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学科分科制度遮蔽了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的战略协调关系。
论点延伸·生产力内在找到生产关系是战略管理和哲学人学的要害和命门。
13·经济与伦理间的人学意味·下篇
从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预设出发，彼此分割的学科建制对人本质既有关切和支持，也存在严重的时代遮蔽。就是说，包括现行制度模式在内，单一的经济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对人本质和我们的经济伦理生活有利有弊，最严重的问题，还数国家意识形态和伦理意识形态对整个时代的遮蔽。
别看现在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在制度伦理和企业伦理之间呼唤执政信息的透明，对简政放权充满了高度期待，但信息透明度仅限于市场竞争范围之内。在此之外，即在制度伦理和企业伦理的限制范围之内，信息不对称、帝王术、袖里乾坤、以及潜规则是一回事。在国家和企业之间，现行的意识形态教育，总起来是遮蔽力量大于解蔽力量。
学科分科制度遮蔽了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的战略协调关系。遮蔽力量大，解蔽力量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曾经听过不少朋友对这句话做不同语义的断句，学界的争议也读过不少。无论如何，主流历史都还是沿着愚民政策实践自己的。表面上看来，历代的愚民政策都有利于管理方的管控，“怪力乱神”（孔子语）无非限于网络力量，容易控制。其实长远看来，遮蔽多，解蔽小，在管理战略上是两不划算。而最大的“两不划算”，就是对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的牺牲。一句话，目光短浅的管理者喜欢遮蔽，不喜欢解蔽，看不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战略牺牲。当然，仅用“两不划算”来描述“战略牺牲”实在有些轻描淡写。对文化遮蔽的麻木，可持续发展也成为真理性废话。在战略管理上把人民和员工当成一群羊，管理者的思想水平跟“老羊倌”的原始意识也没多大差别。
“两不划算”只是在用老百姓熟悉的划算性思维说事儿。但“战略牺牲”毕竟有自己的问题要点。从现象上看，问题要点，是分科教育切分了人本质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最大限度地牺牲了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的协调关系。
深一层来看，问题要点，是分科教育导致了国家意识形态和伦理意识形态的分离。具体说，问题要点，是导致了经济管理规则和伦理秩序规则二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大分离，这样的话，在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从战略协调关系上的牺牲就更大，当然，制度成本就更加昂贵；以下，由分科教育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切分”根源就算本论的常识提醒，不再重复了。
把最大的“两不划算”再度具体化，“两不划算”和“战略牺牲”的问题要点，就是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从生产协调关系上的牺牲，简要描述，就是“生产关系”层面上的不协调；其实，深入浅出，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在“生产关系”上不协调，落实到朴素生活中，就是我们经济和伦理找不到二者依附的共同体，即在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认识上物质性陷溺；再浅出，管理者跟被管理者都是人，是人，却在经济和伦理之间找不到二者依附的共同体，听任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性陷溺，问题就在人本质自身。此刻，我可以简要说成哲学人学的塌陷。人本质的自蔽，人学的塌陷，其病理机制却主要存在于“生产关系”环节。
