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责任在教育部长身上
——教育部长袁贵仁应学“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办高铁精神”搞教育改革
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中国经济社会必须迅速转型升级，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且刻不容缓。目前，除600所普通本科高校要向职教转轨外，原有1300所专科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还是继续完成向行动导向教学转轨，转轨工作没有完成，要创造人才红利，提高教学质量是句空话。本文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首先是人的转型升级，教育部长的责任重大，必须学“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办高铁精神”搞教育改革，进而深入剖析了职业教育系统化改革，目前要做的主要变革工作。
【关键词】人才红利 高教转型 财政义务 变革事项
中国经济社会必须迅速转型升级，外在压力已经够大了，变压力为动力，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社会每年新培增劳动力在下降，人口红利在消失，人才红利靠教育；二是中国社会创新力、创造力必靠人的变革力提高，人的变革力受社会管理环境、自由度制约与教育的激发；三是劳动者的工作态度与敬业精神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2020年到2023年，中国如果能实现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上，中国经济社会就能整体进入发达国家水平。2012年到2014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呈现的状态，如果不加大改革力度，全国上下不能一条心，排除外部和内部多种因素干扰，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里，没有30年时间，中国很难跨过这道坎，如果社会矛盾与外部围堵激化，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中国大陆要跨过这道坎，除企业家的责任外，从上述三个条件看，有2.5个是教育的责任。
因此，当今中国的教育部长肩负着中国转型升级的责任重大，如果没有“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当年办高铁的魄力与精神，很难实现人的转型升级。中国人的转型升级没有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必然落空。“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当年办高铁的魄力与精神，就是认准一个死理，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高速跌路，而且是站在别人肩膀上，要比外国高铁更好、更适用、速度更快、价格更便宜，而且要在最短时间内把它办成。事实上，中国高铁在刘志军倒台前真的成功了。
虽然刘志军因中国铁路事业以外的腐败问题被法惩，那是他个人品质与品德问题出了毛病，但他干事业的魄力，果敢的作风，敬业的精神，应该是中国省、部长们的标杆。尤其是中国的教育部长，摆在他面前的天然职责，倒逼他也必须认准一个死理：必须努力挖掘中国人才红利，让90%的适龄青少年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99%的高中毕业生都要接受高等教育，而且，10%适龄的最聪明的青少年学习知识文化，90%的适龄青少年学习的是技术文化。用传统说法，就是让绝大多数普通人学一门手艺，培养青少年的职业能力与态度，灌输职业崇拜意识，树立创新意识。
一、办职业教育的难度大于普本
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新闻报导一出，就有教育学者认为：让普通公立高校转型高职，现实中阻力很大，前景并不乐观。之所以阻力很大，是因为：
第一，“高职是次品大学”的社会意识阻碍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全国所有的普通本科高校的领导和老师，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办学品味与地位是下降，与当年辛亥革命时期“剪辫子”、“脱下长袍马褂穿上中山装”时的心情十份相似。目前，对职业教育的心理认识障碍是第一位的，这是几千年的“重道轻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意识影响所致，是民族特有意识问题，是文化内涵问题，但也有政府政策导向问题。
第二，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职业经验更没有职教意识。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师在职业教育环境下，不具备专业资格条件，大多是不合格的教师，转型的任务太重，尤其是年纪相对大一点的教师，从事高教几十年了，要调整专业主攻方向，到实践中学习，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当然，现有中职和高职院校的在校教师，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具备职业、专业资格条件，甚至职业教育意识、知识缺乏，仍然坚守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不愿意转向行动体系上来，现有职业院校转型的任务也很重。
