼓作气，杀声震天，冲向敌阵，还没有回过神的敌人慌不择路，被蜀军一路疯狂追杀，一败涂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述了“巴、蜀人民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隈，战斗中歌舞，气势磅礴、排山倒海地威慑”等形象地展现了蜀军击败纣王军队时歌舞的情景。这些都说明了古代的巴蜀具有雄厚的军事实力。
成都麻羊 古蜀文明的活化石：话说在牧马山脚下住着一户有家，家中只有一个农妇和一个牧羊女芳，父亲在征战中丢失了生命。母女俩住在几间茅草屋里相依为命。女儿一天天长大，并出落得花容月貌，疑似仙女下到凡间，引得村里的男青年们垂涎三尺。但芳却对这些俗不可耐的青年一点也提不起兴趣，她在等待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家里没有男丁的日子，让母亲很担心。一天晚上，芳将碗筷收拾停当，母亲唤她到自己跟前。
成都麻羊是我国优良山羊品种。双流是成都麻羊的主要产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麻羊”就被载入教科书，1987年和1988年先后被列入《四川省家畜家禽品种志》和《中国羊品种志》,1988年先后被列入“全国畜禽良品基因资源库”，并被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品种。后经养羊界老前辈及专家学者和国际友人的推荐而蜚声海外，是我国公有的被国际粮农组织收录入FAO名录的两个山羊品种之一。如今的成都麻羊在双流胜利、黄甲、公兴等地大量养殖，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麻641464491造富传奇。成都麻羊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安是见证古蜀文明的一大活化石。
橖城踪影——青云酥梨的古蜀基因
果中甘露子，药中圣醍醐。这说是的梨。梨，又称“蜜父、玉乳、快果”。古代称“宗果、山檎”，它不但味香形美，而且营养十分丰富。青云酥梨，双流一个叫得响的农产品品牌，它耐贮存、口感好、鲜美独特。这些，我们都已耳熟能详。但青云酥梨究竟从何而来，人们却知之甚少。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古蜀时代，感受因“梨”而起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远古时代，古牧马山上有一种植物——“橖树”。野生的橖树只能生长在深山的悬崖峭壁上。早春、橖花开满山崖，十里飘香。到流火的七月，悬崖峭壁上的橖树上挂满了一个个果子——“橖”。人就称这满是橖树的牧马山悬崖为“橖城”。相传当看蜀蚕丛王率部落人定居牧马山九倒拐，首先靠狩猎和采摘野果立足。每到夏天，牧马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橖”惹得古蜀先民“眼馋”。可是，悬崖高数丈，峭壁之下，是古代的洪江，沿着峭壁向远方延伸。到了春、冬两季时，白色的急流回旋的清波，映着山石林木的倒影。经常有高处的猿猴拉长声音长叫，声音接连接不断，凄凉，怪异。空荡的山谷里传来回声，悲哀婉转，很长时间才消失。古蜀先民为了采摘“橖”，曾试图通过在峭壁凿眼采摘，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他们只有望崖兴叹。悬崖峭壁上的果子，成了猴、鹰等动物的“美食”。
牧马山的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梨。如今，青云酥梨已是双流特色农产品的一个品牌，人们在猜测，“酥”是否与当初“素”有关呢
黄龙溪 古蜀农桑成熟的印证——从蜀汉粮草大本营看古蜀农耕文化的发祥源起
黄龙溪地属川西平原南麓，几千年形成的大河冲击平原为这里构筑了完善的自然灌溉系统，从牧马山崖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藏品可以判断：自古蜀蚕丛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农桑业，至迟在杜宇王朝时代，这里就曾是古蜀王国的副政中心。古蜀历代帝王，在沿袭蚕丛王教人栽桑养蚕巢丝织帛的同时，带着族人继续狩猎采果、兴修水利，并与周边民族之间有了贸易往来。今天的华阳、黄龙溪一带，在古蜀时代就曾是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场所。
黄龙溪北靠牧马山，东临锦江。据杨雄《蜀王本纪》中记载：杜宇王朝北达汉中，南抵雄耳（今青神峡）。牧马山在青神峡上游，与其南部边界相连，成为了古蜀南部天然的防御工事。锦江作为古蜀时期进出蜀国的唯一水上要道，上可达成都，下便抵南安（今乐山）。进可攻，退可守。千百年来一直扼守着古蜀水道的咽喉，黄龙溪作为成都的天然屏障，极具战略价值。
这里古称武阳，是鹿溪河和锦江的汇流处，流经这里的河道在古代的时候称作赤水。黄龙溪一次次地被毁坏，又一次次地被修复。多灾多难的古镇在一次次地重建中，顽强地抗争，掘强地生存。当然，数千年不变的，还是自古蜀先王蚕丛以来创造的成熟农耕文化，以及其呈现出来的“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桑梓连连”的富庶胜
古蜀茶史与“武阳买茶”——从黄龙溪物化体看古蜀农耕文化发祥地传承（上）
“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古旧是黄龙”。黄龙溪的“黄龙茶”名闻遐迩，至今不衰，使我们不得不佩服古蜀先祖聪明才智，不得不感激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蜀汉时期，黄龙溪就是一个产茶的水乡和茶品交易的市场。当时黄龙溪隶属武阳郡，西汉王褒《僮约》所记载的“武阳买茶”就是指的这个地方。两千多年前，四川武阳茶叶批发大市场，已是中国茶市的历史之最。据此推断，四川的茶叶发展史，当自古蜀国始。
茶作为贡品和祭品，则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中国饮茶历史最早，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早在神农时期，茶及其药及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及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传说茶叶被人类发现是在公元前28世纪的神农时代，《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之说。是茶叶药及的开始。据《华阳国志》载：约公元前一千年周武王伐纣时，巴蜀一带已用所产的茶叶作为“纳贡”珍品，是茶作为贡品的最记述。春秋时期婴相齐竟公时（公元前547~公元前490年）“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晏子春秋》里的这段记载则表明茶叶已作为茶肴汤料，供人食用。
而茶作为商品，则是西汉时才出现。西汉时的四川资中文学家王褒在《僮约》中记载了“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这是蜀人饮茶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在这篇《僮约》里，还提到“武阳买茶“，武阳即今彭山、黄龙溪一带，这说明当时川西一带已有经营茶叶生意的市场出现。
《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味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武阳去买回茶叶。对照《华阳国志.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则可知王褒为什么要便了去武阳买茶。从茶史研究而言，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级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
如今，承载着诸多历史传说的“黄龙茶”，以及在黄龙溪古镇上鳞次栉比开设着的茶店、茶行，依然吸引着远近茶商及普通百姓，并作为馈赠佳品销向全国及世界各地……
蚕丛氏族与“吊脚楼”——从黄龙溪物化体看古蜀农耕文化发祥地传承（中）
在黄龙溪古佛渡半边街和黄龙溪古镇，沿两江汇流布局依河而立“吊脚楼”——一排排干栏式建筑，古朴素秀，造型独特，巧夺天工，把黄龙溪古镇展现得古色天香。那么，黄龙溪古镇员脚楼是什么时候就有的？它的古老历史发生着怎样的演变？据我县古蜀国史研究者熊德成先生称，考察古蜀国史，它应当时古蜀国第一王蚕丛氏在这里居住传承下来的。古代巴蜀是我国古代干栏式楼居的发源地之一。成都十二桥发现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址，已用木桩基础、木地梁、竹木绑扎与榫卯相结合的屋顶。这种房屋底层架空，用来防水、防潮，也可防备兽类侵袭。
“吊脚楼”，这种楼房虽然只有二三层高，但它“吊”在水面，好象空中楼阁，建造并不容易。楼而有“脚”，所谓“脚”者，其实是几根支撑楼房的粗大木桩。建在水边的吊脚楼，伸出两只长长的前“脚”，深深地插在江水里，与搭在河岸上的另一边墙基共同支撑起一栋栋楼房。据记载，吊脚楼的这种构造最早是为了防避毒蛇猛兽的侵扰。蚕丛部落精明能干，他们查地形，择地势，伐木割草，很快在黄龙溪沿河建起了排排干栏式居住房。但是，这种建筑简便的干栏式房虽能防潮、防野兽，避风雨，但却无法抗拒洪水和火灾的袭击。为了适应这里的环境，氐、羌后裔们依势把干栏式房一代一代不断演变，使建筑更加坚固，能防洪灾、火灾。
