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垄断行业试水混合所有制需深思：收益分配与拨备制度改革是前提）

社会谈及“混合所有制”借鉴西方的很多。为了避免简单化对待之，西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公”“私”经济关系及政府政策推行环境，是探索当前混合所有制推行需先“绸缪”的先决条件。

那么，市场化改革如何深化呢？ 我们先探究下欧洲国家的法德及英国特定背景环境下的政策与做法。197-1974年石油危机，由于战后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主张盛行，欧美等国家政府不干预市场的策略发生某些微妙变化。如，欧洲陷入凋敝与衰退，而法德等国则在电信电报、石油、供水电力、基础设施等行业，政府通过收购或投资其坏账、呆账与债务等，或通过公私合营干预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

这是70年代后欧美的国家垄断的干预处于最兴盛时期。汉森是最早提出“混合经济“概念的人，萨缪尔森将其作为核心主张之一将二战后凯恩斯政府干预理念综合其它主张加以综合完善。而在70- 90年代适逢美国政府逐步接受芝加哥学派主张，也使政府减少了对大企业的垄断投诉与分拆。相反，遇到危机政府却大力斥资加以挽救。这也是为何战后初期为何是发达国家执行《垄断法》最严厉阶段，而在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即微软被垄断投诉亦不了了之（在其之前80年代即开始这个端倪），而打造的众多世界级的产业帝国企业亦生存依旧。

理解英国政府变卖国有资产应对陷入一直以来衰退与增长乏力，及弥补财政与金融赤字“窘境“的情况，需要与稳健发展的法德等国家通过注资参股，增加衰退中经济调控能力情形加以区分。其本质与性质是不同的。英国自二战后日渐凋碧，为弥补战争的巨大财政赤字，战争结束后先是变卖海外资产抵偿债务，接着变卖某些服务于战争的国有资产，特别是战争后停滞的军工及相关产业，美国则是最大的购买者与受益者，英国沦为二流的发达国家。70年代-90年代，英国经济进一步不振衰退更加严重，形势日益严峻，甚至使其不仅无法承诺1947年后发起由欧洲原子能联盟与煤刚联盟12国组成的欧共体各国承担内部区域发展共同责任的承诺，经济渐入颓势。特别是 1992年英加入欧共体一揽子货币波动体系，为私人操纵的国际游资阻击，成员国唯有英被踢出改体系，被迫退出，在欧洲的地位渐为法德取代。故其经济一直受到经济衰退、财政金融巨大赤字的影响，脆弱的抵御能力使这一历史的“日不落帝国“忙于变卖资产补偿财政贸易赤字漏洞与海外债务，同时应付轻微的风险即可陷其于凋碧的阴影中。英国的情形与欧洲战后处于稳健发展的法国德国等欧盟其他成员国，在危机风险时打出萨缪尔逊的牌以“混合经济体制”增强介入干预性质是不同的，是一个独有的特例，有着本质的区别。

     西方在“全盘西化“改造他国经济时，其自身经济体系却处于不断完善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是政府干预力度进一步加强，其环节、方式手段在考虑到整体性同时，亦进一步系统化，而非再如战后初期单纯的分割企业、变卖资产及简单的参股入股一样简单分散资本产权。它更多从国家经济运营体系与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角度加以系统平衡与协同处理。而凯恩斯以后的西方国家，汉森-萨缪尔逊及芝加哥学派等的政策主张不断被西方国家学者完善用于其治国理政中。

     反观1991年美国“超越遏制“战略下解体的“苏东”。巨变后的前苏联众多的国有军工、资源、安全及战略略性支柱企业被简单分割变卖，很多简单分解为三十几个甚至更多的中小企业，使巨变后俄罗斯这一转型经济体经济进入崩溃边缘，连续4年无能力发行任何债券，政府财政凋敝，一度GDP总额不如微软一家公司营业额。其市场化改造之简单如战后初期的日本。后期，俄罗斯政府对发展模式做出借鉴与重新审视，发挥重整与市场化干预力度，比如，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所得的几个部分即体现其一方面政府稳定经济，并获得对经济运筹帷幄的能力，同时，使其一部分服务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最后，我们看看日本这个后发展历程的发达国家。西方经济发展史上素政府执政的“父爱主义”理念，即，政府只为工商企业、社会居民提供顺畅运行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生存的客观条件，而不参与具体市场活动。这在二战后初期的50-60年代，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经济的资本主义改造时期，即遵循了这一古典主义原则。对战后的日本率先分拆垄断，实行全盘“西化”的改革。比如，在金融领域实行“道奇计划”，将其旧有的大财阀及传统系封建银行力量加以分割；产业改造上，分割传统系类似在“三井”、“三菱”“住友”封建财阀过于集中的产业，利于市场竞争，比如，当时采用顶吹技术的北海道钢铁巨头分割为三十几个中小公司。但是，进入70年代以后，这些公司不仅重新整合，又形成了后期的独立系企业财阀，如“本田”、“松下”“日立“等独立系财阀。可以看出，其在以后的发展中，企业与产业治理模式未入美军改造下的简单化，还形成了符合国情特点，强政府干预的“东亚模式”。这在后发展历程国家中已经普遍。

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国有企业的改造不可简单化，或仅仅抱有“市场化”的名分而认为就可一蹴而就，特别是对于资源型与专营性垄断企业“混合所有制”不可以仅以获得“市场化”名分简单化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及产业竞争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革，各国面临国内外诸多极其复杂形势需要系统化整体化协同化有序推进。环境不再是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全盘西化”改造中的市场化内涵。

我国有其具体国情，发展历程与市场化改革背景与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孑然不同。当前，我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深化改革中不再使旧有的“腐败”重获得生机，而使其真正在整体系统化规划安排下，服务于民，使其改革的红利真正为大众百姓所享有，真正的福利性国家难道不是百姓所期吗？ 在严酷的竞争下提升我国整体国力。需要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家国情的深化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