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加宁，经济学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博导。曾任孙尚清秘书，吴敬琏助手。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副部长、研究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正式成员；中国西南财大博士生导师；长江商学院、上海财大兼职教授。

　　一、当前增速下滑是由多种原因所致

　　一是趋势因素。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5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由于受人口红利减少、环境约束趋强、技术创新不足等因素影响，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速度“下台阶”。

　　二是周期因素。除了趋势性因素以外，中国经济下行也存在周期性因素。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而三次周期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每当面临国内外经济危机时，中国都成功地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高涨。上个世纪80年代是如此，1992年是如此，1998年以后也是如此——只不过改革红利的显现存在着时滞不断拉长的现象。而当前的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些年改革放缓所致。

　　三是外部因素。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也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未了、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密切相关。欧洲、日本经济不景气，虽然美国经济有所好转，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上升、再工业化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等因素，美国经济的好转并未给中国出口带来大的变化。而俄罗斯最近面临的新危机，则有可能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受到外部因素牵制。

　　四是暂时因素。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暂时性的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下行。比如说，“八项规定”等反腐败措施，使得政府消费增长受到了抑制；而审计地方债等措施，也使得政府投资增长受到了抑制。我们既不能否定这些措施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但同时也不能否定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二、2015年的经济对策选择

　　第一，针对趋势因素，我们的对策建议是：

　　一方面，应当承认当前经济下行的确有趋势因素的作用，因此不再盲目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可以视之“新常态”而无所作为。应当看到，增长速度下行带来的最大威胁可能已经不是就业问题，而是财政风险、金融风险——这些过去在高速增长条件下掩盖起来的各种隐患，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而相继暴露出来。因此，防范经济增速“下台阶”过快，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更应当看到，加快推进改革也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为今天的潜在增长率下降，除了客观因素以外，实际上也与过去一段时间里改革严重滞后、甚至出现倒退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不是出现国退民进，如果不是部门利益和决策失误导致人口政策调整过晚，如果不是教育体制行政化阻碍科技创新的话，今天的潜在增长率至少不会下降的这么快！

　　第二，针对周期因素，我们赞成中央提出的2015年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所谓“稳中求进”就是：宏观要求稳，微观要搞活，改革要求进。

　　首先，在宏观要求稳方面，要在宏观调控目标区间化的基础上加强经济预测研究，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给力。一是要趁着中央财政日子还比较好过的时候，赶紧把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风险化解掉；只有化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使地方政府轻装上阵，政府投资才有可能重新振作起来。二是要进一步推进地方债改革试点，把自主发债权下放到市级政府，因为只有这样，上什么项目合理？上什么项目有效？才能够真正由市场说了算，而不再是政府说了算。

　　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既要防范通货膨胀，更要防范通货紧缩。由于货币政策的“绳子效应”，因此治理通货紧缩比起治理通货膨胀来会更加困难。

　　一要通过降准来对冲由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带来的银行负担加重问题。二要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将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责任下放给商业银行自己，逐步取消利率管制、存贷比管制、贷款规模控制等一切金融抑制，让商业银行自己决定利率高低、决定贷给谁、贷多少，当然，出了风险也要商业银行自己扛，责任自负，不能再找政府。

　　其次，在微观要搞活方面，一方面，对民营企业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并确立一个原则：今后，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

　　另一方面，对于国有企业反而应实行正面清单制度，国有企业要去做那些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如果民营企业都能够做的事情，你国有企业依靠国家信用、依靠大量贷款去与民争利算什么本事？！

　　此外，对于各级政府，则应实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后监管。

　　最后，在改革求进方面，要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通过解放思想来推动改革开放，依靠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改革要有定力，要真心实意，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通过风险评估，提前预警未来风险，而不能等到经济形势恶化了才又想起改革，才来推动改革，才又想起民营企业家们！等到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就把改革束之高阁，把改革忘在脑后，甚至又去搞什么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否则的话，长此以往，政府就会陷入改革的“塔西陀陷阱”。

　　另一方面，改革措施要有力，要贯彻到底，不能上下两头急，中间不给力。要打破中梗阻，打破部门利益。利用地方间竞争推动改革开放。

　　如果说，2014年，改革最大的看点是地方债制度改革和存款保险制度建设措施的出台，那么2015年最大的看点就是自贸区的扩容如何落地？如何复制？如何推广？

　　针对外部因素，对于世界经济，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上涨，但毕竟经济实力仍然十分有限。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虽然初衷很好，但是风险也小，要注意加强国际协调，防范潜在风险。

　　当前形势之下，我们最应当做的，就是要不仅加快国内的改革，也要推动世界的改革，包括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要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与各主要国家一道，形成改革共识，开展改革竞争，依靠改革来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对于因反腐败、审计地方债等暂时因素引起的增长速度放缓，不必过度担心，因为随着这些措施的制度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也会常态化，而不会带来新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和劳动的浪费，甚至对于减轻环境污染等方面也会带来积极的正面效应，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