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与代价 访中国卫生经济无畏建言者——杜乐勋教授

机会与代价访中国卫生经济无畏建言者——杜乐勋教授

（引文：）

根据西方经济学机会代价理论：任何发展机会都要付出代价。

人首先要付出代价、付出努力，待机会来临时，一切将水到渠成。

人物小传：

杜乐勋（1935—），浙江青田县北山双垟乡（今属阜山乡）夏家地村人。

他出身教育世家，祖父林楷，字敬五，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曾任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今丽水中学）校长；父亲林春蔚，字琼轩，浙江省立医专毕业，医专附属医院中医师兼讲师；外祖父杜师业，字冠卿，北山村人，清末举人，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民国初年青田首任知事（县长），国会众议院议员、大总统府政治咨议；母亲杜善勤，北京市立第一女子学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历任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院总务主任、遂昌妙高小学校长、青田县政府庶务主任、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小学幼儿园主任。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了，杜乐勋刚好随后从上海吴松中学毕业，于是投笔从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后方勤务学校；1952年8月派遣去东北军区吉林军事部任后勤部财务科会计员；1954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经济学系；1958年本科毕业分配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教，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创建中国第一个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他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卫生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卫生部全国干部岗位培训医院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绿皮书主编，《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卫生经济》、《中国医院》、《中国医院管理》等6家刊物的编委。

　　作为卫生部重大政策的幕后高参，中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的第一人，他被誉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创始人之一”、“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的掌门人”。

正文：

没有人天生就是经济学家。搞经济学的人，如果不经历世事的磨砺，不感受人性的丰富，就不可能深刻领悟经济学的精髓本质，不可能成为经济学领域的大家。

对于杜乐勋来说，生活就像一个层析缸，人们在共同的底板上攀爬，其间有停滞、有埋没、有竞逐、有妥协，然而努力敢干的人总是能够突破重围，跑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小标题：幼丧父改姓“转运”

杜乐勋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他本姓林，之所以改为杜姓，与外祖父有关，杜乐勋人生际遇的发端也源于此番变动。

杜乐勋的外租父杜师业在当时颇有名气，他是清末举人，曾经担任民国青田的第一任县长，家乡人都亲切地称他为“大文豪”。民国时期，杜师业担任国会议员，后来因为反袁而离京，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和翻译。他一生为官清廉、不计得失，到去世后甚至没有钱做坟，在青田山上停棺未葬。

外祖父未葬成了一家人的心病，然而因为长年战乱，也只能一拖再拖。

杜乐勋的父亲林春蔚由浙江医专毕业，在出诊治病时，他为了抢救肺结核病人而被感染，无药救治身亡，当时的杜乐勋仅仅两岁。到杜乐勋8岁的时候，母亲改嫁给了新任的青田县长。“新县长上任，给旧县长建个坟也是理所当然的”，借此机会，家人们准备为外租父重新建坟，了却一桩心事。

当时，要入杜家祠堂举行葬礼，必须要有孝子贤孙，孝子有杜乐勋的小舅舅在家，而贤孙之位却空缺了，于是长辈们商量着让杜乐勋改姓了杜，做了杜家的贤孙，终于安葬了外祖父。“我当时拿着哭丧棒，别着白带子，一路走，走了很长的路。”

杜乐勋回忆，他与外祖父虽然从未谋面，但是外祖父对他的影响却很大，因为他留下了一间书房，是他儿时“最大的宝藏”。在外祖父典藏丰富的书房里，杜乐勋得以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最让幼年杜乐勋喜欢的是精妙绝伦的西洋书，有日文的、法文的，不一而足。从未识字时起，杜乐勋就对书中一幅幅精美的插图情有独钟，并在心里埋下了“好读书”的种子。大量的阅读让杜乐勋找到了学习的乐趣，这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始终“把学习看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

杜乐勋从小生活在北山村，除了读书以外，田间生活也十分丰富多彩。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参加抗日战争，幼年杜乐勋常常是晚上由外婆带，白天跟着大姨夫去种田。每天放牛、放羊、采野果、抓螃蟹……对自然的贴近让杜乐勋对家乡的记忆不曾褪色。到了农闲的时候，大姨夫就会带着杜乐勋和大表哥，一起放牛羊、讲故事。“是他告诉我怎么做人，告诉我要像外公学习，像舅舅学习，给我讲其他人是怎么成功的。我的心里就有了方向。”说起这些，杜乐勋的脸上露出回忆的喜悦，他说，大姨夫可能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小标题：“七山两水一分田” 的故乡