在中国内陆，无论国家和企业，之所以在对管理前路的瞭望环节曲曲折折，前途光明看不见，道路曲折走不完，在制度成本上代价昂贵，主要问题是，在一个经济伦理共同体的体系之内，管理者跟被管理者在对“生产关系”的本质认识上难以协调。简单说，各有规矩，个有划算，各有山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内陆100多年了，中国人对“生产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祖宗规矩”的水平。
之所以我们在上篇中提到，生产关系，这个马克思发明的词汇，既有神气，又带足够的鬼气。可以说，“生产关系”概念的神气是马克思带入中国的；而国家实践和企业实践中的“生产关系”成分中所包藏的鬼气却来自中国本土的“祖宗规矩和祖宗家法”。
要说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跟中国式“规矩家法”间的恩恩怨怨还得从中国内陆的划算性思维说起。中国人的天性喜欢简单明了，不喜欢逻辑复杂性，凡事你能整成，别人不成，就说明你有本事；大事小事，就如上床办事，只要能把女人的肚子整大，十月怀胎，最后生出孩子来就成，别问“为什么”？在著名豫剧《朝阳沟》中，栓宝爹有句台词“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着，河南话读zhuo，去声）。人家咋着咱咋着；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凡事好简单，是中国人的集体心理。邓小平的猫论之所以著名，两个原因：
其一，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有起码的划算性思维，能行就成，不问为啥；麻烦了成本高，简单了成本低；经济学家一般不在意划算性思维经济学意味，其实，利用得恰当，划算性思维本身就很经济。从经济学角度看，作为民意土壤，划算性思维本身就是个大基数。从古到今，不管是“大楚兴，陈胜王”还是“打土豪，分田地”，大面积说服老百姓的大数据就在“麻烦好”还是“简单好”的划算性思维中。邓小平的猫论就抓住了这个划算了千年的大数据思维。但如果大基数的历史前提不存在，同样的方法就不灵。
原因二，中国文革把整个国家的制度伦理和生产关系复杂化神秘化，从49年建国到79年开放，发展生产力，或是组构新中国的新型生产关系，干点什么不好，30年，都花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纠缠上了。10年文革，生产关系问题的复杂化达到了一个峰值。物极必反，作为事实和逻辑背景，大基数的历史前提出现了，以复杂化的问题纠缠为前提，历史为简单化的说法提供了凸显自身的声音平台，该邓小平玩简单了，拿老百姓熟悉的猫论去“约分”复杂，不管黑猫白猫，醍醐灌顶，横空出世，把大江南北的争端者推入了滚滚的实践检验洪流。以简驭繁，起到了复杂化起不到的划时代效果。
大基数的时代前提会以不同的缺需形式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段。“大楚兴陈胜王和打土豪分田地”是解放造反的爆发力，而邓小平的猫论是解放经济生产的爆发力。总之，以简驭繁，就会简明有力，不管在孔夫子眼中是不是“怪力乱神”，只要有力，本质上都属于解放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得到解放，才能储备大幅度调整生产关系的国力和资本。无论国家还是企业，在发展阶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不会错。
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意识反映论角度；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主体调整作用，是能动决定论角度。只有在生产关系发生了主体调控作用后，才会进一步激活更强大的社会和企业生产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大基数的时代前提会以不同的缺需形式现身。
但是，对生产关系的认知体验过程偏不是以简驭繁，而是解读简单现象背后的复杂内涵，然后，才产生了再次以简驭繁的历史条件。如果在这个环节再去玩“栓宝爹”那套简单就是简陋，不灵了。“栓宝爹”的简单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一样，都是思想懒人喜欢的套路。从“本本到本本”，从“观念到观念”“从学问到学问”，只要是熟套套，都如黄袍老怪手里的布袋，是从“思想的上界”偷来的“祖宗家法和祖宗规矩”，遇着时代的孙猴子都会失效。老套套不破题，不能从一变多，就都是背书，就算你背的是孔夫子孟夫子的章句、释迦摩尼的段子、毛主席的语录，都是“标题党”，是标语，是口号，都是千真万确的废话。