如今，这些干栏式建筑——“吊脚楼”，已经成为了黄龙溪古镇锦江沿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得益于政府的统一规划，以及蚕丛后裔——黄龙溪居民对吊脚楼的全面改造。(帖子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
双流牧马山古蜀国人的家? 近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5.12”系列特别节目《蜀地探秘》，这档有关金沙、三星堆古文明探秘的节目引发了文化界对四川文化的“探秘热”。
公元前2500多年前蜀王蚕丛定都何处？史学家界有种种推测。近年来，有关专家将目光进一步投向双流牧马山，通过考古、考证寻找古蜀国的蛛丝马迹，并推测4000多年前蜀地就有了农耕文明的发轫，而双流极有可能是蜀地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古蜀人迁徙踪迹，遍及成都平原：蚕丛何许人也？据史料记载，他是“蜀”的化身，是古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在他之后的蜀王有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王等。蚕丛也是中国华夏第一个把山上野蚕变为家蚕，把游牧民族逐步转型为农耕民族的人。
相传蚕丛的部落是一个善于蚕的羌人部族，他们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只能在山崖上凿起窑洞似的“石室”来居住。为了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和养蚕，蚕丛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并在成都平原建立了第一个都城——瞿上城。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说，人们之所以推测蚕丛的瞿上城在双流县境内，主要依据宁代史学家罗泌的《路史.国名纪》中对“瞿”作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之西南二十里。县北有瞿上乡。《路史.史前纪》卷四中又云：“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
蚕丛定都的瞿上，就在双流牧马山：对于古蜀时代的瞿上城，四川著名历史学家李澄波曾作过专门的考证和描述。他认为，瞿上城就在双流县南牧马山“九倒拐”。而且，他实地查看后描述道：“几倒拐”山势特殊，暗藏玄机。
蚕丛定居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牧马山的喀斯特地貌有天然的溶洞可供穴居，山上的砂石岩也便于挖洞居住；另一方面，这里动植手资源丰富，山地平坦，便于蚕丛带领后人从事农耕浇灌和栽桑养蚕。
考古新发现，为推测提供实物依据：长期以来，支持“瞿上城在双流”的相关典籍，仅是些零碎史料和古代传说。而近年双流境内先后多处发现的洞穴与坑墓等古蜀遗存，则为长久以来的推测增添上一些实物依据。
双流县文管所曾在牧马山胜利、黄水及新津交汇处的“九倒拐”发现重要洞穴。同时出土的还有古蜀文明早期的陶器残件、石器。谭继和认为，这些新发现佐证了双流历史上曾有古蜀先人幸福地生活着，这里应该是古蜀农耕文明的一大发祥地。但这些历史遗存只是古蜀文明的“沧海一粟”，当地还应当加大考古发掘的力度，争取发现更具历史价值的遗
古蜀农耕与陈家水碾——从黄龙溪物化体看古蜀农耕文化发祥地传承（下）
在黄龙溪古镇，从鹿溪河口沿锦江上游二公里是陈家小岛，小岛现存川西唯一一座不冲古磨水碾——“陈家水碾”，展桥之畔有筒车8辆，灌田800余亩。陈家水碾是上起成都、下至乐山最有名的水碾，其兴旺史载至于20世纪70年代。现今，陈家碾已经形成一个水碾岛，是“黄龙五岛”之一，游人如织，当车行近水碾岛时，远闻吱吱哑哑的古碾声唤起了人们几多农耕文化的甜蜜回忆；岛上遮天蔽日的竹林，柔和了炎炎烈日，使人忘记了城市的喧嚣，仿佛梦回蚕丛时代。
一座普通的水碾，缘何有如此魔力吸引众多游客？那是因为水碾已然成为黄龙溪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黄龙溪人科学用水的窗口，是从现存的农耕文化历史记忆中猜度古蜀农耕文化的一条线索。据当地人介绍，陈家水碾原来规模庞大，上中下碾沟共三条，三沟上筑三桥，三桥上建八碾，有米碾一座，面碾2痤，油碾4座，骨碾1座。三条碾沟中有一条为反碾沟，利用的是上下碾沟循环水。这碾地势特殊，一条从锦江起水的河道，把这里辟成“q”字形小岛。上下碾沟、反碾沟又围起一座岛中岛，这一结构，在四川水碾历史上是唯一的范例，其设计和布局巧夺天工，水碾动力用水河道正好把锦江与鹿溪河紧紧想连，使两江巨大的落差水力，解决了陈家水碾全部设施所需动力。陈家水碾历时10年全部建成。据历史文献记载，“陈家水碾”建成于清康熙初年，址属仁寿县境内，临府河，凿三碾，筑三桥，开闸引府河之水而建。共8碾，以花岗石为滚，水力冲击而碾面、米、油、兽骨等，碾桥之畔有筒车8辆，灌田800余亩，历10年而成。
不管族组如何变化，陈家水碾都一代代传下去，每年陈家祠堂清明会，就是水碾分红的日子。1947年夏，府河暴发百年不遇的大洪灾，陈家水碾损失惨重，待洪水退后，陈氏祠堂家族齐动员，一个多月后又恢复了生产。陈家水碾讲究信誉，注重质量，碾出的米香，磨出的面精，榨出的油色好，成都、乐山、重庆上下，对陈家水碾的信誉无不知晓。1979年后，由于其它厂出现大型米厂，面粉厂、机器榨油厂出现，陈家水碾开始亏本，无人承包无人管，经风吹、日晒、雨淋、洪水冲，水碾一座一座相继跨了。直到2002年，为了适应黄龙溪旅游事业的发展，才又恢复了这座双漕水碾。陈家水碾的经久不衰，体现了陈家水碾主人的聪明与智慧，但，我们知道正是因为有古蜀先祖创造的成熟农耕文化的，方才有碾米行业的兴盛——事实上，它的存在是双流古蜀农耕文化数千
牧马山崖墓暗示了瞿上城密码？“山束水回，贵寿而财，山囚水流，虏王灭侯。”《阴宅风水说》这一说法，揭示了古蜀崖墓的选址秘诀：取地气以利精气，形骸各归其真，并造福后人。崖墓的选址，多在依山傍水的江边山崖，牧马山九倒拐崖墓，正符合这一条件，并顺山顺水漫延至黄龙溪、彭山江口至直乐山，其中暗藏玄机。难道，牧山之尾崖墓，正暗示了瞿上城密码？笔者欲一探究竟。
古人相信“灵魂不死”，认为人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生者当“事死如生”，死者生前所享有房舍、财产、奴仆都应带到阴间继续享用。所有，崖墓的开凿均模仿死者生前的阳宅，随葬品也模制象征财产的各种器物。“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从《华阳国志》的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推测，纵目人冢即为崖墓的早期形制。宋罗泌《路史·前纪》载：“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其子罗苹注曰：“瞿上城在双流县南十八里”。可知纵目人冢就在今我县牧马山九倒拐一带。
从史料记载看，蚕丛以九倒拐崖墓为纵目人冢，当为其建都瞿上城的印证。为了解开瞿上城密码，笔者一行实地踏勘神秘崖墓，并查看了上世纪直至2007年的考古资料。
行进在“依山傍水”的牧马山九倒拐，身旁的山壁上，不时会出现一些凿开的洞穴。洞穴入口处杂草密布，有尖锐乱石立于洞口处。越往前走洞穴越多。当地带路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些洞穴俗称为“蛮子洞”，其中有一洞，里面有大厅、有大石柱，曾有人进去过，但没有人探寻过它通往哪里，但据村里老人说，这洞一直连通到黄龙溪。据记载，在九倒拐一带，有着众多“蛮子洞”（专家称崖墓），远远看去，如蜂房一般。如今由于山坡上植被繁盛，洞穴渐隐，这样的盛景也难以远眺观之，但到近前一看，记载却完全符合事实。
县文管所曾在牧马山胜利、黄水及新津交汇处的“九倒拐”发现重要洞穴。其中一口深3米的洞穴，里面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大厅，一具红褐色的陶棺摆在中央。大厅的崖壁石质坚硬，可以看出是由人工齐整的凿成，中间赫然立着一根大石柱，石柱精雕细琢，俨然一尊艺术品。外室左面有个较小的耳房，右面有一个半米高的入口，曲身而入，里面居然还有三个大小不等的居室。
而在“九倒拐”的山壁上，还分布着60个神秘洞穴，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单双门楣、弧形顶等。众多洞穴即有用做墓室的，也有用于居住的。从陶棺和陶器随葬品来看，这可能是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代蜀国人创造的。
继1908年、1914年、1933年、1939年，英国、法国、美国人以及梁思成等先后到彭山江口一带和黄龙溪调查崖墓后，1941年、1942年，“川康古迹考察团”也先后对华阳境内及九倒拐崖墓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大墓7座，其中砖石墓2座，土坑墓5座，数百件各类出土文物运往南溪李庄前国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2007年9月下旬，华阳街道河池社区一考工地上的新发现，又将双流的历史往前推了近2000年。在此之前，双流出土的文物大多没有超过战国时期（距今不到3000年）。
那次，考古队员在地下挖掘出一座竖穴土坑墓，一具人体骨架躺在近一米深的墓底。令人震惊的是，经测定，这具长约1.5米的骨架生存时间在4000多年前！土坑墓及骸骨的发现，证明了早在4000年前，双流就有古蜀先人生活着。