第三，普通本科高校不具备高等职业教育在实践中、工作过程中学习的基本条件。普通本科高校只有实验，以验证知识和发现知识，而职业教育教的是成熟的职业知识与技术知识，不需要验证，只有实训、实习，即在实践中、工作过程中训练技术、技能，在实践中习得隐性的职业知识、技术知识。需要较大的投入，教学技术需要更现代、教学情境需要接近实际，学习环境与条件要求苛刻，反而，教师的待遇相对要低，没有科研所得，申请课题层级低，很少的课题研究经费，且得不到高层的重视。不仅学校举办方的教学投入责任加大了，而且教学模式变化了，对教师的要求相对高了，待遇却低了。
第四，职教对人才评价体系与传统观念、手段和方法不同，认为低分者也可成才。职业教育认为：人的智能是多种多样的，智商只是其中一种，不聪明的人也能成才，职教要开发人的其他智能，要实现人尽其才。普通本科高校通过高考，选拔的都是聪明的人，好教会学，一般是一说就懂，一点就通，一教就会，而职教选拔的不完全是聪明人，而大多是在知识型高考中没考出高分的人，但对某一职业有特殊爱好，愿意在这一行业工作中，不计成本地投入，获得人生价值实现的一类人。用传统观念看这类学生，大多在知识学习上有缺限，课堂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不好教，不会学，学习习惯与方法一般或多或少有点毛病的学生。
针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党和政府必须有系统的政策设计与引导。
一是对普本教育与高职教育同等对待，尤其是财政拨款上不能厚此薄彼，全国同一类同一层次学校同一标准。
二是职教与产业融合，没利益的交融难合作，甚至职教直接交由企业管，从体制上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三是设置教育企业类型，教育企业对合同学校学生实训、实习实行耗费补贴或减税制度，鼓励企业培养职业人才。
四是科研项目招标与课题申报，不得发布对职业教育院校歧视性条文。
五是单设职业院校行动导向教学成果奖项，职称评聘独立于普本教育。
六是从法律师层面，明确各级政府承担不同类别、层级教育事权责任。
七是在招生体制上，不能采用分批次地歧视职业教育，歧视地方教育。
八是对高职招生明确重点考察创新能力，试题突出考察“变商”高低。
九是取消普本免费，优质普本高校高收费，设置高职教育免费项目，鼓励大学生下基层、到艰苦行业、农村和边远地区、山区就业、创业。
十是教育部职成司或委托某院校主办一个职业教育幕课（MOOC）网站，利用国家和省级精品课程，以及各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库项目，面对全民以免费视频方式，传授职业技术技能，以技能项目，发匠士证书，助推职业培训。
二、财政教育拨款政策要调整、透明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拨款的政策标准，更没有法制化。普通本科高校一般都有财政拨款的基本标准，虽然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内部执行的标准有厚薄之分，地区差别较大，总归有一定的拨款，可民营高校是没有财政拨款的，靠高收费维持，而且绝大多数投资方是尽可能多盈利，以获取更高利润为目标，这是资本的本质。
外国民营资本投入教育，一般是成功人士的行为，大多不是为了盈利，要么是为了办投资者心目中的教育，要么是出于公益目标，办公益事业心态，虽然不是慈善事业，但与慈善有较高关联度。而中国的民营教育，动机一般是把学校当企业办，以盈利为目标，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条文：“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合理”两字解决不了投资者的动机与心理目标问题。
因此，教育是公共、公益产品的性质必须法定，并对学校投资与运营要分开解读，不能以资本投入划分所有制，应二者结合确立混合所有制的教育范式。
从物质角度看，学校也有固定资本投入与流动资金投入两部分，还有运营收支平衡的问题。
固定资本投入指土地、道路、绿化、照明和地下管网，给排水、通信设施，以及教学、实践、实训、办公房屋，实践教学与实训设备设施，学生与教师宿舍、后勤服务、生活设备设施、房屋与体育设备设施等不动产。
流动资金投入指教学物料消耗，实践与实训物料消耗，水、电、气等物燃料耗费，通信、电器、图书与软件购置使用费，不动产维修费、改造费、折旧费，办公经费与学生学习和组织耗费等物耗部分。
运营支出主要是指行政、教学、后勤服务人员的工资支出，科学研究支出，学术会务费，社会服务与社会交往支出，师生交通费、差旅费，学生实习实践非物质耗费支出，学生生活补贴和学费欠缴支出等。
中国的教育，成本项目与支出标准，暂时没有国家规范，也没有社会调查报告可查。但事实是：固定资本投入是谁，学校即是谁的学校，流动资金投入与运营支出两大块，才是日常支出。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能否满足流动资金投入与运营支出两大块，满足度是多少，是调学费不是调财政拨款，都是个现实问题。即使是国有高校中，尤其是扩招前后，固定资本投入也不全是财政投入，大量存在学费收入归还贷款的现象。国有高校的基本概念是：固定资本靠国家，运营支出靠学费，流动资金投入靠财政拨款。高职院校学费还要负责大部分运营支出。民营高校全部是靠学费收入。