尽管这样，顽固的中国老百姓还是离不开划算性思维的土壤，在“好省事”的老百姓那里，解读简单现象背后的复杂内涵，然后玩以简驭繁，不用麻烦的！很简单，你犯不上亲自动脑筋，雇个“能人”不就结了！私营民企的小老板们都是这么玩的。为什么我说，中国式的潜规则和袖里乾坤不必的什么真传，不必通过读线装书和“帝王传”获得。只要中国式的划算性思维的经济学土壤存在，一个人从平民意识过渡到小资意识，通过刘一秒这些些能人们的启发，马上就会产生贵族意识，小老板们只要有点贵族意识对潜规则就会无师自通，会控制人才了，这是一种纲领式的划算。说好听了叫用人智慧，其实就是琢磨如何跟下属玩信息不对称，帝王术和袖里乾坤，典型特点就是信息不对称，那些帝王术，其实跟偷了“宝贝”下凡作怪的妖精一样，一点也不神秘。
古代的帝王术和山头主义在现代的互联网思维面前指定吃不开。大家可以从习王反腐运动中看出互联网思维对政治理念的威逼，民主思维的广泛互联，促使民意的迭代速率加快，用制度工具的内部网络建立信息上的内外不对称不再好玩，被揭露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在古代，前朝事在本朝修史之际才能相对解密。在互联网时代，头年发生在红墙内的猫腻今年就得露底。所以，迷信线装书里那些帝王权术的人永远是聪明者，不具有大智慧。毕竟，他们的心智水平不在思考“祖宗规矩”中包含的“生产关系”本质，而停留在划算性思维的原始形态。帝王术和“祖宗规矩”是自然经济时代划算性思维的知识沉淀；是农业时代的地头小资，就是地主了。用帝王术和潜规则解决现代的战略管理，在社科素养是上，是帝王梦想地主命。而在管理战略上“好省事”，其哲学人学本质不过是思想懒汉而已。这样子下来，作为管理者，就永远也走不出“战略牺牲”的魔障。因为，管理战略，是追究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最有效的战略协调水平，尽可能降低制度成本。
当然了，聪明的私营民企的小老板们之所以这么依赖“好省事”还是有根据的。就是说，马克思发明的生产关系一词跟中国是管理中的“好省事”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性一自蔽，就想在生产关系上讨巧，想省事。看一看“好简单、好省事、雇能人、潜规则、袖里乾坤、帝王术、控制人才、用人智慧、信息不对称”跟“生产关系”有什么区别？不就是“雇一两个能人，能把他的能量控制了”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生产关系，在就是“祖宗规矩”中的用人艺术。刘备用一诸葛亮，顶得上曹操手下的多半个智库。作为管理体系的顶层思维，制度生产关系到底是怎么耦合成的，“一般人不告诉你”。
可是，在这个人情大国中，谁是“二般人”啊？就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对称，可能不带这么玩的。生产关系，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制度伦理秘密，跟奥林匹克精神的阳光规则决定输赢一样。一个管理系统，有没有合情合理的契约精神和生产关系，决定着能量管控上的内外不对称，不再是信息垄断上的内外不对称了。舍此之外，在管理者跟被管理者之间置最有效的战略协调水平于不顾，不考虑如何降低昂贵的制度成本，不惜以“战略牺牲”为代价，把作为管理战略的“生产关系”揣在“帝王意识”的“袍袖里”，就为过把“帝王瘾”，值吗？正由于家园意识，地主心胸，小老板们多半不能在精神领空的瞭望之间一睹超越视域中的自身局限。一人之心万万人之心也！在中国的封建土壤中，没有“二般人”，多数人的智力差距并不大，都是薄眼皮，眯着眼都知道老板在想什么。智力差距不大，结果却有天壤之别，主要原因，是权利和信息垄断。所以，这样的管理体系，在越发汹涌的互联网思维面前，注定玩不长。有资料显示，私营民企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据说存活10年的不到5％。想想也不奇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啊！
中国一把手们“好省事”的投机习惯跟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还有深层关联。首先，“生产关系”可以不是“祖宗规矩”，但也属于典型的“规矩”意识。规矩，即不成文的老套路，套路陈旧，而历史文化心理的暗示力量极强。在传统文化中，规矩，跟儒家的伦理秩序和社会学中的“差序格局”密切相关。许多时候，“祖宗规矩”在代替着古典的生产关系。所以，“祖宗规矩”，在生产关系不成型的管理系统中，是准制度意识形态，是原始生产关系的孑遗。