同时出土的还有古蜀文明早期的陶器残件、石器。有小型磨制石锛，有体积较大的石斧和刃尖锋利的石箭簇，这些工具基本上用于剥兽皮、狩猎等。出土的泥质陶高领罐、宽沿尊形器、夹砂陶镂孔圈足器等陶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该时期的文明更多偏向“居家”，而且丰衣足食。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认为，这些新发现佐证了双流历史上曾有古蜀先人幸福地生活着，这里应该是古蜀农耕文明的一大发祥地。牧山之尾崖墓，很可能就是纵目人冢，蚕丛王建都瞿上城也应在牧马山上。
古蜀农耕文化发源于双流的六个标志
双流古蜀农耕文化基本情况：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分析，古蜀王蚕丛率部族来到“都广之野”的以流之后，一边教民栽桑养蚕，一边进行牧狩，同时开始了农业生产，并由此党内绎成灿烂的“农耕文化”，它经过无数代的大浪淘沙后，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竟保守成了几千年极少数文明基因之一。
处于四川盆地腹心地带的古双流，它是一个自然条件优赵的内陆，它为古蜀先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四季常驻绿，加之资源丰富，物产繁荣，动物众多，“有璧玉、金、银……桑、漆、麻之饶”，是不可多得的一方乐土。《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一派天国胜境地。据专家研究，“都广之野”就是后来的“广都”，这就是双流了，这说明，双流是古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它是中华农耕文明发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有关专家分析，古蜀蚕丛王从叠溪到了古双流牧马山之后，古蜀先民们经历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原先他们在岷山靠的是狩猎、放牧和采摘野果生活，住的是石室。到了牧马山后，虽然山上可以狩猎放牧，也可以采摘野果，但部落需要更多的食物于是，生存的需用要决定了部落生产力必须要发燕尾服。由此，古蜀先民在双流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
双流古蜀农耕文化发源的标志一：蚕桑
在这一背景下，蚕丛开始教民农桑，开始在山上栽桑养蚕，在开阔地上种植能让人生存的作物。这一行动造就了蚕丛部落生产力的革命，也造就了该部落生蹑方式的划时代变革——蚕丛部落在古双流进入了“半牧半农”时代。根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蚕丛王来到“都广之野”就是现在的广都双流。在这个地方，他一边教民栽桑养蚕，一边旱灾行牧狩，同时开始了农业生产。在这里，菽、稻、黍、稷等百谷自生，各种鸟儿自歌自舞，林木茂盛，各种动物集聚而和谐和相处，是一派天国胜境。虽然《山海经.海内经》已是战国时期的著作，但它说明，在战国之前，古双流已有“天府之国”的影子了。
正因为蚕丛的这一划时代的生存方式改革，在清代重修蚕丛祠的时候，他的祠堂上被修建者刻上了“授农初地”——大家公认：古双流是古蜀农耕地文化的发祥地。关于这一点，古代的双流农耕文化由此还演绎了更为让人惊有根有据的内容。
双流古蜀农耕文化发源的标志二：茶叶
由于蚕丛带领古蜀先民率先进行农业生产，导致了后来古双流的农业日益发展，古双流大地上出现了茶叶，并形成了最早的茶市。顾炎武曾经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即认为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慢慢传播开来，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这一说法，已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茶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古双流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名可以看出，在西汉之时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武阳即为现在的黄龙溪、彭山县三江口一带。
双流古蜀农耕文化发源的标志三：蜀锦
蚕丛之所以被称为蚕丛，养蚕是他的“专业”，蚕丛到了瞿上之后，他把“蚕业”发扬光大了。他教更多的先民们栽难能可贵养蚕，让更多的人知道如何把蚕茧抽成丝，然后织成帛。这一创举被后人发展成为了闻名中外的蜀锦。据成都百花谭出土1965年的战国时期的“水陆攻战铜壶”分析，它上面精美的采桑图案说明，古代蜀人的养蚕业已是多么的发达。到西汉时花色品种繁多的蜀锦已畅销中原地区，《后汉书》记载，“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更说明了古代蜀地蚕业之盛。再到后来的唐代，双流地区因蜀锦发展到鼎盛行时期，那时的双流成为了全国蜀锦最大的生产交易地之一，并出现了以织锦“专业词汇”命名的地名，如今的金花、簇桥、机投等乡镇，就是双流生产、交易蜀锦的见证。
双流古蜀农耕文化发源的标志四：养鱼
古双流是最早的稻田养鱼基地之一。根据严明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广都县有盐进、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这是人工养鱼最早的历史记载。又根据《双流县志》记载：“犯错误鱼田谷名跳鱼田，在治北二十五里。”据考证，此处在今于的机投镇万寿桥村，原为华阳县永丰乡。再根据成都市政府上世纪九十年代编写的《成才年淦业》记载，“成都稻田养鱼历史悠久，在汉代时就开始在稻田里养鲤鱼了”，这说明，古代双流的古蜀先民们来到瞿上之后，因当地水多众多，渔猎生活便迅速发展了起来。
双流古蜀农耕文化发源的标志五：牧羊
蚕丛来到牧马山之后，牧业的发展为生存的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羊的驯化与养殖成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经过上数百上千年的发展，古牧马山成为了养羊的基地——从现今牧山麻羊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古蜀先民养羊的身影。据英国权威基因学家测定，现在双流的牧山麻羊是全世界基因链最古老的品种。据古书《奇门遁甲》记载：“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的内容时说，黄帝在大泽中找到一位名叫力牧的人，由他担任大风暴中的牧羊重任。这说明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大规模的牧羊业。在前文中，我们说过，蚕丛与黄帝有密切的血缘关系，那么在蚕丛时代古蜀双流牧羊就更不足为奇了，由此推断，现在的闻名全国的牧山麻羊来自古蜀传承，而且古双流是全国最早的养羊基地之一。
双流古蜀农耕文化发源的标志六：海椒
海椒是川菜之魂，古双流是最早的海椒生产基地之一。椒在四川被称为海椒《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人“尚滋味，好辛香”。这说明古蜀人“好辛香”的风俗在晋代以前就存在了。相传古代的椒被称为地辣子，由于辣椒有可解痛可减轻感冒等功用，所以，古蜀先民就开始吃野山椒了，那时随着农耕的发展，古蜀先民小规模地种植了“地辣子”。当然大家知道作为蔬菜食用的“海椒”是16世纪才传入中国的，所以有研究者认为，来自南美的“番椒”传入中国后，先在川黔之地种植流行并真正发展起来，基于此，再加上蜀人传承了蚕丛的农耕文化，古双流后来成为了最早的海椒生产基地之一。而今，双流牧马山片区作为“中国辣椒之乡”盛产闻名于世的“二荆条海椒”，它色乌红，个修长、健嫩、肉厚、不走籽、味悠长、辣度适中、温胃健脾、爽口提神、含维C、维A最丰，确系椒中珍品，最宜佐酒、佐餐，也是馈赠佳品。“牧山二荆条”多少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你可曾想过，就是这普通的牧马山二荆条那乌红的身上，却饱含了来自古蜀先民四千多年的传承。
古蜀农耕文化发祥地遗址现状：双流县胜利镇和黄水镇交界处的牧马山，就是古蜀蚕丛定都的瞿上城。
从双流县城东升街道向南沿成东大件公路约九公里处的牧马山上瞿上城是便捷的。牧马山的海拨并不高，她郁郁葱葱由南向北再折向东南，蜿蜒而风光秀丽。在经常树掩映中，星星点点的别墅群落点缀其中，那就是现今的牧马山新城。
传说中的蚕丛瞿上城在黄水镇桃荚渡的河对面。据历史记载，在古代曾经有从岷江而下的大江—洪江，它有800多米宽，绕牧马山而过，黄水镇桃荚村桃荚渡以前叫洪江渡口，它是古洪江的遗存。站在渡口往山上望去，传说中的瞿上城所处的位置，山形像一只展翅而立的鹰，而鹰脚之下有一块不太大的平坝，走近一点再看，那山形又如一把世椅，背东面西。从古地理学和古风水学的观点看，它确有王都气象。
山上，胜利镇白干革命嘌境地内曾经有清代重建的蚕丛祠、白塔寺，但现均已不存，仅有些许残垣以及寺柱石墩留在当地百姓家中，连蚕丛祠大殿上的横匾《蚕丛祠》也都成了居民家中的物什。穿过九倒拐那弯弯曲曲的小道，我们还能看到东汉时期留下的崖墓洞穴—扰传牧马山有大大小小的这类洞穴数量众多，在旧时，人们还可以看到崖墓“远看如蜂房”的胜景，而且洞内开阔有厅，洞洞相连，洞最远可通到现在的黄龙溪以及彭山县的江品一带。
除了在胜利镇牧马上的那些遗存之外，目前可以佐证蚕丛与瞿上的，还有如下：在黄水镇与新津花园交界处大型商周遗址的发现；牧马山孔子的弟子商瞿及其传说；华阳四千年前古人遗骨的发现及中国第一口盐井；三星镇古亚州象骨架的发现；九江镇邹家场古蜀陇石的见证等等，这些遗存的历史碎片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双流历史的苍茫与浑厚，可以让我们能感受到晨钟暮鼓般的恢宏与旷远……
