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带动发展”的机理及效应

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带动发展”的机理及效应

三、“转变政府职能带动发展”的机理与效应

四、改革进程中的“改革成本效应”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从改革带动发展、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带动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带动发展的角度，从经济活动扩张要素、消除差别化、有效率的产权等理论认识视角，分析其机理与预期效应，并分析改革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改革成本”，探讨全面深化改革将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预期产生的影响。

（续前）

四、改革进程中的“改革成本效应”

本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所以，改革的最大红利收益将体现在2020年之后阶段，在改革推进的中短期阶段，必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改革成本。毋庸讳言，“改革”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既得利益群体，最根本的问题是，各种改革能够在不减少体制规定的利益之外，能够新增利益。这个“新增利益”就是推动改革参与者的利益动力。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能够看到利益激励；二是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全面受益。所以，“改革”不仅要考虑能否带来“改革红利”、能够带来多大的“改革红利”，而且更要考虑调整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障碍所在及其难度大小（可称之为“改革成本效应”）。中短期内的“改革成本效应”可能出现在以下方面。

（1）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改革过程中的成本效应。其一，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进各领域价格改革，推进各种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些举措，短时期内，可能使关联产业产品价格上涨，进而使其暂时失去市场优势并失去部分市场需求。如，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短期内必然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提高使用资本的成本，进而影响整体的成本及价格水平；其二，长期依赖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政府设定价格的企业，在适应市场化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转型成本和转型适应期。如，银行、基础电信服务商、能源企业、铁路运输企业等都面临这样的转型与成本；其三，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起步阶段，容易出现各种经济活动参与者进进出出的盲目性并带来相应的整体波动性；其四，各项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在相关的行政资源、行政效率、行政能力等方面，也需要一定的转型成本和转型适应期。例如，政府部门从专注经济增长的管理转向“该管的必须管，不该管的坚决不管”的转型，无论是思维还是能力，都必然需要一个大的转变和大的转变过渡期成本。

（2）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的成本效应。其一，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一定的探索期和磨合期，尤其是国有经济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运行模式依然会产生惯性而影响转型的顺利推进；其二，改革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举债过度的行政机构，势必面临破产问题。从中长期来看，“破产”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必要路径，但短时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就业乃至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如，对过剩产能和高污染高消耗企业的关停并转，就不得不承受相应的短期成本。

（3）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的成本效应。其一，既有的发展理念，将不可避免地有所延续，特别是在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增大、财政压力加重的情形下，某些方面可能出现反复；其二，宏观调控专注于总量平衡、结构协调和优化、防范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可能对货币供应以及货币流动性带来制约，可能与传统模式中宏观层面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方式形成反差；其三，由于政改层面进行的改变政绩考核机制、解决“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取消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举措，势必对以往那种地方政府的投资建设激励有所改变，短期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受到一定的影响，通过产业联系对相关中间需求带来的短期影响可能较为明显。其四，由于政改层面进行的“三公消费”经费控制、楼堂馆所建设的限制、公车改革、官邸制探索、改变工作作风等改革举措，势必会在短期内对最终消费带来一定影响，进而通过产业联系对相关中间需求带来影响。其五，由于财税体制的改革，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事权-财权的调整，以往适用于事权和财权的常规思路和常规手段不再有效，而新的应对思路和手段尚未有效形成，势必对相关事权及其经济活动造成影响。

（4）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改革过程中的成本效应。其一，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即意味着传统城乡二元条件下低价占用来源于农村的生产要素的模式必须改变，相关经济活动参与者（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和市场优势将被压缩，需要转型成本；其二，农村财产赋权后的流转过程中，起步阶段，容易出现交易双方的盲目性和农民所有者的短视性，也容易形成交易市场的泡沫和泡沫破灭情形，进而形成相应的社会问题；其三，农村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带动整体经济价格水平的提高是必然趋势，城市乃至全社会如何应对价格水平的整体上扬？既不能沿用限制价格的传统管理模式，也不能任由价格上涨而使全社会成员普遍承受；

（5）自由贸易区运行过程中的成本效应。其一，自由贸易区是改革试验区，容易按照传统特区的思路赋予其特别便利和优惠的政策，从而形成与区外“差别化”的经济环境，试图以“差别化”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这种差别化思路有悖于改革的最终目的；其二，自由贸易区推行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条件下，境内资本必然面对所谓高收益率的虚拟经济活动，一旦参与，难免承受相应的高风险，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影响境内经济及其预期；其三，对于有潜在势头成为新兴消费热点的产品市场（包括现代服务业），在中国企业获得核心技术并取得市场占有优势之前，极有可能过早开放市场。

    综合而言，实现“改革红利效应”的前提是“改革”带来的收益增长足以弥补“改革成本效应”且各群体间的利益关系相对均衡，否则，“改革”难以顺利推进，改革带动发展的目标也会受到阻碍。改革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改革带动发展，也需要发展为改革创造条件，如，推动服务业快速增长特别是挖掘现代服务业较长时期的增长潜力，以减缓改革带来的增速压力、就业压力等问题。改革过程中，不仅需要专注于体制机制的矛盾所在，同时也必须理性对待发展中已经形成并不断强化的社会经济矛盾，如：需要财政托底的社会弱势群体、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等，必须先行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有效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总之，改革过程中，应当创造条件以使预期的各种改革效应得以实现，同时以有效的应对策略来减少各种可能的改革成本，以使改革能够按照预期目标顺畅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