中国人喜欢说“没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包括行有行规）。规矩，中性词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跟原始生产关系的密切印痕无处不在。就拿平素常的农村饭来说，为什么一家一个口味？老太太发面包包子，很常见。比如，张大娘的手艺全村有名，李大姐的手艺可能就差些。也许，在材料一样的情况下，张大娘对李大姐言传身教手把手教，二人在包子的香色、手感、口感上差距还会有的，不是一个味儿。口味上的差距既意味着水平也意味着特色。多数情况下，只有水平及格，才能去谈得特色。为什么？这既是经验，也是奥妙，更是规矩。最本质的，恐怕还是语言上的传达困难，就是中国式规矩对自身的语言描述困难，也就是对中国式“生产关系”的言传困难，一种“言不尽意”的困难。
中国文化，从圣人到凡人，对“言不尽意”的语言困难体味很深。在苛求套路程式的中国规矩面前，中国体验、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在体系完整和内在自洽上有非常苛刻的要求。面对一种貌似完整的外来知识体系，如果不在中国体验和中国语言的土壤中找到内在的生长点，外来知识体系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学问江湖的“葵花宝典”。因此，“言不尽意”的困难，是属于中国本土智慧的探索性困难。就是说，中国式管理一旦遇到制度升级就会迎面生产关系问题，全盘西化，用西式规矩，不行；全盘本土化，用“祖宗规矩”，还不一定行。正由于这种两难处境，说“祖宗规矩”落后，也不意味“外来规矩”就先进多少。中国本土的生产力需要内在地找到自己的生产关系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和“能量管控上的内外不对称”，在玩法上，跟古典规矩和西式规矩应该有极大的不同了。
不是说，整体大于局部的总和吗？“言不尽意”的困难，简单说，就好像对大于“包子”属性总和的那种味道的还原描述非常困难一样。包子饺子的味道再好闻，谁也分离不出“和合”出来的那个味道。所以，“独孤九剑”还就得由令狐冲独自练成，“葵花宝典”功法再高也帮不上。这就难怪了！这个属于还原论上的描述困难，不一定只存在于“好省事”的普通百姓，也存在于懒洋洋的中国艺术家之间。因此，还不能全怪中国的划算性思维土壤。但时代就是时代。时代前沿，就需要对神秘味道的还原论解码和现象学描述。其实，还原论和现象学也不神秘。老干妈陶华碧懂得还原论和解构思维吗？中国本土的政治和企业多思想懒人，中国人对“言不尽意”的迷信和对“祖宗规矩”方便依赖造就了解构性思维的断层。“言不尽意”和“祖宗规矩”里的“生产关系”基因就像含在花生米中油脂，不好榨取，就难以被新时代的政治管理和企业管理所吸收。中国小老板们跟中国老太太一样，在做企业和包包子的前前后后恐怕没有系统的“流程描述意识”。
把做包子的“流程”描述出来，那就如菜谱一样，是流程本身了。而把“流程描述意识”独揣在心里，就是据说中的“规矩”。听说，前几年的春晚后台，赵本山掌掴小沈阳，就因为这个淘气徒弟在正式演出前把段子内容给捅出去了，这就是“坏规矩”了！是啊，如果一种人产权意识强，把“规矩”当回事，也就应该有一份“一般人不告诉你”的用心。但是，明明是一种可描述的“规矩”，就独自揣在个人怀里，“一般人不告诉你”，这就纯属于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是发生在“精神空间”中的事情。如果通过思想文字和产权交易的转化，并在相应的“物理空间”实现制度建设和机制模式上的各项保障，老太太发面包包子这一系列动态就可以转化为一种绿色产业和管理流程。这时，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和发生在“精神空间”中的事情，就具有生产关系的原始性质。
所谓生产关系既神秘又朴素。说不明白或不说明白，就是窍门；通过某种特殊的信息回馈系统达成内部共识，内部默认，就是规矩；默认几千年，修炼成精，成了“祖宗规矩”；两千年不变，就成了陈腐烂套；说出来，加以科学的系统描述，就是认识论；描述为机制模型，符合实践要求，是方法论；理论上没问题，功能合理，能够落实到实践上，那就该干嘛干嘛，不说了！生活有两种沉默，一种是说出终极的合理性简单，要想就想澈底，如佛法；一种是现实的合情性简单，想澈底后去做事，如栓宝爹的庄稼经。剩下的就热闹。一是现世的争执，包括斗争和战争；二是无休的争吵，包括理论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
