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东山上
口 钮海津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家住过广州市东郊的农林上路。那时那景，静静的香香的暖暖的。
今天的农林上路已经嵌入到华南超大型中心城市的城央了。此时此景，挤挤的熏熏的燥燥的。
这里是我人生第一个十年的栖息地。
我家住过农林上路的居所有好几处，按先后秩序，依次是：
一横路党校院内；
二横路2号；
一横路4号；
三横路1号；
八横路16号。
农林上路为什么叫“农林上路”这个问题，我打小就问过父母。这些年来，我也时不时关注它的来历。
发生在中国近代的鸦片战争附属品之一，是引进了西方建筑的实体视觉。广州先后出现了许多西方古典楼宇与岭南传统唐楼相糅合的花园式居所，这些小洋楼深受官、商、艺、仕、侨的青睐。
广州旧城的大东门外，上世纪初还是荒郊野地及农田菜园，民国时期先是由一些广东籍华侨归国置业，在大东门外一带建起了极具模范效应的新式房屋，商贾一时纷纷效仿，尔后军政官僚也跟进到此营建官邸。逐渐，仿效之风扩展到百子路、菜园西、竹丝岗、新河浦、农林上路和更东郊的梅花村一带。最终，形成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广州文物标志——“东山别墅区”。
集百子路、竹丝岗、新河浦、农林上路和梅花村的“东山别墅区”，先后承载过民国广东省政府、民国中央政府、国民党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共广州市市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共广东省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官邸或官府。
广州有两片标杆人文群居载入了岭南人居文化史册，它们是位于西片的西关和位于东片的东山。评价广州民国居屋价值，窃以为“东山别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地理上压过了“西关大屋”，这应是不争之事实。而农林上路则是“东山别墅”的中坚。
那么，原本无马路的东山，是如何出现农林路组团的呢。讲述《广州故事》的陈典松说，大概在清朝末年，现在的农林下路一带还是广州东郊的荒丘和农田，一批华侨和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为了报郊祖国，用科学知识振兴国内的农业和林业，他们选中这一带作为农场，进行农业科学试验。其范围北到今环市东路，南到今中山一路，东到今农林东路，西到今农林下路。出资兴建这块试验田的就是广东省近代史上有名的爱国华侨张弼士，主持办场的是留学美国的农学博士唐有恒，当时唐有恒回到广州时，向有关人士漏露，希望在广州找块地方搞农业试验，这个消息被张弼士知道了，张弼士立即召见唐有恒，充分交换意见后，张弼士觉得这个留学博士的想法很好，于是出资在当时的广州东郊购买了这块地方，让唐有恒主办农林试验场。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这个试验田继续发展，历任场长、技师和教员大多是留学回国的留学生，他们在场内搞了蔬菜、花卉、果树、蚕桑、造林、作物和畜牧业等试验区，进行了选种、土壤、施肥、防治病虫害等领域的试验，而且对广东各地的农业进行了一些普查，在试验场，他们设置了气象观测所，研究了广州的气象与农业的关系，揭开了广州现代气象观测史的第一页。
未曾想，“农林试验场”演变为政府债物。
1923年，广东政府因建“大元帅府”而欠资，遂将“农林试验场”用于抵债，及后“农林试验场”的场地先后被开发，遂于1930年籍“广东农林试验场”之称而得名农林路。
农林路由农林上路、农林下路和农林东路（”农林东路”是后来新加的路名）组成，皆是南北方向的土质马路。其中，最盛名的是建在原名“猫儿岗”坡上的农林上路，当时的量度是长410米，宽5.6米，至六十年代还是土质马路。
彼时，被开发的农林路一带的时尚住宅区，用此时的话来说就是房地产开发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居住在农林上路那些年，农林上路给我的感受是宁和温馨，炊烟袅袅；绿树成荫，鸟语蝉鸣；街道洁净，行人恭谦；小楼优雅，院静篱馨。从一横路到九横路没有一座院楼的外观是COPY的。由是，但凡进入农林上路的外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放轻脚步作深呼吸，享受着白兰花的清香和满街凤凰花的火红，偶尔还能听到猫咪们在院墙内传出来的荡漾春声。
尤其是，农林上路那时候少有贴、挂、涂、悬任何标语。这是我个人现在评价一个社区的文明程度和人居素质时的重要标准。
