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学”热了。可能有两个起因。一是经济发展了，民族自信心增强，希望重振国风；二是怕一些人一味崇洋，忘了老祖宗。不要割断历史，不要丢弃民族文化的精华，当然是对的，而且有必要。

这里也有问题。一是，我们有国旗、国徽、国歌、国法，一说国学，人们必然推论为民族的、代表国家的大学问。这个学问包括孔孟，大概还有老庄，不知是否包括佛教和用古文写的其它经典？不知是否包括后来的孙中山和毛泽东？二是，一旦冠以“国”字，一般是最高水准，如果批判国学，有卖国、不爱国之嫌，这是否是我们应有的对待传统的态度？

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对它进行了扬弃，精华的部分得到了传承。我们的思想、理论、哲学、科学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已经比以前丰富了不知许多倍。现在有人不加分析，也不具体表述，只是一味地宣扬古代哲人的“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经过无数大儒小儒的诠释发挥，早已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文化细胞中了，现在又重新挖掘其意义，莫不是他们自以为比王阳明、程氏兄弟、朱熹还要高明？有人甚至提倡用儒家思想结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创造出中国式管理，让人啼笑皆非。

将儒教当成“国学”供起来，是复古；在它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才是爱国。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继承不该继承的落后的东西，是不负责任。我们应该有勇气，以坦诚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历史，有如对待自己的健康，无视遗传疾病对自己并无好处。

儒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同时不可否认它代表的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它为核心形成的民族心态里，有许多消极的东西，扼杀我们的进取精神。具体地有：

1.         我们的传统强调规矩，祖训，古道，提倡尊古，复古，墨守成规，导致因循守旧，不思革新，惧怕革新，一切都是古的好，向后看，循先例，不思进取；

2.         我们的文化提倡对上、对权威、对书本的崇拜。结果思维僵化，没有怀疑精神，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

3.         我们的民族从众心理重，不敢标新立异，担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

4.         我们的教育打击自信自强自立精神，这使弱者益弱，甘以弱者自居、不图自强的消极心理，具体表现有：缺乏自信，总认为别人比自己行；缺乏自立精神，无能为力的思想，“没办法”的心理重，期待别人帮助。依赖性强，期望“大树底下好乘凉”，寻找靠山，不主动为自己的权利，福祉奋斗。若有困难，等待政府救济，要求政府的政策向弱者倾斜，遭遇困难时，向上伸手，等上面恩赐；出了问题，埋怨政府。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不能怪穷人不努力，一定是“为富不仁”、“无奸不商”的富人的错，应当“劫富济贫”，剥夺富人，补偿穷人；

5.         我们有部分价值观鼓励安贫乐道，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无所图，无所求，不努力，不奋斗；

6.         我们民族推崇被动态度，对压力逆来顺受，隐忍；对待权力、上司，不能也不敢说不。哪怕是千里马，也要等伯乐来发现，没碰上伯乐，自认倒霉；

7.         我们的学习，读书多于思考，模仿多于创造，尾随他人多于走自己的路。不提倡创新、超越，甚至不允许怀疑。

我们的事业需要无数领导者。我国有一千多万注册的企业，仅此一项，我们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具有领导精神的管理者。美国总裁副总裁一级的管理人员平均年龄是50岁，欧洲49岁，中国仅37岁。我们有刚参加工作不足两年就担任经理的，这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里不可思议。我国改革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为有志之士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要培养造就我们的事业所须的领导者，我们必须对文化中与领导精神相左的传统有清醒的认识，同传统文化决裂。

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向前大大地迈进了。特别是近30年，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观，改革大潮催生了一大批领袖型的人物。今天我们正在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迈进，我们需要进取精神，我们需要培养千千万万个具有领导精神和领导能力的人，完成我们的时代使命。传统常常表现为保守力量，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历史的惰性力。”我们不能让传统成为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