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洗练出人学的清晰面目要清算学科分科制度对经济伦理需要的遮蔽；
论点延伸·管理国家和管理企业各有权重但都以伦理秩序为半径拨动管理秩序。
12·经济与伦理间的人学意味·中篇
互联网经济时代，既是产业大变局时代，也是人本质（传统文化认为的人性人格）接受考问的时代。产业大变局，其实在根本上标志着一个国家在制度生产关系、制度伦理、伦理秩序、道德内涵、契约精神、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变局。这就不得不叫人沉思，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沉思，以往我们曾经受过的学科教育影响对我们究竟有什么价值。
具体说，从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设角度看，单一的经济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社会学、政治制度等学科对人本质的关切就给予过什么、支持了什么、仍旧还有那些遮蔽，这必须是经济伦理共同体立场过问的事情。洗练出人学的清晰面目，至少要清算学科分科制度对我们在经济伦理需要方面的各式遮蔽。前面的篇幅，对单一经济学和单纯伦理学的偏颇得失说了许多，也洗练出了一些有效概念，以下就节省了。
从自然科学和经济伦理的交叉角度说，产业革命的前沿活力是被科技革命催着走的。最典型的是互联网经济，科技革命在任何时代都会对整个民族的产业生态产生总影响，比如生物转基因产业，文化传媒产业。科技革命的勃兴，一方面激活了距信息技术触媒最近的前沿产业，比如互联网产业；另一方面也强力“格式化”了一些惊慌失措的传统产业。在任何时代，传统产业中的核心价值都是最叫人忧心的内容。
传统产业，首先指进入千家万户满足普遍百姓的日常内容，所以算传统产业中的物质产业；其次，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形式，比如文学艺术的经典载体，满足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需，它在一定时期内的存留情况无疑需要成本，需要资源配置意义上的产业管理，所以算传统产业中的精神产业。而历史证明，在产业革命和制度变局的合力夹击之下，时代价值平台对文化继承性的管理型延续力量总是脆弱的，中国的民间团体常常没力量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
大面积戕害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古代，常常是强势的政治制度，比如清代的文字狱；在现代，常常受到科技革命和制度变局的合力夹击。西方的文艺复兴是由文化运动来激活政治变革的，制度的变革过程需要民主力量的健康参与；而中国的文化变局常常被制度变局所左右，比如中国文革。制度变局对文化的正影响和负影响都是强力的，说正影响，比如文革后传统文化的开禁。而在中国内陆，科技生产力对文化的正影响和负影响都是辅助的。科技革命在催着前沿产业走的同时，对传统产业是软磨硬泡的态度。传统文化，在科技力量面前像一位气质典雅的仕女，总只有被泡的份。被泡的结果，要么真心相爱，要么婚内强奸。在这个时代，互联网跟传统文化的关系很纠结，真心相爱和婚内强奸是两极现象，而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是暧昧不清的相爱和半推半就的诱奸。
但无论如何，前沿产业总是科技革命的最大受益者。相比之下，若说传统产业中的精神文化层，尤其是平衡价值结构和伦理秩序等民生内容，多数情况下是科技革命的受害者。这说明，在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制度变局一定是生产关系的深度变局，当一种价值秩序，尤其是伦理秩序成为新一轮（不见得先进）生产关系的障碍时，经典文化的受害是必然的。生产关系，这个马克思发明的词汇，既有神气，又带足够的鬼气。
从学科深度上说，当代的理论物理科学对时空观的理解有突破性进展。但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启迪并无直接助益。比如，在无限广延的时空当中，宇宙跟世界，在定义以及意义上是一回事吗？宇宙跟世界，是一个完全重合的时空吗？生命本身的有限性无疑对信息回馈具有本能上的依赖。这话的意思是，宇宙，可以在时空上无限广延；而世界，总要因在世半径的有限性而存在能量能力极限上的边界，那怕是价值意义上的终极边界呢。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触角深入已经到宇宙史46亿年的广延的时空中，无限广延的科学神游和科技产品仅仅是把当代人引领到了一种探索向度，是视野对广袤时空的的投射。而对生命在有限时空中具备认知“回路结构”上的完整要求没有描述成就，这就无法满足人在“物理空间的精神化”上的完态要求。