我家在农林上路最早的居所座落在中山一路和农林下路转角东北处。这座红砖楼是一座袖珍洋楼，位于华南分局党校大院内西南角的两层红楼。但因为它“个儿高”，又倚在东高西低的斜坡上，所以我们从二楼的北窗可以看到整个党校的西南区域；在南窗则可细数东来西往中山一路的汽车次数和一天数次出入东山口的火车趟数；在西窗则可看到东山口全景，尤其是对面建在中山二路与农林下路拐角那座黄色墙体的大型花园别墅，它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社会贤达的居所，我们一群曾被冠以“有礼貌的小朋友”而受邀到他家看室内小电影。这座小红楼直至到本世纪零零年代的初期还立在中山一路和农林下路转角处。之后就光天化日之下被拆掉了。都到了本世纪零零年代了，对值得留给后人观赏的东山建筑文物还真是有人敢拆呀。想想看，在香港梳士巴利道近海皮的那座普普通通的小钟楼，吸引全球游客合影留念估计已不下于数十亿次了吧，其留存价值，是傻子也会算得出来。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农林上路二横路2号，这也是一座红砖别墅，后院蛮宽敞的。
一天，我和母亲路过农林上路一横路时，我看到地上有一枚五分硬币。那时还没有《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这首儿歌。我捡起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啊买辣酱猪肠粉吃！”母亲看着我的眼睛问我：“小朋友捡到地上的钱物应该怎么办？”我想起母亲教过的话，就说：“交给派出所警察叔叔！”农林上路派出所就在农林上路与中山一路接口，与一横路最近，大人说那是警察叔叔值班的地方，以往我们几乎每天经过，还真没进过去。妈妈牵着我的手进了农林上路派出所里，值班的不是警察叔叔，是警察阿姨，她高兴地接过我递上的五分钱硬币，放到一个浅口的接物盆里，然后认真地记录下地点时间，然后复述经过，然后请我签名。我在幼儿园还没学过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外的字，母亲就握着我的手写下了“钮海津”三个字。交接流程完毕，警察阿姨立正向我敬了一个礼，然后扶我走下派出所门前高高的阶梯。这件事，是我在农林上路最开心的记忆，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
我们家在农林上路一横路4号居住期间，经常有小贩挑着餐柜和炉具来农林上路沿街叫卖美食，诸如鲜汤沙河粉、辣酱猪肠粉、蜂蜜豆腐花、白粥油炸鬼，等等，一两分钱也有交易，好吃得要命！每每叫卖声伊始，便传出各家房屋里孩子们向奶奶外婆要零钱的喧闹声。精明的小贩就会在最强音处搁下挑担，摆好餐柜炉具，严阵以待。当老人们牵着我们的小手在小摊前排队候食时，就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儿童的节日。
但是，那年代的家长鹑居鷇饮、粗袍粝食，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严；对子女的教育也几近苛刻，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规定为我们的立向宗旨，零花钱用在买小食上面是不受鼓励的，家长他们倡导的是买书读书。因此，来农林上路摆摊卖小人书的比小食贩要多。农林上路的孩子平时都在比谁家的“小人书”多、比谁的“公仔纸”多。几年下来，我家兄弟用攒下的零花钱买齐了全套《水浒传》小人书、全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全套《西游记小》人书、全套《岳飞传》小人书、全套《杨家将》小人书，以及好多好多外国童话小人书。而那些将士百态、鸟兽千姿的“公仔纸”，则是我们既能欣赏图案、描绘彩画，又能玩耍击掌、小赌怡情的私营游戏，是不能给父母见到的。
我之喜欢和怀恋在农林上路居住的那些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起玩的小伙伴们都有很好的家教，虽还未能做到仁义礼智信，但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孩子，大家都互相帮助、相亲相爱、和言细语、不说粗口。我们家不论是居住过的一横路、二横路，还是三横路、八横路，都没有见过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使恶的、斗殴的、扔石头砸别人家窗户的。这十年的受诲、从善，如同是“潇洒美少年玉树临风前”的美景，相对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把孩子们教恶、纵武的那场“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噩梦，是个什么样的对照就无须赘言了。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中南局从武汉南迁广州重新组建。重新组建的中南局各部门办公地点和来自中南五省的干部职工家属的住所均设在梅花村和农林上路以及我称为“农林北路”的三育路，这片区一下子增加了上千人，而且陆续在增。