宜城双流 开明十二世的战死之地？
公元前316年的一天，咸阳秦王宫。坐在两边的是秦国丞相张仪和上将军司马错，秦惠王坐在中间。他们商量着的，是事关秦国未来生死的大事。
彼时天下进入战国已经很多年了，凭借着关中形势和“秦锐士”的强大战力，秦国在与六国的较量中，略占上风。但是这时的秦国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一方面，六国逐渐形成了齐心协力共抗“虎狼”秦国的态势；另一方面，虽然秦国也是拥有“方千里”的大国，但是土地贫弱，民生凋敝。因此，秦国此时的首要大计，就是要尽快地广开财源，富民强国。
“蜀地，那有什么好的？”对上将军先取蜀地的建议，丞相是毫不为意，他认为那是一片不毛之地。“丞相之言差矣！”上将军维持己见，他说，如今的蜀地，早已不像从前，如今土地肥沃，人民富有，取为秦国之地，加以经营，未来必然成为一个“天府粮仓”，也必然会成为秦国“王天下”的后备基地。
秦惠王果断采取了上将军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断非常英明。
此时的古蜀王国，当政者是开明十二世。古蜀农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从蚕丛到开明的长期发展过程已经成为了中国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而在此时的古蜀王朝中心区域，就有位于古蜀农业起源中心—都广之野腹心地带的双流，经济上是十分富庶，农业也非常发达。
但如何攻取呢？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古蜀有着“蜀道难”这一天堑，行兵都已经很苦难，粮食运输等更恼火，即使打胜，也势必要付出巨大代价。由此秦国采取了战略欺骗。传说中，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时，秦国派出“斥候”（间谍）广泛前往古蜀国，到处散播流言，说在秦国有一只石牛，拉屎拉的是黄金。开明十二世听到后，派出使者到咸是打探虚实。结果，秦国在石牛尾巴下偷偷放好黄金。古蜀使者信以为真，立即回报。开明十二世就通过使者对秦惠王说，既然两国是友好国家，那能不能把这头神牛送给古蜀。秦惠王表示同意，但要求古蜀自己把神牛给运回去。
神牛非常庞大，如果用原有的小道运输，无法进行。于是，开明十二世派出著名的古蜀勇士，称为“五丁力牛”的前往，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把神牛运回成都的同时，事实上也为秦国打通了军队进攻的大道。
据后人考证，传说中隐含的事实是这样的：为了迎接回神牛，开明十二世不惜国库亏空，劳民伤财，修建好了金牛古道。而在此过程中，军队的实力也大为耗损。就这样，到公元前316年的时候，秦惠王派丞相张仪、大将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领十万大军翻越秦岭，迅速攻下南部要塞，然后开始沿着金牛道进攻蜀国本土。
此时，入蜀的天险已经不在了，同时，古蜀军队的战力也远远不如秦国，古蜀灭亡的时候也不远了。开明十二世匆忙中，带着军队来到葭萌关（今广元）跟秦军决战，结果大败，开明十二世带着人马一路败退。
开明十二世退到了哪里呢？他退到了双流。
如前所述，双流，它位居都广之野的中心地带，是古蜀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也是“天府之国”农业中心地区。双流，也曾经是古蜀王的故治，蚕丛、杜宇、开明，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多次将双流作为蜀王定居点。同时，双流也是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经济发达，加上牧马山一带易守难攻，开明十二世准备将此作为据点，图谋恢复大计。
但古蜀败军还来不及站稳脚跟，秦国的大军就跟来了。在今黄龙溪，秦军终于将开明十二世全军包围，并在最后的一场厮杀中，秦军射杀了开明十二世。古书上对此记载说：“王豚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
那古蜀王朝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开明十二世的丞相和太子在黄龙溪的决战中打败后，“退至逄乡，死於白鹿山”；第二种说法则是，太子安阳王知道大势已经无可挽回，便带领残部辗转南迁，一直流亡到了今天的越南北部，这才从此扎下根来，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蜀朝”，并由此在越南北部留下了很深的古蜀文化痕迹。
秦军方面，在取蜀后，再次南下取了巴国。至此，秦国北有上郡，南有巴蜀，东有黄河与函谷关，地势易守难攻，加上其后李冰治都江堰，彻底治理蜀地水患后，蜀地终于成为了几十年前司马错预计的“陆地粮仓”，并为秦统一六国、拥有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烟泼浩渺瞿上风光 一脉传承古蜀文化
“倚楼平望如织游人称棠湖猗丽，临竹低吟似雾烟波盛赞瞿上风光。”8月16日，当记者徜徉于棠湖公园时被瞿上棠这一古色古香的建筑所吸引，八角飞檐，雕梁画栋，令人流连忘返。但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这副工整的对联。因为它不仅让我体会了棠湖美景，更带我体会了瞿上古蜀文化的深厚。此后历朝历代文人癦客的歌咏，更带我回到4000多年前的空间。如今的瞿上堂，已挂上了瞿上美术馆的名号，专门用于双流及川籍画家展示瞿上风光和风俗作品。
在棠湖公园，流连“瞿上堂”不得不追溯“瞿上”由来。瞿上之名，源于上古。“瞿上者，瞿上城之谓也。”
“仰而四顾，所谓瞿也。”上者，高大也。因此，瞿上城，应是让人惊叹的高大城邑之意。民间和学界都有古蜀都城建都“瞿上”的说法。相传，从公元前2000多年至公元前400年，古蜀国有5个历史时期，各领风骚数百年，分别称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据史料记载，古代蜀王都邑瞿上城的所在地为双流牧马山九到拐一带。晋朝常璩的《华阳国志》中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后有王日杜宇，移至埤邑，或瞿上。”宋朝罗泌的《路史》中说“蚕丛纵目，王瞿上。”宋人罗苹注说：“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南宋蔡梦弼《成都记》中说：“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徒。”一直到清明，历史都这样记载。
史学家刘琳在他的《华阳国志校注》中引用了考察过瞿上城古遗址李澄波的手稿，认为“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县交界之木马山蚕丛为蚕丛太子。”蚕丛祠，既是祭拜古蜀开山之王蚕丛的。据县志记载，清明嘉庆十八年，知县汪士佩倚九到拐百塔寺而建蚕丛祠。蚕丛祠后来与旁边的百塔寺一起在“文革”中被毁坏，蚕丛祠的牌匾遗落在当地村民家中。
上世纪40年代初，署名史学家顾颉刚专程到双流，对瞿上城古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他说：“《华阳国志》说杜宇‘或治瞿上’，是因为古人建国必凭险阻，方好自守。牧马山是成都平原西部第一座山，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立国在这里，可以控制平原。山上有好耕种，足以自给。假使我是当时的王者，走到这里也不肯把它放弃的。我敢臆断，牧马上定是一块好地方，蚕丛和杜宇的都城遗址有寻得的可能。”
那么，到底古代蜀王的都邑瞿上城在不在这里呢？近年来，随着国蜀文化探寻热的兴起，很多人也到我县来旅游、探索、寻根。在成都平原，在广都故地双流周边，都发掘了很多重要古蜀文化遗址，如广汉的三星堆、成都的金沙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等。特别是瞿上城与金沙遗址近在咫尺，其纵横关系、区位关系有何内在联系，都非常令人关注。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也寄希望于双流的瞿上古城。
在全力打造古蜀农耕文化发源地的今天，双流可以在适当的地方开辟集中展示古蜀蚕丛到开明的五帝史迹的场所，将古蜀遗址串联起来。或者将在“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蚕丛祠，按照清朝的风貌还原复建，并同时重建旁边的百塔寺，让百塔重新高耸在牧马山茂密的森林之中，以保持九倒拐山体原有面貌，成为双流一大景观。另外，曾经在牧马山九倒拐发现76座东汉时期的崖墓群以及内中石棺，折射出蚕丛时代的历史，也可以展示出来，让人们从中了解更多的古蜀农耕文化的起源与变迁。
双流县胜利黄水镇考古调查的主要收获
“瞿上城”是古蜀时期都城之一，在古蜀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祥，先贤时人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至今为止“瞿上城”的确切位置和时代仍是未解之谜。
据古借文献记载，双流县境内可能存在古蜀“瞿上城”。宋罗泌《路史前纪》卷四《蜀山氏》云：“蚕丛纵目，王瞿上。”罗萍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四川大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指其方位在今双流县黄甲镇境牧马山上，又引进人李澄波老先生手稿“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认为其所指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同。