从现有的理论科学成果中，对“物理空间”的描述广度属于上世纪在物理学上的突破性进展。但生命需要价值回归，价值引导如果沿着宇宙学的尺度同体量关注，显得过远。地盘限制，理论物理学对宇宙和世界的定义含糊可以理解，而缺乏信息回馈意义上的宏观规律描述总是个天大的遗憾。近十年，深感安慰的大事，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的产生绝不是发生在价值信仰以外的孤立事件。在最大程度上，虽然，它是被物理科技以及信息革命催着走到时代前台的产物。冥冥中，互联网思维和“串烧”规则的产生，似是物理学对天大的遗憾的安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生命互联力量脆弱而有限，在时空认知上具有“回路结构”上的要求自在情理之中。互联网思维及其“串烧”规则在机制保障上加固了个体之间的生命互联力量，生产关系中含着的鬼气渐渐失效，生产关系跟互联网思维联姻，在这个大时代具有弥合回馈链断裂的祛魅功能。
当然了，物理革命对天大的遗憾的安抚，对生命存在本能要求完成价值意义的阐释原本是哲学的地盘。但实际问题是，当代哲学的思考地盘早已被科学哲学所定义，比如，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已经被西方的学术规范所限制。于是，当哲学回头来思考生命存在本能的朴素问题时，我吃惊地发现，存在和语言的使用权早就被科学哲学收缴了。人生于天地之间，生命是我们的，面对我们头上的物理天空以及意义天空，根本没有说话权。人生于天地之间，无非是物质和精神要求，而这两个基本要求其实已被具体的经济规则和伦理山头所买断。身处生硬的经济和伦理规则之间，朴素的人学关切已经无权使用那些学术语言来述说存在内容了。
从哲学和经济伦理的交叉角度说，学院哲学过多关注哲学史的传播，改革开放后教育、出版、传媒基本关切到了书架上的社会意识形态，至少，这是文革后不可多得的基本需要。但哲学史，描述的仅仅是思想跟语言的历时性过程；而哲学，应该是存在、思想、和语言之间架构起来的空间结构，是养一片人文生态的大观气象。哲学以哲学史的姿态传播，就像传媒生产线上按部就班运行着的“精神良种”。哲学的商品形式，当然可以通过概念炒作刺激文化经济，但这跟养一片人文生态完全是两码事。宇宙如何起源，那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意识形态战场，不能说这跟哲学没一毛钱的关系，到底是几毛钱的关系，这恰恰是哲学的关切区段。
在时间的起点和终点论哲学，就像讨论京广线全程之于个体旅客的关系。个体、全程和通票之间，根本不存在有价值的可知、可预期、和可管理的绝对关系，而只有个体跟区段之间的简明关系也就是贴己关系，才存在有价值的可知、可预期、和可管理的现实关系。在哲学上“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千古命题一定要从个体生死的有限性中打探消息，就像旅客全程干线上晓得“从哪里上到哪里下”具有感性依据一样。“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既是类属价值的绝对性，也是个体价值的相对性。
其实，区段关系的比喻之于哲学的本体任务还不十分准确，在意识形态上，宗教、物理、和哲学以思想和语言历时姿态传播时，它狭隘的线性品格就像一根时间的香肠，这等于说，哲学根本价值要去关切“时间香肠”的空间剖面了。而哲学的任务，显然在于关切区段关系剖面上的当下价值，只不过，这个剖面价值的半径因为空间意识的解放开展要宏阔得多。而假设中的价值剖面对于个体人所敞开的总是残缺品格的敞开。比如，一张宇宙似大的烧饼，向个体所敞开的意义只能是个体所咬下的那个缺口的敞开意义。作为有限的存在者，生命个体，“跟宇宙已经直面存在”了，这才是绝不可疑的事情。而世界在宗教、物理、和哲学以思想和语言历时性的开端和终点什么样，对哲学来说完全是存疑的领域。“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语），我，有何尝不是每一个我们中的“我”？语言，即“生者之我”的语言。哲学，应该在“生者之我”绝不存疑的剖面上展开对“直面存在”的认识。语言，才能因“生者之我”的绝不存疑而落地生根。至于“生者之我”如何在不存疑的空间剖面上跟神学或物理学宇宙发生更远的关联，那要看学科分科这些扯淡学问跟“生者之我”的贴己状态；要看个体思者跟“直面存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存在关系。比如，互联网关系、宗教信仰关系等等。显然，以往的宗教、科学、和哲学史在时空的历时性上扯得太远。所以，哲学，既不是宗教的婢女；也不是科学的书童；更不是哲学史的学生。
“人跟宇宙已经直面存在”了，宇宙和世界，是前者可被哲学认识，还是后者可被哲学认识？这应该是哲学之为哲学地盘的自明前提。在此前提下，人，即思者的任务显而易见。哲学，需要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思想和语言的历时性（即哲学史）过程，再对这个自明前提的合法性进行哲学地盘（本体论）上的诠释。哲学仅仅靠思想语言的历时品质显然无法超越对自身局限处境的认知，就像从景德镇的废料山上难以找到拼接某个完整瓷器的当初碎片一样。那么，这就需要一个“物理空间的精神化”的先行视域对自明前提进行描述的展开。作为描述“物理空间的精神化”内部结构的先在立场，自明前提展开后的结构和层序关系一定是伦理秩序的生成基础，绝不可疑。从自明前提展开的内部层序中理出伦理秩序，这应该是伦理秩序的终极基础。
哲学和哲学家应该靠什么吃饭？哲学，需要引领时代做基本问题上的内视选择。舍此不顾，人的精神就只能听任在单维现实的“物理空间”中陷溺下去。当然，论证伦理秩序生成的广大基础，这是哲学本体的终极任务，显然，经济伦理共同体的定义体量在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以下，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只能在此点到为止。
