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茂初:《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载于《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1期.
一、“改革带动发展”的机理及效应
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带动发展”的机理及效应
三、“转变政府职能带动发展”的机理与效应
四、改革进程中的“改革成本效应”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从改革带动发展、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带动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带动发展的角度,从经济活动扩张要素、消除差别化、有效率的产权等理论认识视角,分析其机理与预期效应,并分析改革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改革成本”,探讨全面深化改革将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预期产生的影响。
一、“改革带动发展”的机理及效应
任何一个经济活动的展开和繁荣,其主要过程和要素包括:(1)该经济活动的创新性及其预期收益率。意图展开的经济活动必须具有创新性,同时又必须具有潜在的公众认同性,还必须具有与预期高收益率的关联性,关键是必须具有规模持续扩张性。(2)公众信念。某一经济活动能否顺利展开,关键在于能否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其中。而提高公众对该经济活动的信任,是吸引公众参与的关键。(3)高收益率示范。为使某一经济活动顺利展开,吸引大量公众参与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是:高收益率支付的示范,通过这一示范引导更多的潜在参与主体进入参与状态。(4)“高收益-规模扩张”循环促进。为使某一经济活动顺利展开,参与规模得以持续扩张是其必要条件,通常的方式都是“高收益-规模扩张”正反馈(即,以高收益率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又由众多参与者来实现更高的收益率,循环往复)。(5)扩张动能。某一经济活动能否顺利展开、参与规模能否持续扩张,就在于能否为之提供“扩张动能”。金融等信用创造是其有效手段。(6)持续变革。为应对经济活动达到一定水平后,参与规模难以持续,就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活动内容的创新、改善预期收益率及其可信度等方式适时地进行变革,以达到经济活动得以持续的目的,否则就将进入难以为继的状态。同一逻辑下,以往经济活动需要变革的情形是:(1)既有经济活动的预期收益率,由高变低甚至转变为不确定的状况;(2)预期收益,由“正常可实现”转为“难以正常实现”的(原有参与者的收益低于预期甚至无法实现)状况;(3)参与规模,由“持续”转为“不可持续”的状况(新增参与越来越少,且原有参与者陆续退出并形成示范)的状况;(4)资金、金融资源等“扩张动能”,运行顺畅逐步转向运行不畅的状况。(钟茂初,2012)
按照上述逻辑机理来分析,新型的经济体制为什么需要变革?从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态势来看,其面对的发展问题是:依靠“人口红利”(低成本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以“高投资带动高增长”、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那种依靠“低劳动成本”、“高投资”、“高地方债务”(不仅包括地方债务,广义地来看还包括土地资源透支出让、生态环境资源透支性耗损、自然资源耗竭性使用)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既得利益固化”(国有垄断等)阻滞了发展新动力的形成,长期高速增长的局面难以维持。传统发展模式累积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失衡和后续发展动能枯竭、各种透支性债务水平累积宏观经济的风险、因粗放型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急剧劣化。(1)从传统发展模式的预期收益率来看,以往确保预期高收益率的因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下岗职工所形成的“人口红利”、由于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土地低价资源低价、吸引资本至上的政策优惠、中国消费者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等,多数因素已经不复存在;(2)从预期收益的实现条件来看,以往得以有效实现的条件是由于各种要素价格低廉而形成中国制造业产品价格进而获得了全球市场的高占有率,同时中国庞大消费者需求的快速扩大,这一条件逐步弱化,产能过剩状况导致部分预期收益无法实现;(3)从参与规模及其持续性来看,过往阶段,由于资本收益率的诱导,资本可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一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4)从金融资源等“扩张动能”角度来看,各层面的透支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债务,其风险不断在累积,其运行势必受到风险问题的深刻影响。从以上方面来分析,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变革的阶段,否则就将陷入难以为继的状态。那么,“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带动中国经济全面发展,按照这一逻辑机理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1)全面深化改革中,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化、秩序化、机会均等化,目的是:提高各主体参与中国经济的预期收益率,增进全民、全社会、全球对中国经济的良好预期,进而提高各主体对中国经济的参与意愿以及参与规模的良性扩张,通过各个放开限制的领域、放开限制的途径不断创造出新的“扩张动能”。从基本逻辑来看,全面深化改革具备带动一波发展的要素。
(2)“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性与预期收益率。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改革都带来了一段时期较为显著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效果(如:以农村土地承包制为特征的改革,引致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改革,引致了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使中国制造业形成了市场优势并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房地产经济的超速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资产证券化,引致了金融及其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都是“改革红利”的典型例证)。在以往改革红利的经验基础上,各经济主体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也必然抱有良好的预期,良好预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和国有部门对垄断资源的释放,二是各主体能够进入到以往不被允许进入的领域,三是进一步市场化带动效率的提高。这些方面可能形成的“改革红利”就是此次改革的预期收益率,也是吸引和推动各层面主体形成信念并积极参与其中的主要动力。
(3)“全面深化改革”的预期收益的实现途径。预期收益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收益,是一个经济活动得以推进的重要因素。从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固有的领域释放出来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于参与者而言,这些预期利益是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具体如: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固化了的或沉淀的资产资源的释放;部分垄断部门和垄断领域对民营资本开放(铁路、公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的民营化);金融领域对民营资本的适度开放(如中小金融机构的民营化);“农民工”和农村居民市民化的福利效应;农村劳动力、农村土地、农民财产权受益权的同权同价等,都能够形成相应的“收益”。在此基础上,各层面主体就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更大的“信心”并积极参与其中。
(4)“全面深化改革”的“高收益-规模扩张”循环促进。只要深化改革起步阶段,能够在一些领域形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如:部分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活力和效率,那么,更多的国有企业就会在“活力示范”与“效率示范”的作用下,朝着混合所有制经济方向推进,已经改革的企业也会探索更加深化而有效的混合所有制实现形式,民营资本和社会公众资本也会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混合所有制的经济领域之中。又如,建立统一市场体系的改革过程中,一些市场主体依法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一些领域之后,如果获得了明显的利益和发展,那么,其后就会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基于这一“开拓利益的示范”,进入这些领域,或者开拓其他的领域;再如,在推进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过程中,以各种有效合作方式建设跨境高铁,当先行合作的周边国家高铁产生明显效益和巨大辐射带动作用的情形下,就会有更多的国家有意愿基于这一“高铁示范效应”而进行类似的合作,其经济规模就可能得以较长时期内持续扩张;再如,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各种财产权受益权交易市场的开放,无论是供给者还是需求者,都必然是试探性地进行,而当这种试探性交易获得明显利益并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之时,就会因这一“交易示范和利益示范”,而带动更多参与者更为广泛的相关经济活动。
(5)“全面深化改革”的“扩张动能”。此次改革中包含了带来“扩张动能”的若干内容,如: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自由贸易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些方面,都能在较长时期内为未来发展阶段提供“扩张动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