2009年6月，受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委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双流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的“瞿上城”考古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对双流县境内可能存在古蜀“瞿上城”的地区——以牧马山西麓九倒拐为中心的双流西南部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一批先秦至明清遗存，现将此次考古调查的主要收获简要报告于下。
一、调查区域、目的与方法：本次调查围绕胜利镇白塔村九倒拐为中心展开，主要调查区域在双流县胜利镇和黄水镇，向南延伸至新津县花源镇，调查覆盖面积78平方公里。
上个世纪50年代，双流牧马山西麓曾发现汉至唐宋时期的墓葬，但迄今为止未见该地区先秦遗存的考古报告。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对调查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实地踏查和勘探，期弄清该地区古代遗存的埋藏情况，重点在于探究是否存在先秦时期遗存，为下一步考古试掘提供可靠线索。调查采取的全覆盖式调查法（或称为系统区域调查法）。调查小组由10人组成，聘请当地年长村民为向导，对所在区域进行徒步踏查。重点观察台地和隆起的地形，对可能存在古代遗址的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并尽可能利用田坎、断崖所暴露的剖面了解古代遗址的有关信息。调查结果落到比列尺为1：10000的地形图上。遗址（存）的时代在野外工作中进行初步判断，但最终结果则要等下一步试掘工作后室内分析得出。
二、调查收获：本次调查系双流境内首次运用全覆盖式调查法进行的考古调查，极大丰富了该区域考古资料，尤其是填补了该区域先秦遗址的空白。以下分先秦、两汉、明清三个时期介绍本次工作的主要发现。
（一）先秦遗址。本次调查于黄水镇长沟村九组、红桥村五组以及新津县花源镇发现三处商周时期遗址。
黄水镇长沟村九组遗址位与川藏路和大件路之间，南距百河约130米，遗址中心点GPS坐票为北纬30° 32′ 15. 95″ 、东经103° 53′ 53.46″，海拔482米。遗址范围东西长475米、南北宽228米，面积近11万平方米。经钻探，遗址地层堆积基本一致；第一层为浅褐色农耕土，厚约25cm，第2层为浅灰色沙土，包含有少量夹砂褐陶片，厚约55cm；第3层为黄褐色粘土，土质紧密，含夹砂红褐陶片和绳纹夹砂褐陶片等，厚约30cm；第4层为生土层。从钻探所见残碎陶片看，其遗址主体时代当为商周时期。
黄水镇红桥村五组遗址位于杨柳河和白河合流处的二级台地上，小地名翟家坎，东面紧邻白河，西与杨柳河相望，遗址南部文化层堆积较好处GPS坐标为北纬300° 30′ 51. 3″，东经103 °53 ′27.2″ ，海拔478米。遗址范围南北长约262米，东西宽约138米，面积近3.6万平方米。经钻探，遗址地层堆积可分为三层：第1层为深灰色农耕土，厚约20厘米；第2层为灰黄色沙土，夹杂少量水锈，厚约50厘米，包含少许夹细砂褐陶和夹砂红陶残片；第3层灰色河沙土，堆积较厚，未见文化遗物。从钻探所见陶片看，遗址时代当为商周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2007年底配合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基建施工曾在与黄水镇南北紧邻的新津县花源镇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依此线索，我们对花源镇进行了全面踏查和勘探，发现该处可能为超大型先秦遗址，其范围北至成都艺术职业学院以北，东至杨柳河，南至北大附中校址建筑工地，西至老川藏路，在南北长约3480米、东西宽约1442米，面积约5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零星分布有先秦文化遗物或文化层堆积。遗址中部偏东处成都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北面一处空地大坑地层堆积断面（GPS坐标为北纬30°28′51.9″，东经103°53′06.9″，海拔459米）可以分为5层，第4层、第5层内含商周时期陶片，清晰可见。
(二)汉代遗存。汉代遗存主要集中与胜利镇北塔村区域内，为墓葬遗存，分崖墓、砖室幕和土坑墓三类。崖墓数量众多，分布于牧马山麓西侧。砖室墓集中分布在北塔村二社和一社，此次共发现10座，均有高大的封土堆。土坑墓为于北塔村六社，经钻探得知其墓坑填土70厘米以下的地方填充有厚约50-70厘米的白膏泥。出土有夹砂黄褐陶口沿残片，卷沿，器形可能为盂。另在白膏泥中杂有红色漆皮，可能为漆棺板残件。时代不晚于西汉中晚期，上限可能到战国晚期。
（二）明清遗址。对胜利镇白塔村一社蚕丛祠、白塔寺的详细勘察亦是本次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两寺于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被完全破坏，经勘查，蚕丛祠和白塔寺东西并列，白塔寺原址现为胜利镇白塔村一社9号民宅，蚕丛祠位于白塔寺东偏北处，两寺之间有墙相隔，外有外、中、内三重围墙，围墙平面形状为南北方向的不规则方圆形，复原外墙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60米，围墙内面积约3.2万平方米。外墙和中墙相距约15米，中墙与内墙相距约12米。其中中墙系沿山丘断崖的走势修筑而成，内、外墙保存情况较差，南面几重围墙基本破坏。从对三重围墙的解剖情况来看，墙基使用土砖垒砌，墙体分层夯筑，夯土，包含物均为宋、明、清残砖和瓦片，据此推知白塔寺和蚕城祠的建筑年代应在清代。
三、初步认识：1、黄水镇及新津县花源镇二处商周时期遗址的发现是本次调查最重要的收获，显示双流县西南及邻近地区存在商周聚落群分布，人们已处于定居和农耕。从三处遗址规模看，当时聚落已有明显的等级区分，并且可能存在超大型遗址。2、汉代遗存极为丰富，尤其是白塔村六社土坑墓的发现，为成都地区汉代考古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蚕丛及古蜀农耕文明
我国古代对于农业生产，历来爱用“农桑”一词来代表。说明作物种植与蚕桑养殖长期是农耕文明的主要代表。四川沃野千里，水网纵横，宜于多种物种生长，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良条件。故古蜀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文献与考古证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蜀地已开始进入农耕文明。
一、关于蜀与蚕丛。对于古蜀来说，蚕桑更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何以见得呢？我们从世传最早发明养蚕者螺祖生长于蜀地，从“蜀”字与源于蚕的关系，从蜀王之始名为蚕丛，从汉蚕陵县在叠溪等等，都可以佐证。
关于螺祖所在的西陵氏在四川，学术界已多有论证。而蜀山氏所在应于岷江上游一带、松潘之叠溪为蚕陵县等观点，也已得到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同。本文不再赘述，在此只对蜀与蚕的关系及蚕丛名号的由来略作考辨；
我国文学发展，先象形，次会意，再谐声。“蜀”字甲骨文为四下加一弯勾。“四”像虫之巨目，像勾像儒虫之身。显然为象形字。所象形者酷似野蚕。野蚕头上有大眼，故其造字特突出其巨目。《说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 。《诗》日：‘蜗蜎 者蜀’”。可见“蜀”本是野蚕象形字。后来在弯勾内又加虫为蜀者，是象形兼会意。再后来又对蜀字加虫字旁边成为“躅 ”字，用以泛指像蚕的树叶上之虫。《文选．蜀都赋》注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鬓、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知“蜀”字造成，原不在蜀，而是中原人所造，时间约在黄帝之世。野蚕，四川有桑柞等林之处皆有，“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自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抽丝。丝与家蚕丝无异”。西陵氏女子螺祖最先创造养蚕法，传其术于中原。因而后中原人称四川为蜀。
根据上述、则不难知蜀之先王为何名为蚕丛。从字义讲，丛、聚集也。宋黄体复《茅亭客话》：“蜀有蚕市，…古蚕丛氏为蜀王，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是说蚕丛氏时尚无都邑，随蚕林所在，聚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故日蚕丛。然宋距蚕丛时已远，又非秦汉人传说，难以信赖。任乃强先生作《蚕丛考》，野蚕“性不去群聚”之性，而提出“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簇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cu）的语音作‘丛’(cong)之人声。疑即蚕丛语变也”之说，应更合理。
