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不会抱怨群体对它的不公，因为它的生活是自由的，它可以选择是否在群体中生存或独立生存。而人类已经丧失了这种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类更多的关注社会是否公平的原因，也是社会中强者控制弱者的原因。因为，无论这个社会中的生存关系如何，人类都必须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一员，从绝对的意义上而言，人类自从选择了群体生活之后，人类便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一个具有依附性的社会奴隶。
我们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奴隶社会是一个强者压迫弱者的社会，奴隶是被迫的接受奴隶主的奴役。但是，如果我们对人类这个较早的社会形式进行客观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观念是何等的错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界的生存资源具有极大的生存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占有自然资源，他们具有离开社会或奴隶主而生存的自然条件，如果他们有野生动物一样的生存能力，他们都能获得自己想要的自由。但是，他们在生活中没有选择自由的生活，而是选择生活在社会或奴隶主的奴役下。根据生命"趋利避害"的天性，他们选择的奴性生活肯定比自由的生活具有更大的生存利益。这和狗的选择情形极为相似。在人类还靠石器工具进行生存的时代，个体几乎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奴隶社会不是强力控制的结果，而是生存依附关系的必然。人类是一个独立欲望最强的物种，在他们能够独立生活的时候，他们不会选择奴役的生活。在人们没有获得这种能力的时候，奴性的依附是明智而有利的生存方式。但是在人类一旦获得独立生存能力的之后，依附生存的关系随之瓦解。在人类掌握了铁器工具之后，他们获得了独立生产和生活的能力，奴役生存的社会关系随之瓦解。任何社会结构的变革都不是观念变化的结果，而是生存能力变化的结果。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官吏对朝廷的关系，同样是一种生存依赖关系，在那样一个社会结构中，文人获得最大生存利益的方式，无疑是对朝廷的依附，如果他们选择经商或种田的较为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肯定不能获得做官或做御用文人的那样大的生存利益。在趋利避害法则的作用下，他们作出了最明智和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牺牲自己的自由和人格而选择了现实的利益。他们的对朝廷的忠诚和效忠事实上是对自己利益的忠诚和效忠，而那些对奴性的攻击和鄙视，事实上是失去宠爱的家犬对得宠家犬的吠叫。
依附的确是弱者的一种非常有利的生存方式，他们在付出同样的代价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得到较大的利益，如果他们在依附生存时的利益小于自由生存的利益时，无疑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种生存方式，这和王朝灭亡时，官吏的选择情形是完全相似的。 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依附生存的事例比比皆是，这种丧失自我的生存方式同样是利益选择的结果。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同样的条件下，独立生存能力较弱的个人，喜欢选择依附生活。人类其实和狗的选择是完全相同的，是'趋利避害"的选择一切。偏好依附生存的性格特征不是人类的天生的奴性，而是生存能力退化个体的必然选择。依附生存是一种互利的生存方式，依附者想要的是安逸的生活，而被依附者则需要他们的服从和人格，二者互利互补。对于依附者而言，既然得到现实的利益，就必须失去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这是获得利益的正常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奴性的行为特征。依附者要求的是服从和忠诚。任何一个被依附者无意例外地要求被依附者献出自己的忠诚，这是必须的前提。无论是宗教、集团、党派、或者是个人，甚至是黑社会同样要求依附者宣誓忠诚，军队以服从为天职，而奴才则以忠诚和听话为本分。既然想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价值，想安逸地无风险的生存，当然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