从社会学和经济伦理的交叉角度说，世界上有一门社会学肯定是现实经济伦理生活的幸运，社会学以人群的生理血缘、文化血缘为基础看待地缘、群落、社区间的有机联系及差别，这个学科角度把人的群体特征从经济伦理的制度属性中分离出来，在相应程度上使群落单元的独立价值凸显了出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却是具体群落单元的总和，不再过于抽象。但脱离了有问题的一种抽象，不见得能避免另一种成问题抽象。社会学内容的任务和性质，限制了对经济伦理共同体头上的“精神领空”进行关切，这当然不是社会学本身的问题。就像面剂子，是擀成面片横里切，还是徒手翻空上下抻，取决于各人的特色喜好。社会学内容的抽象就像摊煎饼或擀面片。如果换哲学人学来关切我们的经济伦理生活，就要考虑人学之于“物理空间精神化”剖面上显示出的空间结构，人学在上下向度和层序关系上是处于经济伦理共同体中的互动互证关系。相比之下，从社会学层面切入对哲学人学的经济伦理关切，就只能关切到沙盘模式中的平面群落关系。所谓社会学的平面关系，其实就如地形图的绘制特点。地形图【topographic map】指的是地表起伏形态和地物位置、形状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图。
关于中国内陆的社会学内容，如果投射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恰恰是费孝通在《乡村调查中所描述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纹（涟漪）；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开来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费孝通：《乡土中国》）这就是“差序格局”理论的基本框架。显然，由社会学的基本任务决定，社会学对我们经济伦理生活的“差序关切”只能是“地形图”或“水面涟漪”上的层面描述。其立体的等级、纲纪、秩序基本忠实于“屋内屋和床上床”的儒家伦理结构。
在社会学的关切触面上，所谓的“每个人都是中心”是现象，只有“远近亲疏”才是本质，然这也恰恰是形成信息不对称社会的根本成因。由于学科任务的限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也只能是经济利益共同体，伦理秩序终究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手段。正因为学科认识的限制，社会学无法关切到经济伦理共同体头上的“人学空间”。但事实上，社会现象的存在，首先，它本身是历史文化横剖面上的“物理空间”的存在；其次，它是意识形态即“物理空间精神化”的存在，总起来是“人学空间”的存在。人类文化广泛交汇的最大化即在更广袤的“人学空间”中进行信息互联闭环回馈，因而，是必须要求在“物理空间”之上追究共同体的价值（论）存在意义的。社会学对经济生活伦理生活之上的“空间共同体”的漠视和忽略，直接导致了对中国原有儒家伦理秩序的全民默认。默认什么？当然，是社会学内容的“地形图”的绘制特点，跟“水面涟漪”是一个样子。那么，这种全民默认的结果又是什么？这正是政治学层面的“坑爹”之处。
从政治学和经济伦理的交叉角度说，全民默认中国式的伦理秩序的“平面印象”等于把中国制度的金字塔结构掩盖在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重重黑幕之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多么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其制度结构或简或繁都无法避开对金字塔结构的依赖，金字塔结构是稳态结构，但不是说集权结构的金字塔更具典型，而是说，前者和后者的金字塔本质不同。法治政治的三权分立（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独立）为世人熟知，但靠这个依然说明不了跟金字塔结构的关系。二者的差别是法治和人治的分量不同。前者“金字塔材质”由法治制成，后者“金字塔材质”由人治制成；即法治政治的金字塔结构是由脱离具体人的宪法构成，是法治金字塔；人治政治的金字塔结构是由依赖具体人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构成，是人治金字塔。泰坦尼克号船长，当然居于法治金字塔结构的顶端，船沉了，他引咎自沉。
引咎，就不是一般的罪过，是因为拿明确的价值责任和契约精神做参照自觉裁量而显出的过错。作为价值责任，史密斯船长自沉的法学意味，其中自然有人治成分，更重要的世由法制精神构成的价值理念。在中国的政治理念中，除了崇祯皇帝，“没脸见人”是加在中国女人身上的心理习惯，而不是中国首脑的心理习惯。中国首脑以脸皮厚为首要功夫。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首脑跟中国男性百姓们惜护生命的心理相一致，惜护生命，就是惜护人治的基础建材。只要有人，就有人治“金字塔”的建筑材质，怕啥？人治，寄托了中国制度的所有意思。意思，即意识形态的划算心思。这心思，包括老百姓的平常想法、理想、幻想、和妄想。当然，也包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主旨，光说人，说人群，说群落群体，不提金字塔，把构成金字塔的立体结构的人治事实“拍成”平面，形容成诗意的“涟漪”。这就是《乡土中国》在政治学层面的意识反映本质，我们从费孝通那儿得来的印象是单维平面的“差序格局”，而实际落到头上的是千古集权的金字塔屋顶。