之后的六七十年代，安静的农林上路越来越热闹，到了八十年代热闹更甚——1980年后，中央平反了因“反地方主义运动（1952年）”、“反右派运动（1957年）”、“反地方主义运动（1957年）”、“四清运动（1964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至1976年）”而受害的广东几百名厅级和省级干部得以平反。当时，落实政策的最重要的实体方式就是解决住房。然而此时农林上路已无“空房”，居住问题压力巨大，事由“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以及军队部门挤占了农林上路一带很多住房和院落，加上“原住民”的众多子女从农村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返城，于是省府机关在农林上路（省委机关在梅花村）见缝插针、拆低建高，加盖了很多楼房，解决了大量住家的燃眉之急，但也把农林上路都塞满了。我家曾居住过的三横路1号，宽敞的前院也被有关部门看中，于是被一分为二，在前院盖起了一座“厅长楼”（在五横路还盖了一座省长楼）。留下的另一半的三横路1号只好在西墙开了新门，旧的两层别墅一直保持到十年前娄峪淮同学的母亲去世（他母亲汪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担任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之后，有关部门就把三横路1号别墅拆除，又盖了新楼。而我家住过的农林上路八横路16号也在梁威林伯伯从香港新华社回穗后住了几年就被拆除改建高楼了。现如今，整个农林上路民国时期建起的花园洋楼所剩无几。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兜兜转转，跌跌闯闯；岁月不居，逝者远行；后人层出，处世出新；楼代更迭，往事如烟。音乐人小轩和谭健常在《三百六十五里路》里感叹：越过春夏秋冬，从少年到白头。八十多年了，农林上路的名称依然叫农林上路。然而，但是，不过，此农林上路已非彼农林上路了。人生最怕人比人，房子街区亦然，对比十九世纪末兴起的沙面租界的百年群宅已成为华洋珍稀、赏心视觉的城中宝，二十世纪初兴建的农林上路的八街九陌已成为尘嚣窘迫、比肩仄逼的城中村。论实用文化价值，完整的“沙面洋楼”远在零散的“农林洋楼”之上。
十一月了，秋风乍起，站在这个包容过我十载童年无忌的故街，站在这个我们用稚声对着蓝天宣誓“时刻准备着”的社区，站在这个我们曾经用棍击铁桶模仿枪炮声和用红墨水染红战旗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的旧地——对自己没有能力守护农林上路的文化价值而倍感羞赧。
农林上路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守护文化的价值质点》一文的作者艾斐说，所谓文化价值的质点，是指文化的原生价值、本质价值。他说，任何事物，都只有在具有价值之后才会有意义和作用。
农林上路原本是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就要内容精致，形式优美，使用效能突出，社会影响巨大，有文化有氛围，长士气增效益。然而日居月诸，光阴流逝，农林上路已非文化产品。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东山各主要通衢华灯璀璨，车流如鲫。初到的北风穿过高楼大厦的缝隙刮过来把树叶撩黄。夜幕下，仿佛放映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林上路的旧时晚况：在一横路，在二横路，在三横路，在四横路，在五横路，在六横路，在七横路，在八横路，在九横路，许多人家的窗户里，黄灯下，饭桌旁，板凳上，儿童们在算术，在抄字，在默写，还有在朗读的，“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
清朝的黄仲则先生有诗云：“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意思是说，这样的星辰却已非昨夜,我又为了谁,冒着风露在深夜站在外面呢。可不，我满怀绵绵旧情重温农林上路，却不可云欢欣愉步，不可云轻骑悦行，更遑论从一横路心平气和地漫步到九横路。是为不忍卒阅。201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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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钮海津《家住农林上路》的摘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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