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立场：

　　国民不同德之私企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二十二

　　

　　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体系里，私营企业家是最受呵护的群体。因为要肢解庞大的国有经济，则必须培育出一个与之对立的群体。所谓“国退民进”，就是指私营企业解除了束缚和桎栲，健康地成长壮大的过程；所谓“国进民退”，就是国有企业依托国家资源和垄断地位，欺凌私营企业的悲惨故事。但凡国有企业的恶，都与私营企业的善相连。因此，私营企业家们对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是认可的，支持的，并感恩戴德的。

　　可以用来佐证的，是加多宝与广药集团之间关于王老吉商标归属的官司。在法律一而再、再而三有利于广药集团的时候，加多宝发出“加多宝集团致两会代表委员的一封信”，力陈私企之善与国企之恶，报冤叫屈，撒泼打滚。您别说，还真有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机构，出面主持专家研讨会，为“国有企业欺负民营企业”打抱不平。

　　在国企改革的上半场，以“抓大放小”为契机，在大量中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的过程中，私营企业家队伍迅速膨胀。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经无法核实当年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具体细账，以及每一家转制国企的恩恩怨怨与是非对错。在这个私营企业家队伍的迅速膨胀过程中，很难厘清谁是真正凭借劳动与智慧完成资本积累的，谁是浑水摸鱼侵吞国有资产的罪魁祸首，谁是乘乱夺取了原有国企的市场份额而逐步做大的，抑或是借制度漏洞以铤而走险洗白“原罪”的幸运儿。私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崛起的过程确实是与国有企业的整体衰落过程高度重合。这一点，每一个私营企业家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问题是，私营企业家的主体意识，被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改革“顶层设计”所迷惑、所利用、所劫持。

　　其一，当前私营企业的整体困境其实与国企没有太直接的关联。中国的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是中小企业，是在中国“世界工厂”模式下寄生的末端企业，处于世界价值链分工的最底层。常年以来，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沉迷于订单生产的简单快感之中，依托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几乎没有创新意识、品牌意识与渠道意识，更谈不上洗心革面的动力机制。在金融危机的席卷之下，以及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逐渐抬升的多重夹击之下，立即显现出“浮萍式”企业特性。这在沿海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恰逢此时，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行业为主的国有企业进入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以及国家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行业性得利，于是，缺乏自省精神的中国私营企业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引导下，将自身的悲剧与困境与国有企业的强大联系起来，将怒气和怨气撒向国有企业，以及背后的各级政府，乃至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

　　其二，即使进一步实行“国退民进”，也与绝大多数私营企业无关。国企改革至今，不管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的省属国有企业，都是一些超级体量的庞然大物，动辄百亿千亿的资产总额。真如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所天天期盼的那样，将这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绝对轮不到广大中小私营企业分食。要么就是被早已虎视眈眈的跨国公司猎杀，要么就是不到1%的超大型私营企业家以“民族企业”的名义瓜分，连一点渣都不会留下。比如中国石油，也许会变成三五家、十家八家，也许叫“万达石油”、“阿里巴巴石油”，或者称“华远石油”、“SOHO石油”什么的，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你家的什么石油！而且，一旦在若干年后，竞争的结果，必然又会回到一两家石油公司联手掌控的事实垄断局面。到那个时候，所谓垄断的噩梦才算真正开始，谁也没有逆转的力量。

　　得出上述的分析之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观察现今的舆论因何而起，谁人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个别大型私企是真的对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国家资源有所觊觎的，更大多数的中小私企关心的是营商环境的改善和安全，对于反垄断只不过是跟着起哄而已。

　　因此，不管看不看得明白，不管内心动机为何，总之，私营企业家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同盟，最起码也是没有正义感的围观者和拥趸。在对国有企业铺天盖地的围堵谩骂中，私营企业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积极的、苦大仇深的、誓不两立的，因而不能指望这个群体在国企改革大政方针上能有客观和冷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