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轻歌被禁

——《乡恋》遭批的境况

《乡恋》获得人们亲睐后，颇受各地晚会的欢迎。李谷一每到一处演出，观众们必点《乡恋》，不唱《乡恋》就下不了台，每次唱完，常常是全体听众起立鼓掌。而人们喜欢《乡恋》，还夹带着对《乡恋》的新演唱方式、新文艺形式的支持。

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因为《乡恋》从节奏的变化、歌词的人性化、旋律的温情、演唱的甜美、现代元素诸方面比“革命”歌曲更多一些，且有违于“文革”以来的歌风，于是遭到上面的指责和处理。

就是在这种褒贬不一的环境下，《乡恋》的命运像极了同一时期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那样，人们越喜欢，官方越紧张。

就在《乡恋》当红的1980年年初，某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和李谷一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对应台湾有一个唱“靡靡之音“的邓丽君）。

由是，《乡恋》被批判为“靡靡之音”，被划入黄色歌曲名单，被列为禁播歌曲。

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莫沙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显然指的是《乡恋》。

1980年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又在头版刊登了《毫无价值的模仿》的姐妹篇：《不成功的尝试》。文章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彼时，其它报刊也开始跟风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甚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甚至还有的文章对李谷一演唱《乡恋》时离麦克风的远近距离、喘气次数、乐器类型等一一提出商榷。

《乡恋》被批判的这年10月10日，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去世。赵丹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

赵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但）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赵丹说，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赵丹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赵丹还指出，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说：“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赵丹还在文中这样质问：“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后，文艺界一片叫好声。然而不久，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秦川相继告诉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鹰，“上面有话了”。

就在《人民日报》受到上面压力的时候，黄宗英也听说了上面的那句话，并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寒意。

25年后，袁鹰透露了上面那个领导的那句话：“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一说是“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反党的屁”）。

这就是1980年《乡恋》和赵丹的同期境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