二、关于后稷与广都农耕文明。古蜀在蚕丛之世虽已有较发达的养蚕业，但所在的岷江上游一带田畤狭小，很难发展农业根种，故后世柏灌、鱼亮，开明诸代逐渐向川西平原发展。相继形成郫县、新都、广都、成都等聚邑，到开明九世时终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农耕文明。然而，这只是依据《史记》《华阳国志》和目前已考古发现的资料所作的论断。如果从蜀簇多支而兴的观点来看，我们似乎还应该重视另外一些史料的记载，列如《山海经》等司马迁认为“余不敢言之也”的“方士”“巫师”之资料。因为上古之时，这些方士巫师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见识广，信息多，他们的记述其中不少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山海经》虽有一些荒诞怪异之记载，却在史地方面记录下夏殷周秦汉时代的许多难得资料。其中有一条关于“都广”地方的资料颇有研究价值：《山海经,海内经》：“西南墨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夜，后稷葬焉。…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关于都广，即广都，亦即今双流县境，学已有考证。兹专就后略论：
古史上的后稷有二:一名住，即神农氏；一名弃，是周王朝的先祖。按史记记载，他是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之子，幼时被抛弃山林中。其人自幼好种植“及为成人，遂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嫁墙焉，民皆法之。”舜赞其能，“封弃于邰，号日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比《史记》更早的《诗经》中有两片记述身世和歌颂其创造农耕的。一篇为《周颂》，一篇为《大雅》。广都（双流）地处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松软，极适合新石器时期农耕之要求。
故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论，早在蚕丛、鱼凫之前的后稷时，这里就已开始农耕生产。而此地的农耕发展有可能与后稷或其氏族有一定的渊源。故《山海经》才会后稷葬于其野，也才能列举当时广都地方在播种生产菽、稻、黍、菽等多种作物。
瞿上广都与古蜀农业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双流县地处成都平原核心区域，历史文化积淀悠久而丰厚，并有若干传说的遗存遗迹略可考察，是探索古蜀历史文化尤其是早期农耕文明的不可忽略之地。
《华阳国志,蜀志》记杜宇之时，“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县，或治瞿上。”瞿上一名自此首见于史册。宋代罗泌《路史.前纪》卷四记“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而南宋蔡梦弼《成都记》又云“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徒。”可见，瞿上相传曾为古蜀蚕丛氏，柏灌氏，鱼凫王国都邑，且在杜宇王朝之时仍曾为别都。然则其地何在？学术界对之久存争议。先是罗泌之子罗苹为《路史.前纪》作注时云：“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是其时瞿上城、乡并在，分别位于双流县城南北，罗氏此说可谓言之凿凿而久无争议。随着上世纪后期蜀地考古工作的重大进展，尤其是署名的三星堆器物坑发现后，学者对瞿上地望又有新见，或提出“ 檬阳、竹瓦说，”或以为瞿上就在三星堆遗址一带。以上诸说，都有所据。但仍以《路史》之说最早，流传至今，影响九远，学者多从之。如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校注》在前引《蜀志》条下的注释即引李澄波先生手稿云：“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上蚕丛祠九倒拐一带，”认为“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合。”蒙默先生等撰写的《四川古代史稿》亦特此说。近年来，考古学者已在传说中瞿上所属的牧马山下与双流县交界之处的今新津县花园镇，发现了面积颇为可观的商周时期遗址，由此提示我们，这一流传最久的旧说仍然不容忽视。
广都之名，也出现甚早。《蜀王本纪》即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袁柯先生《山海经校注》此条下引“王念生云：《后汉书.张衡传》注作广都，《御览.百谷一》(卷八三七)作都广，《本部八》（卷九五九）作广都，《类聚.地部》（卷六）作都广《百谷部》（卷八十五）作广都《鸟部上》（卷九十）同。柯按：据此，则古有二本，或作都广，或作广都，其实一也。”可见《山海经》的都广就是上引《蜀王本纪》所谓广都。《山海经校注》上述同条下袁柯先生又引明朝蜀中大学者“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知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华阳国志.蜀志》云：‘广都县，郡西三十里，元溯二年置。’曹学侄《蜀中名胜记》谓在今成都附近双流县境。”蒙文通先生《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的地域》一文考证指出：《山海经》是巴蜀地区所流传的代表古代巴蜀文化的典藉，其中所讲的“天下之中”，指的就是四川盆地，并在《巴蜀古史论述》中以其精湛的考证明确指出：“都广即是广都，今天四川双流县，在四川西部。”
成都平原上现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是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大规模的古城群无疑已经是定居农耕为主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确切证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宝墩文化的源头在岷江上游已有迹可寻。进入本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岷江上游的茂县、松潘、理县、汶川、黑水等县境内，开展了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其范围偏及岷江上游干流及其主要支流黑水河、杂谷脑河两岸的河谷地带，共发现茂县盘山遗址、理县孔地坪遗址等82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采集点。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县城风仪镇附近，地处岷江东南岸二级台地上，遗址平面约成长方形，东西宽约15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其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是岷江上游地区最大的新石器的时代遗址，也是该地区广大范围内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的中心。总体上看来，营盘山大型遗址及周围遗址群反映，当时岷江上游地区的先民共同体组织已发展到史前较高的历史阶段，呈现出颇为繁荣的社会状况，出土的文化遗物也揭示了遗址中生活的先民以农耕为主、辅以采集渔猎的定居生活，反映其具有颇为高超的生产技艺水平。位于风仪镇水西村的沙乌都遗址与营盘山遗址隔江相距不足800米，该遗址在文化内涵上与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应是与后者存在源流关系的反映。更重要的是最近在汶川县威州镇布瓦村三组发现的一处分布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瓦遗址，其田野考古调查进一步表明，从这一距今约4800年的遗址采集的陶片特征，可知其与宝墩文化遗址属同一体系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三星堆文化的前身。考古学家认为，该遗址的发现和确认，为蚕丛氏于岷江上游迁徒至成都平原的传说，找到了一定历史依据。
我们曾经研究指出，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等蜀地传说中先秦时期诸朝，存在长期并存、相继的关系。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蚕丛氏应是源于岷江上游地区的古老族群，在相当于中原虞夏时期顺岷江河谷向下迁徒到成都平原，最早建立起蜀地第一个共主政权，并将农业文明带到了这一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初从岷江上游来到中游地区时，蚕丛氏族群的先民尚不习惯于平原上沼泽密布环境，还只能居于平原周遭的丘陵台地，并开始在其地经营，发展其农耕产业，这是蜀地农业文明意义重大的出曙。牧马山一带为近于成都平原核心区域的浅丘陵地带，正处于适合先民从川西北高原山地进入盆地底部平原地带的过度地带和前站位置，背靠岷江上游根基深厚的老家古地，近窥水丰地沃的广阔平原，其低缓的浅丘地势和近水环境，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因此，其地关于蚕丛氏的传说，和前引《山海经》“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东夏播琴”的记载，揭示其实其地农业文明的长足发展。《说文解字》解瞿字云：“瞿，鹰华之视也。”有学者已经研究指出，瞿字此义，正与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器物坑中巨大神秘的青铜纵目头像的意涵相合，乃蚕丛氏纵目传说的文字和实物证据。因此，双流境内有关瞿上、蚕丛氏和广都的古老传说，正是古蜀先民辗转从岷江上游高原山地下迁丘陵平原地区，并开启蜀地早期农业文明进程的反映。