杜乐勋的故乡在青田，那个地方历代人才辈出，宋有宰相汤思退，明有开国元勋刘基，清有经学大师端木国瑚，近现代则有前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等。在商界，全球最大内存模块制造商Kingston （金士顿）创始人杜纪川，也是祖籍青田，而这位杜纪川不是别人，正是杜乐勋先生的侄子。

杜乐勋对青田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敢闯敢干，因为青田这个地方“七山两水一分田”，田地面积严重不足，靠农耕收来的粮食养不活青田人，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想尽办法出去谋生。

青田人的手艺很巧，他们发现用青田当地盛产的滑石可以雕刻猴子、雕刻图章，因而创造出许多精美的艺术品，这就是有名的“青田石雕”。青田石雕被誉为“在石头上绣花”，一个小手指大小的石头，就可以刻好几只猴子。后来，青田人带着这些石雕背井离乡，坐着几个月的轮船，经过地中海，到达法兰西。“法兰西人爱好艺术，看着我们的小猴子很感兴趣，他们问多少钱，我们的人不会说，就伸出一根手指头，于是他们就给1个法郎。一块小石头就能卖1个法郎！这些人慢慢在那边就都发财了，现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都有青田人。”

青田是一个侨乡，青田人家家都有海外关系。“我有一次去荷兰开会，到那边找了一家又一家宾馆都没有床。后来我们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旅馆，他们也没有床，但是那个女老板的口音我听出是青田口音，我就说你是青田人，她很激动说你也是青田人？我们用青田话哇啦哇啦一说，房子就有了！”杜先生大笑道。

青田人极聪明，凭借手艺和头脑，在国内国外做得有声有色。到后来，青田的政府也开始利用这些资源，总结青田的历史，讲述青田的人物，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青田闯天下的文化一代一代传承。

小标题：16岁的军区会计

1950年抗美援朝之战爆发，次年，杜乐勋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的杜乐勋年仅16岁。

当时军校报名必须是17周岁，杜乐勋是16周岁，报名处说啥也不让通过。

“我就跟招生的解放军磨，我说要当兵，你看我个头够，刚刚那个来报名的，个头还没我大呢，他就是岁数比我大。这时《文汇报》有个记者见了很高兴，就来采访我，问我明年再来报名不行吗。我说我今年初中毕业，下个月就要报考高中，那时候高中不容易考，我要是考上高中了，还能去当兵吗，一是学校不同意，二是家里也不会同意。这个记者听了很有道理，就把我这个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表扬我踊跃参军。后来因为我的大胆建言，有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现在招生年龄是17岁，正是高中一年级，在读高中的学生一般不会再报军校，军校招上来的大都是留级的，或者念书晚的，这样对招生质量就有影响。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了，招生的人来找我说，16岁的小伙子，你可以报名了！”

“刚当兵的时候，也是做军事训练，有三个月的集训，训练我们‘200米硬功夫’，有匍匐前进、爬高、跳障碍等等，另外还有投弹、射击、长途急行军，我们背上所有东西，从通县一直徒步到大厂县。”三个月的军训九个月的业务培训学习了部队财务（相当于中专水平）后，杜乐勋被分配在东北军区吉林军事部任职，在吉林市后勤部做财务会计。当时吉林军事部编制没有多少人，所以什么都得干。杜乐勋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单人独骑“当镖客”押运整麻袋现金的经历。

当时杜乐勋奉命给路过吉林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发放现金生活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一个战役下来，就要往国内派出“团架子”，所谓团架子是指有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司务长，就是没有兵。一个月后，这个团架子带领新兵到达吉林，先经过军事训练以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环境条件，然后再开拔去朝鲜。杜乐勋的任务就是给这个团发饷。当时军委按《部队实力》给军事部财务处直接拨款，杜乐勋要及时去银行党委落实现金额度，然后按照电话约定的时间雇车用麻袋运现金，再给志愿军发工资、发津贴。“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运钞车、有武装警察，那时候只有我自己。也没有汽车，就雇一个三轮车，三轮车在前面走，我全副武装、腰别手枪在后面蹬着自行车看着。战争十分残酷，我不知道自己运了多少麻袋，金额上亿元。”

杜乐勋：“过去一个区政府，也就十几个人，办公室就是一铺炕，这边是睡觉的，那边是办公的，一铺炕十几个人，里面有区委书记、区长、区秘书、区财粮、区宣教等等，一人管一摊，但是干起中心工作来，大家就都合起来忙中心工作。我也是同样，做中心的事，冬天农闲的时候就下乡去训练基干民兵，因为我有‘200米硬功夫’，我就能训练别人，我有文化，我就能看得懂字。那时候能有小学文凭就不错啦，我初中文化可是知识分子呢！”杜先生笑着回忆说，那时候在乡下，住老乡的热炕头，去粉坊洗澡，每逢过年过节还有文艺表演，看驴皮影和二人转，现在都很少见了。