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还不尽一致，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主张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现象或政治关系。认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的科学，是研究关于社会政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是研究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另一类主张，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或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从各个角度看人治金字塔形成的不同说法。触及不了人治金字塔的集权本质。
当然，政治学之于经济伦理的交叉结果并不止生成人治金字塔的制度集权结构。30年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成果造就了时代的文化列国。由于“差序格局”的“平面印象”掩盖了“远近亲疏”的实际社会本质，“袖里乾坤”的龙袍倒是被共和革命运动撕破了，但潜规则的人治血液流向了民间。“信息不对称”的社会孽根穿插交错，无处不在。就在内陆江湖上，凡有领域即是山头，凡是山头即是门派。每一个领域都由制度集权和人治金字塔式的门派老大把控着，想进入，不交一份“投名状”根本不可能。
所谓“投名状”，即按照山头门派的伦理秩序（辈分）拿出一份力量，你以为自己进入了吃饭的排队序列，实际上是进入了某种山寨版的伦理秩序和经济规则。中国人学，在山寨版的伦理秩序和经济规则之内，永远是“屋内屋和床上床”的好孩子。经济伦理共同体明明是存在的，是光天化日下的存在，但却无人一睹其集权和人治黑幕下各自的机制运营结构。中国政治的坑爹设局遍地都是。当然了，在互联网思维的大爆发时代，或许你的“投名状”不必先交，但在更大的经济伦理共同体之内，免费体验和第三方付费之后，哪里有什么免费午餐？“羊毛出在羊身上”，是绝对免不了的。
所以说，在从政治管理层面看经济伦理的交叉效果，山寨版的伦理秩序和经济规则全在“袖里乾坤”的遮天蔽日之下，人与人的博弈永远存在。也许，“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箍咒”将是永远笼罩在中国式经济伦理生活上的意识形态金字塔。封建没有了，总要有个帝国；帝国没有了，总要有个阶级；阶级没有了，总要有个阶层；连阶层都没有，处在中国意识形态顶层的老大们难免会落寞寂寥。
在自然科学的时代触面上，经济划算和伦理划算像一穷一富的亲兄妹；在哲学史的传播过程中，经济认识和伦理认识像一温驯一淘神的亲哥俩；在社会学的“差序格局”中，经济秩序和伦理秩序像一内向一外向的两辈人；在政治学的金字塔屋顶下，经济权重和伦理权重像一上级一下级的一对政客。即便是经济和伦理各有地盘，在他们各自门派之间，由“差序格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永远无法使经济伦理亲密无间。在中国内陆，管理国家和管理企业各有权重，但都以伦理秩序为半径拨动管理秩序。管理国家以政治管理为权重，以伦理秩序的制度化为半径来拨动经济秩序；管理企业以经济管理为权重，以伦理秩序的机制化为半径来拨动管理秩序。所以，无论是政治本质或是企业管理本质，其本质都在制度生产关系上。就是说，生产关系，即由相应的经济规律和伦理秩序而决定的生产关系。
互联网经济时代的产业大变局，其实在根本上标志着一个国家在制度生产关系、制度伦理、伦理秩序、道德内涵、契约精神、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变局。这就不得不叫人沉思，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沉思，以往我们曾经受过的学科教育影响对我们究竟有什么价值。从现象上看，经济和伦理明明是一回事，却非要笼罩在哲学人学不在场的遮天蔽日之下。在任何单一的学科角度看哲学人学的命运，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都是一幅“印象派”面目，哲学人学不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中充分孕育，全面人本质的面目就像沿街讨饭的乞丐，是永远不能成熟的。没错，萦绕在华夏头上的千古纠结，当责之于中国哲学人学的无型，在学术江湖、学科金字塔的人治压迫下难于拢集成型。
历史文化既是资源也会成为包袱。学科分科制度是历史的过度，对人本质曾经关切过同时也仍在遮蔽着我们，洗练出人学的清晰面目，至少要清算学科分科制度对我们在经济伦理需要方面的各式遮蔽。互联网时代，既是物质和物理学的演进时代，也是人和人学精神的演进，经济和伦理是物质和精神的具体化，而产业大变局时代又是围绕着人的动力半径来演进和发展的。所以，以人学的名义对现有经济思想和伦理认识进行解蔽是大势所趋。同时，学科分科制度也必须接受时代的质问，全面的人本质也必须经受时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