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会有不愿意拆迁的市长吗？
-----一位阳新的朋友怒斥太原市长耿彦波说‘市长都不愿意拆迁’的缪论！
汪华斌
昨天与一位阳新的朋友在一起，就闲聊起了拆迁；因为阳新好像是一个拆迁乱象最多的地区。于是我搬出了太原市市长耿彦波的话，“任何一个市长都是不愿意拆迁的，只有严格遵守规划；才能减少拆迁带来的损失”。这就是说应尽快形成尊重规划和敬畏规划的机制，使社会避免拆迁成为主旋律。这位阳新的朋友听到这里竟然义愤填膺，他说‘我们今天的社会究竟哪里有不愿意拆迁的市长，因为我们社会的政绩就是拆迁；难道还有不要政绩而要老百姓利益的市长吗’？
我们看到耿彦波也知道自己的成果就是道路建设，而且是成绩都摆在那儿了；如果没有拆迁，难道能有这么多的道路建设成果吗？然而耿彦波却说：“城市拆迁是一种无奈之举，任何市长都不愿意拆迁；因为拆迁本身是一种隐形损失，是‘烧钱’”。而且耿彦波还说自己在拆迁问题上遵循着不拆新楼的原则，他说有一次讨论一座影响道路改造的新楼时；在现场看到百姓房子都装修得很好，很心疼。“从道路系统性来说有问题，但从现状看，有时需要退让，这种退让非常痛苦，也很无奈”。然而耿彦波又说，城市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逻辑；这个逻辑不能迁就现状，不能因为“存在”而退回来。“我们还没有一整套的制度、体系，没有完整的队伍来支撑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所以我们就得经常上路看”。这才是耿彦波想说的本质，中国式拆迁实际还是领导干部拍脑袋的结果。
然而当领导的政绩与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社会依然还是通过扰民来实现领导的政绩；如这位阳新的朋友说这样的拆迁在他们那里屡见不鲜，他说他们那里就有一位村民每天拎着满满一桶水爬上木梯，才能进入自家房屋。原来这村民的两层楼房被挖成“孤岛”，且遭遇断水断电。这就是拆迁，因赔偿、安置问题谈不拢；所以村民不愿意搬迁。然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指挥两台挖掘机，在这村民房屋四周开挖。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村民天天出入靠楼梯；照明用蜡烛。吃水在门前水沟里提，水沟没水就找邻居借。这难道是市长不愿意拆迁的结果吗？因为政府表态挖成孤岛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想让村民理解政府工作，实现拆迁的政绩计划。
正因为这样政绩，所以中国大地为拆迁竟然是穷尽方法；如这阳新的朋友说阳新在这些年的拆迁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拆迁新招；而且还是必杀技。因为任何新招一出，老百姓必中招；最后除了答应拆迁人员的要求别无他法。原来我们社会的拆迁竟然引发了高层用法律来制止强拆，如国务院的规定是不能用停电、停水、停气的办法实现强迫老百姓拆迁；而是要老百姓自愿拆迁。然而阳新的做法却是用‘学生停课’、‘老师停课’、‘公务员停职’、‘领导停职’等方法来保证拆迁。如果没有效果，那么后面就是‘停薪、免职’；从而保证拆迁总能达到领导的目的。
为什么我们的任何领导的中心工作就是拆迁，难道真的是领导想要老百姓住新房吗？不是的，因为山东平度被征地块价格超1亿元而村民仅得800万元的事实就告诉了我们这里的奥秘；原来拆迁并不是如耿彦波所说的是‘损失’，而应该是政府快速地创收；你想明明是老百姓的土地，可老百姓竟然连百分之十都没有拿到；这究竟是谁获利，自然政府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如在我老家有个村子被国有企业征用拆迁，明明国有企业赔偿村民的是每平米2000元；可村干部最后交到村民手上的却是每平米600元。这难道能是政府不愿意拆迁吗？恐怕政府想这样的拆迁是越多都好，因为政府这钱来的并不需要任何成本；仅仅就因为它们是管理者而已。这也是我们现在到处是城管，但却违法建筑依然雨后春笋；为什么，因为政府实际暗中鼓励你违法建筑；反正最后拆迁赔偿也不是政府拿钱赔偿，而政府只从赔偿中提成。也就是说只有建筑越多，其提成的总量就越大；这也是我老家农村今年春节就制造出了几个违法建筑村，因为这是政府与有关系村民合作的杰作；而我这不愿意与政府拉关系的人，就是自己家有房产证的房子维修都不允许；因为城管根本不管违法建筑，而只管不与政府拉关系这些人的正当建筑；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一个大家争先恐后盼望拆迁的社会；因为拆迁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与各级权力者。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地还没有不愿意拆迁的市长；只有希望全部拆迁的市长，这就是中国特色。
正因为“拆走一头牛，赔了一只鸡”，所有暴力拆迁才成为中国现象。这些年，多名地方主政官员的绰号都与拆迁、城建有关就是事实；如强拆造成唐福珍在自家天台上“自焚”的成都市领导就是因为大力推进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拆城”的李春城。被老百姓称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在他主政南京的几年内满城开挖；把六朝古都变成了个大工地。面对“季挖挖”的责骂和高压，强拆项目甚至提出底线是“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都能用”。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在担任洛阳市领导时，强势推进旧城改造；“别人不好拆迁的地方，只要孙善武一去，就很快拆光了”，因此被群众称为“孙善扒”。而在扒房的过程中九朝古都的不少文物建筑都被破坏，但在他这领导的推动下洛南地区4万亩耕地却被建成了行政区和商品房。
也就是说中国大地还没有不拆迁的现象，而对暴力拆迁的问责级别低而且还是处罚一阵风；同时上面还有领导出面保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任何地方很少因强拆冲突而放慢步伐的，因为强势拆迁的官员绝大多数都被上级领导认为是改革“有魄力”的人；从而“拆出人命的涉事官员大都还在”也是中国现象。这就是说不是中国市长不愿意拆迁，而是中国所有的市长全部是争先恐后得盼望拆迁；因为拆迁才是中国官员名利双收的最快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