小标题：从“无用之才”到“变废为宝”

军区会计的工作从此令杜乐勋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4年，杜乐勋19岁，他考上了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经济学系。

本科四年，他就像一只“早起的鸟儿”，阅读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史。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学说都烂熟于心。杜乐勋告诉CMP记者，经济学带给他最大的启发是机会代价理论：“任何发展机会都要付出代价”，有舍才有得。

这一点也恰恰印证在杜乐勋的人生经历。

1958年本科毕业后，杜乐勋本可以按部就班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担任政治课教员。然而因为不明所以的“政治原因”，杜乐勋与政治教员的资格失之交臂，只能由人事局做另行分配。当时哈医大党委副书记刘守忠和附属工厂的副厂长傅振友一同来做杜乐勋的工作，劝他留下，在学校的马列教研室资料室先工作几年，如果觉得委屈，也可以再换学校。杜乐勋经过认真思考，忍了，他说，“只要有专业对口，做什么都是从头做起，小不忍则乱大谋”。

杜乐勋认为，机会和代价是人生的两大关键词，人首先要付出代价、付出努力，待机会来临时，一切将水到渠成。

留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后，杜乐勋发现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但却有十分优越的学习条件。在资料室有充分的阅读条件和大量的阅读时间。在领导的鼓励下，杜乐勋博览群书，按照教师指定的参考书顺藤摸瓜地学会了文献调研方法。他直率地评价自己“天资聪明，热爱学习”，并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

命运没有让杜乐勋失望，在资料室的时光带给了杜乐勋拓宽视野的机会，以退为进的思路让杜乐勋体验到了殊途同归的喜悦，在学校的培养下，他陆续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政治经济学讲师，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副教授和卫生管理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

自此，中国教育界尽管少了一位政治课教师，却多了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卫生管理学专家。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评价杜乐勋是中国卫生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上海胡善联教授推崇杜乐勋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卫生总费用核算小组负责人赵郁馨称誉杜乐勋是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的祖师爷。从“无用之才”到“变废为宝”，其间靠的是杜乐勋不自弃的努力。

小标题：解决统计局难题

1966到1976十年文革，黑龙江省统计局在这10年里都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无法计算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1978年，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宗黎从各地市厅、局和各个大学抽人来估算这些数据。43岁的杜乐勋也被哈尔滨医科大学派遣过去。

一开始，测算小组的成员们都没有头绪，本该热烈讨论的会议室内一片平静。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首先发言说，计算国民生产、收入总值，C+V+M（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剩余价值）就是了，把V+M（工资加利润）算出来，不就是国民收入吗？人民大学统计系毕业的原统计局干部说，找公式容易、找现实数据难，这些数字从哪去取？此时，由于杜乐勋有过部队财务工作经验，大学的时候又钻研经济学、统计学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对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比较熟悉，他说，“黑龙江省主要生产的就是煤、木、油、粮，把这四大项抓住了就成了，去银行可以查工资，去铁路可以看铁路货运量，V+M就能算出来了。”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杜乐勋和人大统计学专业毕业的干部能够说出一二。最后，统计局将杜乐勋和人大的老师列为核心组成员，其他的人都负责去跑数据，下到黑龙江的银行、省市业务厅局和哈尔滨铁路局。

“最后问题是，农村的数字出不来，农村供销社有数字，但是不全，因为没有自留地（园田地）的收入，我们就下乡入户调查，他们种了什么菜，养了什么鸡鸭，割了多少草等等，最后来估算。这些调查出来的数还要和劳动工资分挂钩：想先调查一个小样本，然后推算总量，就要有可比参数，比如我们调查了这20户，估计自留地收入大约占劳动工资分收入（在生产队赚的钱）的30%。劳动工资分收入我们可以再调查，供销社有底账啊，最后加起来乘以农民人数，就是全体农民的总收入了。我之所以能算出来，就是因为我在部队有实践经验。在大学学过经济统计学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出来后，后来我做世界银行临时顾问，负责测算中国卫生总费用也是这么算。我和世界银行来核查的专家讨论这种算法对不对，世界银行的专家说如果是他，也这么算。”

小标题：一次演讲名震四方

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杜乐勋的名声大震，是从30年前的一次演讲开始的。

1980年9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全国计财处长、医政处长医院经济管理座谈会"，杜乐勋讲师和湖北医科大学讲师徐文思也有幸接到了会议邀请。