规矩和生产关系的血脉是如此清晰，这表明，规矩和“祖宗规矩”都不可以想当然地僭位，去取代生产关系。比如说，如果需要你把独揣在心里的“规矩”描述出来，你敢担保不掉在人家已问世的“流程”描述套套里吗？更何况，关于一种包包子的“流程”描述模式如何才能把控包子的香色、手感、口感间差距特色，为保障这一特色的鲜明凸显，减弱什么、强化什么、抽取什么、加入什么？这就必须走出经验主义之外，纯粹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调整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描述认识发现了资本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在当今不管存在多大的学术问题，都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现。因为，对马哲的生产关系的深入研究，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都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资本本质，改变或优化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显然，马哲对生产关系的认识早就在小老板们“好省事”的经验主义之外。“好省事”，这种划算性思维从人类直立行走前就有，而且永远处于民意土壤层面，它像咸盐可以随时调入任何经济伦理内容，可以简驭繁，成为驾驭改革航船的猫论；多数情况潜伏于朴素的民意中，成为小聪明，无补于生产关系的战略理解。马哲进入中国内陆都100多年了，中国人对“生产关系”的认识还在“好省事和祖宗规矩”之间划算着，犹豫着。对系统管理中的“战略牺牲”麻木不仁。法由心生，境由性造。管理中的魔障，就是发生在管理者“精神空间”中的魔障。
为什么又绕到中国哲学上了呢？中国文化讲阴阳、动静、虚实。作为实体范畴，跟生产力相比，生产关系就属于关系范畴。关系范畴，也是虚体范畴。实体范畴，看得见摸得着；虚体，即关系范畴，看不见摸不着，又确实存在。这并不唯心。法由心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决定论。理解了生产关系的发生原理，完全有理由明白什么叫境由性造。老太太如果把做包子的“规矩”放在意识形态、放在“精神空间”中，不见兔子不撒鹰，就是对“法由心生，境由性造”的最好注解。
而发生在中国管理者“精神空间”中的魔障，就因为太关注实体范畴，对关系范畴太麻木了。不关注张大娘的手艺，就是对虚体范畴麻木，净看材料，大约就是李大姐的手艺差的原因；净抄药方，也是庸医和良医学不成神医的原因。所以，中国管理者的“精神空间”中魔障重重，净抄别人的营销学窍门，就等于不关心管理系统中的生产关系，弄得谨毛而失貌了。西汉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说“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谨毛而失貌，中国画论术语，原指绘画时太过小心细节，小心地刻画无关紧要的细微处，却忽略了整体面貌，越像越不像。后用以比喻注意小节而忽略了大体的庸人。
在不同的篇幅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间歇性地跳跃出现，如草蛇灰线欲断还连。比如《永不会说错的管理学废话·下篇》曾说到，在战略视野和“精神领空”中，首先入眼的就是附着在这个管理系统上的伦理秩序，而伦理秩序，跟其物理存在空间即生产关系的展开空间是并生关系。所以，作为战略管理的要点，把握伦理秩序就等于把控了无形的生产关系，这是经济伦理共同体的大体体性。作为实体范畴，跟生产力相比，生产关系属于关系范畴，关系范畴，也是虚体范畴。就如父亲和儿子，看单个是实体，看关系，即父子关系，就是虚体；又比如包子的馅料、调味品、白面都是实体，而张大娘的手艺就是虚体。在战略管理层，对虚体范畴麻木，首先是对制度伦理的麻木，落实到问题的核心，就是生产关系认知度上的麻木。
中国本土的生产力需要内在地找到自己的生产关系；实体范畴结合关系范畴是管理战略和哲学人学的要害。虚体范畴和生产关系虽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描述把握形式，其实也正是管理战略和哲学人学的命门。学科分科制度把所有的价值体系都纳入到知识论范畴来传播，这使得生产力找不到自己的生产关系，实体范畴找不到自己的关系（虚体）范畴，这是由当今学科分科制度而忽略掉的大问题。反映到管理战略思想上，无视人学的要害和命门，看似管理战略的失败，而根源却在哲学人学的失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