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署名的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的议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近几年来，一些集资诈骗的死刑，比如吴英案、曾成杰案都引起巨大的争议。
议案提出了废除死刑六大理由。
1．集资诈骗罪容易导致误判误杀
议案称，集资诈骗罪的犯罪主观构成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不认真分析集资人未偿还借款的原因，单凭集资款没有及时返还或不能偿还就推定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使得集资诈骗罪的适用产生扩大化的趋势。姜明说，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认定非法集资有四个标准，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但公开性与社会性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界定。
2．诈骗类犯罪不应有死刑
议案称，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诈骗罪即使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元，法定最高刑不过为无期徒刑，集资诈骗罪也是通过诈骗行为达到占有集资款的目的，设置死刑逻辑上说不过去。姜明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单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其实，这几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差不多，甚至有的还要高于集资诈骗罪。
3．受害人自身有过错
议案称，受害人往往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主动参与了非法集资活动，甚至自身就是非法集资者，受害人自身的过错降低了集资人的违法性评价，致使集资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的负面程度降低。姜明说，高回报率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受害人自身应当有考虑损失的预期心理准备，集资诈骗罪中往往集资人与受害人双方均有一定的责任，集资诈骗成功与否与被骗者自身的过错有关，刑事审判中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一般不判处死刑。
4．判处死刑影响受害人得到赔偿
议案称，集资诈骗罪为单纯的财产犯罪，一般不会直接侵害到他人的生命，所造成的损失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集资诈骗案件中受害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赔偿——— 被骗的款项是否能够追回，即使要求追究集资人的刑事责任，也不可能直接请求适用死刑。姜明说，对集资人适用死刑将导致受害人完全丧失追回被骗款项的机会，不利于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5．金融体制问题导致民企融资难
议案称，中国金融市场实行的仍然是政策性的金融垄断，而且金融市场资金紧张，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融资困难，只得被迫转向民间融资。另一个方面，我国目前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偏低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受限，使企业或个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如果通过死刑来遏制集资诈骗，就有将国家的责任、政府的义务转嫁给集资人个人的嫌疑。
6．取消非暴力犯罪死刑是世界潮流
议案称，中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对死刑适用作出了限制，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判处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各国立法对于非暴力性的经济类犯罪一般都不采取死刑政策，死刑主要是针对一些极端暴力类型的犯罪。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规定死刑一是考虑到受害人众多，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保护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不允许个人搞民间集资。而立法时社会经济条件不高，一方面被害人被骗的都是活命钱，另一方面，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投资经验，没有太多的防范风险的意识，而现在经济水平越来越高，人们被骗的钱经常是用来“投资”的钱，而且，人们的防范意识也越来越高了。事实上，普通诈骗罪本来就没有死刑，因为受害人也有一定的主观过错，其他诈骗类的犯罪也废除了死刑，再单独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从逻辑上也说不通。朱征夫认为，侵犯再多的财产，也无法与人的生命相比，生命的价值永远绝对高于财产，所有的财产类犯罪都应当取消死刑。
（龙吟山书院，颜伦琴，201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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