广都瞿上：古蜀农耕文化演进的走廊
古蜀农耕文化起于定居生活
农耕文化，是人类生产活动发展进步带来的结果。古蜀先民在从事农耕生产以前，生产方式有渔猎、采集、畜牧等多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必须适应环境变化而不断迁移，不遑居处；及至进入农耕阶段，人与土地便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不采取定居的生活。于是氏族、部落便有了范围明确的领地，这才产生了邑聚，出现了城市。因此，定居生活是农耕文化的鲜明特色。
从事农耕生产的先民，不仅紧密联系着地，而且紧密联系着天。因为农作物生长发育有相对固定的节令，任何活动均需服从农时。于是在人们头脑里，除了安土重迁的崇地观念以外，更产生循环往复的法天思想。将天象联系到人事的人天观，就在农耕文化中萌生。
农耕离不开水利。成都平原溪流密布，给农业生产带来有利条件，但也常常引发水害，于是迫使先民开展水利活动。水利活动少数人干不起来，必须大兵团作战，而且要有统一的指挥。这样一来，分散的部落便需要聚合成稳定的邦国。为了防洪，还须建筑城墙保护定居的邑聚，于是古老的城池便在平原上涌现。
农耕生产必须不断平正土地，形成阡陌，开辟道路；而农耕氏族也丢不掉先辈从事过的渔猎、采集、畜牧生产，乐于环绕家门开展多种经营，这就有了剩余产品；在有了通达道路的条件下，大家都愿意互通有无，交易产物，于是出现交换商品的集市，形成经济交流渠道，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总之，定居、观象、水利、集市是农耕文化中最醒目的特点，而最大的贡献，则是催生出以修建城池为特征的邦国。
《蜀王本纪》最早记述了古蜀国以蚕丛氏为开端的五个王朝。蒙文通教授据《华阳国志·序志》提供的信息，认为这些王朝历时不下3000年。因此在距今5000多年前，古蜀便形成了原始的邦国。
在成都平原，府县方志和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古城址信息。从1995年冬季起，考古人士便对那些遗迹逐一调查发掘。
广都古城的历史变迁
成都平原西北缘，由岷山所连接的茶坪山脉包围着，岷江自北向南从山区流下，亿万年挟带的泥沙，形成巨大的冲积扇。平原东南缘则有龙泉山脉横亘，只留下岷江河谷作为泄水孔道。平原地面并不完全水平，而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坡度在千分之四左右，走向大约北45度东。都江堰市、郫县、成都城区基本上三点一线，排列在冲积扇中脊线上；而在龙泉山脉南段山前过渡带，有一大片丘陵、台地。沿着平原与台地的交界处，又有成都、双流、新津三城一字排开，直抵岷江河谷。这些古老的城市，彼此相距大约20公里，利于相互沟通。客观地理形势告诉人们，这里有两条文化交流的走廊：岷山山区南下的部落，落脚点首先是郫县，归宿是成都；而沿岷江北上的部落，落脚点应该是双流，归宿也是成都。成都是远古来自各方部族流动的最后节点。
从直观上看，来自北方的农耕文化成分，肯定要比来自南方的少。据此，双流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注定了它农耕文化中转站的历史地位。
双流古称广都。《华阳国志·蜀志》新都县：“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广都不但是一名城，还是一座古城。《太平寰宇记》卷72引扬雄《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由此可见，古蜀“三都”之中，广都是很老的一个。广都建县时间，《志》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但汉城并非古蜀都城故地，因为樊乡应在汉城郊外。
按明代《一统志》的说法，晋代广都城与汉城也不在一处，晋城在汉城的西偏南。
《华阳国志》说，广都县在“郡西三十里”，若按这个里程和方位，晋城位置可以北到现今双流邻近温江的升平乡（周家场）；南到今双流九江镇。隋代把广都改称双流，城址并没有变。到了唐代，为了恢复广都之名，将隋代双流县地南部分割出来，称为广都，建立新城；而隋双流城依旧。据《元和郡县志》说双流城北至成都府四十里；《太平寰宇记》说双流城在成都府西南四十里；这一里程，与现在双流县城的位置比较接近。
现在双流县境有府河纵贯，河西的南部即为丘陵台地，高出北部的平原地面近50米，著名的牧马山（古称望川原）即位于此。这种高低悬殊而又高差不大的特色，必然引起先民的注意，视为奇观。刚刚进入农耕阶段，而又不娴水利的部落，必然先择高处定居，低处耕种，既可得水之利，又能避水之害，可说非常理想。因此，牧马山区的开发，应当很早。但汉晋隋唐的县城，不可能再摆在牧马山区，必然选择交通便利的平原区，此为时势所使然。
任乃强教授《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认为，秦汉广都县境当在成都东南、府河两岸，西至牧马山区，东至龙泉驿，南抵仁寿县境。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汉广都城应在今中和场，位于府河东岸，此处位于成都东南近三十里，与诸书记载比较符合。所论均甚有理。
刘注举出中兴场（现称华阳）有古城址，至今犹有古城坝之名，这一信息极为重要。笔者曾按航空测量地图，结合成都平原各县方志，为文举出史前城址的一些补充线索，即疑华阳南有史前古城遗址的可能性。现在航测图上仍注有“古城村”地名，地在华阳东南，蒲家林之北一公里。因为1996年发现的郫县古城，过去就有“古城埂”地名；温江古城也有“鱼凫村”地名；千百年地名一直留存，说明古代是一个要地，不可忽视。
瞿上古名考证与史实对应
瞿上地望的最早解说，当推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己》：“今双流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指成都）之西南二十（里）。县北有瞿上乡。”其子罗苹注《路史·前纪·蜀山氏》“蚕丛纵目，王瞿上”句，照抄那几句话。
如果其言属实，则瞿上的地理位置不难确定，双流城南9公里，成都西南10公里，大致就是今崇州花园场与双流胜利乡（李家林）之南、杨柳河东岸的牧马山台地。刘注引李澄波说，定位于牧马山九倒拐一带。
不过，唐宋方志对瞿上古城并无记述，至明《一统志》才将瞿上录入，但却抄成“双流县东十八里，蚕丛氏所都。”把“南”误书为“东”之后，多数地志如《蜀中名胜记》《读史方舆纪要》都跟着写成了“东”。清李元《蜀水经》加以调和，说“县南十八里有蚕丛城；东十八里有瞿上城。”嘉庆《四川通志·古迹》虽采用“南”字，却把东指为瞿上乡，也作了一些折中。今天进行考证，当然要以时代最早的材料为准，对后世的转抄和弥缝，不必过分计较。
瞿上这个都邑，始见于晋代《华阳国志》。但因汉代许多蜀记均已散失，也不能排除汉代文献曾经记及此城。今人对瞿上地望的考证，除按《路史》说法定在双流以外，还有彭州海窝子说、彭州蒙阳说、广汉三星堆说等。这些新的异说，缺乏古代文献依据，主要按文字学和自然地理条件立论。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其论据，首依《说文》“瞿”字义解释“鹰隼之视也”；然后用海窝子地形与之对照，认为古人取名用意即此。此说的缺陷，是把蜀语地名纳人古汉语的训诂范畴；而且既将郫邑定在九陇，又将瞿上定在它的附近，恐不合《华阳国志》“或治”的文意。
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据近年彭县蒙阳镇、竹瓦乡的蒙水下游一带，出土不少珍贵文物，故判断其处为古蜀政经文化中心。又据《蜀王本纪》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之文，以为樊乡与瞿上二者字音相近，恐在一地；又因《华阳国志》说开明末代蜀王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白鹿山是彭州北部大山，而逢乡与樊乡音同，应为同一地点；为此，应将瞿上的地望定在蒙阳、竹瓦至三星堆一带。此说的问题，是将开明王朝的史料，贴在其前代杜宇王朝身上；虽然所指之地，为古蜀文化遗址之一，但与瞿上城并无必然的联系，论据显得比较薄弱。
徐朝龙《瞿上再考》从“瞿”的古篆字形出发，将上边的双目与纵目的蚕丛相比附；下边的鸟形则认作“水鸟”，与柏灌和鱼凫相比附；“上”字则释为在郫邑之北或较郫地位高。故推论瞿上应为鱼凫王都三星堆。此说仅在汉字字形上做文章。人所共知，古蜀文字不同于汉字，所以字形研究并无实际意义。如果瞿上城真是三星堆，坑中铜器怎么不铭刻这两个篆字？其论据之脆弱非同一般。
古人记载用字都很考究，比如郫和瞿上都称为“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都”是有宗庙的城。在今双流牧马山台地建立瞿上别邑，这与“教民务农”的农业定居社会条件相符合。台地地势较平原为高，受洪涝旱干扰较小，也合乎蜀人心态。至于再迁至汉山下的郫邑，或与国力逐渐强盛，后来有了战略防御的需求有关。