这期间，时任卫生部计财局局长的司更生和计划处处长何鸿明共同找到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一下国外医院的经济管理状况和理论研究进展。

徐文思比较谦虚，推说自己外语不好，外国文献看得不多。而杜乐勋则很珍惜机会，说自己知道国外有健康卫生经济，只是没有做发言的准备。听到这些话，司局长很高兴，当即表态可以给他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

当时的杜乐勋只是个普通的大学讲师，虽然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但心里也很没有底，想到要在卫生部司、局长和众多知名专家面前介绍卫生经济学，杜乐勋知道，这将是一场难打的战役。但是军令状已下，杜乐勋决定奋力一搏。

在学问上20年的厚积助了杜乐勋一臂之力，他跑到北京图书馆检索英文卫生经济学文献，复印回来做文献综述，精心准备了六个日夜整理出发言稿。演讲当天，他从“卫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效果”和“经济合理性原则”等几个方面带来了行业内全然一新的观点，在场的专家纷纷为之撼动，赞叹、掌声不绝于耳。

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据说座谈会刚刚结束，他的那篇题为《卫生经济学若干问题》的讲义就很快被卫生部和各地卫生厅局全文印发。有人评价说“没有30年前的杜乐勋，就没有今天的卫生经济学”。

小标题：挖数据牵出“结防”之策

杜乐勋的父亲曾是医生，在治疗结核病人的时候由于没有特效药而早逝。杜乐勋后来也感染了结核，但是在治疗了六个月后痊愈。这些经历，让他对结核病人产生了格外的关爱。与上海医科大学龚幼龙合作做科研项目选择对结核病人进行入户访问调查，取得成绩。1997年，卫生部聘任龚幼龙杜乐勋为卫生部结核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积极下基层调查结核病控制情况，推动全国解决了结核病多年难以遏制的现状，可谓子承父志。

“下去考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一个县里负责治疗结核病的防疫站，每年上报的病人数都是100多个，这怎么可能呢，我就去摸底，他们说这是规律性，说了一通。但是我不信，始终不放松调查，这时候有一个人说了实话，他说我们每年只有这么多钱，发现病人就得做各种检查和治疗，都要耗钱，所以每年财政给我们发多少钱，我们就只能发现多少病人了。”

医学领域的人想必都知道，预防结核病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已经感染的病人治好，只要把传染源控制住，结核病也就控制住了。然而这个县每年只治100个病人，剩下的正在排菌的病人不去管，显然是徒劳。

“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了，毛病出在这！我问他们，如果每年经费再给你们增加一倍呢？他说那我们就可以多发现一些了。我把这个现象反映上去了，财政也认为这件事是个问题，就开始搞转移支付，中央项目出钱，不让地方财政出了。后来，结核病被列在了‘重、特、大疾病’里面，它属于‘特’——需要预防来治好病人。过去这一点在我们国家是医疗预防系统的空白点。”

小标题：“绿皮书”谏言膺服决策层

杜乐勋先生总结，就像中医理论里的上、中、下三医一样，医疗卫生领域也分上、中、下三等：下医是负责医疗服务的，中医是研究公共卫生的，而上医则是从政策角度解决问题的。他始终坚持“上医治国”，积极推动卫生经济政策的完善，参与了多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

时光转瞬2004年，杜乐勋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他却依然不肯松懈。此后，他连续主编出版了5册《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绿皮书，希望能够引起政府的重视。这5册绿皮书由卫生部办公厅主管，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司长亲自指导，还在某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和给去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代表发放。有人说，“会上发这些绿皮书，弄得官员们都不看会议文件了，几乎都在读绿皮书。”

在绿皮书里，杜乐勋总结归纳了当时医疗制度改革后的不合理现象，并且预测了卫生改革的发展方向。后来，由于内容新颖、含金量高，人民出版社将绿皮书收录到《领导干部决策大参考》系列丛书里面，再一次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2006年，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老梁还对此邀请杜乐勋接受了节目访谈，针对当时医疗收费不合理的现象，杜乐勋在访谈中再次提出：“卫生部门需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耿直的性格，实在不愧为卫生经济系统里的无畏建言者。

杜乐勋先生给CMP记者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直率和干劲，他总是保持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力，能够抓住机遇，表达想法。与此同时，他也相信“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始终坚持勤奋与努力，不浪费每一分钟去打磨自己。

总结他的一生，似一个不停淬火加工的过程，不断地被浇灭，就不断地再燃烧，最终锻造出让人过目不忘的坚韧矍铄的质地。（完）

以下为文章拟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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