综合农耕文化环境条件来考证，瞿上定在双流牧马山一带，为最合理。或说“望帝”的称号与此也有关联，《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任豫《益州记》谓广都“县有望川原”，《水经注·江水》亦有此语，其地即今双流牧马山。《说文》“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不过这里的“望”应是蜀语，可能是氏族别称，如《新唐书·南诏传》记有“望直子蛮”，直子是南诏方言勇士之意，望为族名。
古蜀先民进入农耕社会后，民众定居，对水利有一定要求；而且国土有了明确范围，并已经建立都城，形成政治经济中心。回顾其发展历程，广都瞿上始终是一个重要支点。可以说，它站在古蜀农耕文化演进的一条走廊上。
广都农耕文化与古蜀文明 （47）
一、我们曾经根据宝敦、三星堆、十二桥（金沙）的考古发现指出：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在东亚腹地，“两河流域”之间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上有一个古蜀文明，它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心。借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说法，可称为;“华阳之地君长以百数，蜀最大，此处有城邑、冶金业、灌溉农业、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古蜀文明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因为这里是国际农史学家（如俄国瓦维洛夫等）看好的世界最大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
二、汉代司马迁曾到过这里，《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所以秦汉时的“蜀”是农耕富裕地区的同义词，班固《西都赋》称天子脚下八百里秦川是“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解释说,“訁秦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华阳国志》：“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或以为蜀地之富是因为李冰开发都江堰水利的结果，其实不然，蜀地的农耕富饶是古来如此。
三、据最新考订的先秦时期的地理百科全书《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青水（据《史记集解》补）之间，有广都之野（今本作“都广”，其实汉晋人见到的本子均作“广都之野”，如郭璞注《山海经》、张衡《思玄赋》及李善注引《淮南子。地形》训）,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东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处。此（地之）草也，冬夏不死” .。可见广都之野：1.后稷乃周的始祖，尧时的农师，舜时的农业部落领袖，十五传至周武王，在此有墓，可见此地是古蜀重要的农耕区之一。2、是古蜀国的中心聚落之一，《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郁”。3、“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素女乃为皇帝鼓瑟、掌医药的神女，可见这里是古蜀文化的核心区之一。当然也有学者以为这是记述黄河下游山东中部的情况，其实不然。华北地区在殷商时气温虽然要比现代要高2℃左右，但东季气温还是在0℃之下。冬季不见绿草，露天无法耕种。冬草不枯，而且南稻北栗，百谷自生，只有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所以杨升庵《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
四、《山海经》所记“广都之野”农作物“爰有高菽，膏稻，膏黍，膏稷”，以及奇异动植物的记载，在成都平原的考古新发现中被证实。据最近出版的《成都十二桥》一书报告，商周地层出土的禾本植物和十字科植物的孢粉增速达到高峰，既有栗也有稻等，这些都是农耕区的产物。在三星堆的铜树和金沙的太阳神鸟金箔上不是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造型吗！？铜树上的花果不正是“灵寿实华”的写照吗？至于“百兽相群”，不仅发现金玉铜陶的各种文物(虎‘羊、猪、牛等等)造型，而且还有地下出土的遗骸，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骸2113件，内有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水生动物、飞禽等等。列如犀象、虎豹、熊罐、鹿麝、猕猴、马牛、猪狗、鸡鸭、龟鱼…无不应有尽有，那不正是“广都之野”“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的铁证吗？
五、成都平原方园数百公里，何处是“广都之野”的中心位置呢？据考证：秦灭巴蜀后（公元前316年）因古蜀故地“广都之野”设广都县，其旧址就在今双流中兴场一带。因汉因循不变，王莽时改称就都亭，东汉恢复广都县原名，县址迁至今双流文星场穿山堰附近。直到隋代因避讳改双流县于今治地。唐龙朔三年（663）析置广都县在双流县南七里，或今瞿上一带，历唐宋不变。所以要说“广都之野”的中心位置，那就非成都近郊的双流莫属。
六、目前双流境内的考古工作正在起步。1964年川大考古专业曾在双流维新乡松林槽方园数十米的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4件，有的刃口崩缺，有的齐腰折断。我认为石斧是原始农业阶段“砍倒一烧光”时的主要农耕砍伐工具，使用久了，极易崩折，所以它是新石器时代农耕遗址中最常见的出土文物。这是成都近郊农耕之始的首次发现，意义重大，不可小视。双流牧马山上曾发现多处汉墓群，最近进行的汉墓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反映广都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的历史事实。在双流瞿上曾发掘唐代广都县城址，也能印证广都的存在，但具体不详。
七、目前双流的考古发现既少，那么先秦古文献《山海经》的记载弥足珍贵了。结合《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记载，汉画像砖反映的农牧图像，我认为：古蜀的“广都之野”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处在我国古代东方沿海及东南半壁的稻作农业文化板块与西北高原地带的栗作农业文化板块的交叠之处，所以两大类农作物在形成文明的过程中的互补作用特别明显，而且使古蜀文明的文化面貌斑驳不纯，呈现多样化又独具一帜，蔚为奇观。
八、综上所述，我认为古蜀时代的“广都之野”已形成多种经营的“立体农业”的雏形：农田里有稻、麦、栗、黍、豆、“冬夏”两季播种。园艺发达。荔枝、柑橙、茶桑、“四季瓜果” “牲具六畜”家养鸡犬冢，野牧马牛羊。池塘里不仅有鱼、蚌、鸭、，还有连藕。发明的梯田“山原田”与堰渠配套。从而发展到后来建设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开创无坝水利枢纽的世界纪录。因此，才会形成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聚落星罗，城邑并峙，人口繁衍，安居乐业的“古蜀文化区”。
是谁发明了音乐？
先秦典籍《山海经》、《世本》、《吕氏春秋》等记载音乐发明者和乐器发明者有很多人，那么究竟谁是音乐的发明者呢？
《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有八个儿子，他们始创音乐和舞蹈；又说晏龙创作琴瑟。而《大荒西经》则说，颛顼的曾孙、祝融之子太子长琴首创音乐。《西山经》提到，在天山上有个状如黄囊，色如丹火，六足四翼，面目浑沌，名叫帝江的人，创作了音乐和舞蹈。由于实在无法解开音乐发明者之迷，于是在《大荒西经》中出现了夏后启派他的三个妃嫔到天上去学习音乐的神化，她们带回《九辨》、《九歌》等乐章，演出了《九招》。
《世本》似乎很客观地记载了许多音乐和乐器的发明者；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竽、笙，神农作琴作瑟，伶伦作律吕并首创磬，垂作钟，巫咸作鼓，毋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有详细的陈述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瘀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以舞以宣导之。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听凤皇（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有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又说颛顼在空桑山上听到优美的风声，而命飞龙创作名为《承云》的乐歌。然而，在开列了许多音乐和乐器的发明家，列出许多乐章的名称以后，《古乐》篇终于只好作出“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的答案。
（潘世东转载于武陵君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