国家应对普研、普本、本科高职、专科高职、中职、基础教育、幼儿教育等不同类、层级的教育，展开办学成本调查，分清支出类别，全国统计出一个基本数据，向全社会公开，再来研究收费标准和财政拨款标准。那一级政府负责举办何类别、层级的教育，分清责任。对民营学校日常支出也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资助，并明确民营资本进入教育，盈利率不得高于投入资本金总额一年期存款利率，高于部分扣减财政资助，直至扣完为止，防止民营学校以盈利为目的。民营学校既有低盈利又获得财政资助，可以理解为国家是在花钱购买教育服务，投资者仅仅获取固定资本投资额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利润，只满足资本的最低需求。
当前，财政资助的差别，就是目前教育差别的本质所在，也是学生择校的根本原因之一。财政拨款，目前是向富者、强者倾斜，而不是向贫者、弱者优待。如清华北大，教育部直属高校，普遍高于省属高校，有的甚至财政拨款花不完被罚款。说实话，清华北大财政不拨一分钱也比一般高校富，为什么要向他们拨款呢？培养的人才大部分出国了，大都不回来服务祖国，中国财政事实上不是在补贴美国等发达国家吗？如果是真心办公共事业，就应强制要求各类教育定期调查、统计、报告其成本，学校支出帐本、财政资助金额，全部向社会公开，形成制度，公心办公共事业，透明办教育，心中无私天地宽，教育的许多基本矛盾就会消除。
三、职教要有理论，学校要有转轨机制
中国的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委，大多不重视各行各业自己的理论形成与完善，大多喜欢引进美国与欧洲的理论，看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并坚信绝对不会错，国务院和部委的研究人员，国家级的专家们，往往都是谈起欧美，都是唾沫横飞，振振有词。似乎美国与欧洲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可照搬照抄，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中华民族也应该有独立的思考，也应该给人类发展与进步作出一点理论性贡献，这是近几十年来最为盛行的现象。
职业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肯定有关于职教的思想，没有理论也有实践。作者的认知是：墨子是职业教育的先祖，孔子是知识教育的先祖；鲁班、华佗、李时珍等都是古代优秀职业人。师傅带徒弟，“考不起秀才，学个手艺养家糊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职业教育形式与职教观念。
但是，我们的高层研究人员只从发达国家找根据，问教育部专家“为什么职业教育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回答是：“这是个问题吗？”说实话，这在基层学校里的确是个问题，可他们就是回答复不出来，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作者认为，职教系统化也包括职业教育理论的系统化，解决认识上的问题，解决与知识文化教育并列发展的原理问题，二者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要有的话，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意识对现代工业经济型态下，人才培养类型的错误认识，二者只能是延着各自的股轨道前进。二者中间建设立交桥是针对受教育者转不同类型教育设计的，与高教育分两类发展本身没有关系。
600所普本高校向现代职业教育转轨，是一项十分艰巨、艰苦的工作，原有职业院校也没有完成转轨任务，还不是所有学校所有专业形成“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课程没有做到系统的“基于工作过程”的教材。2006年开始的200所示范（骨干）院校建设，把高职教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鉴于当时的认识，遗漏、遗留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在认识与理论上有新突破，实践上要有新举措，才能全面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为创造人才红利出力。
要创造人才红利，除一流普本高校要培养世界级的科学人才外，另一个途径就是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出高素质、熟技能的职业人才。“高”字不能叫得满天炸响，办学层次就是高低之分。高技术就是新技术和复杂的技术，大量的新技术都是旧的发展而来，复杂的都是由简单组成。高素质才是其本义，熟悉与熟练掌握成熟技术与技能就是业务素质。它包括爱好、兴趣、态度、职业崇拜与训练有素等几个方面。
一个人开始于认识世界时产生爱好，随着时间推移，特有爱好逐渐显现，通过学校教育又有新的兴趣产生，一个人的爱好与兴趣如果能统一在职业里，其创造力就在其中，出现分离状态，创造力就下降，甚至为零。所以，让学生自由选择高校和专业，尤其是选择专业的自由就是培养创造力原始措施。我们的高校，虽然有学生有选择文理科、填写志愿的选择这两个环节，学生对高校和高教并不了解，有很强的盲目性，而高校执行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进校后，对专业有一点认识，却不允许学生转业，这是限制学生智力发展、智能开发的坏制度。因此，在校生任何时候都应该有重新选择专业的自由，只是延长其学习时间即可。
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高度，态度决定命运，态度决定成败。一个职业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决定其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所以，如何让每一个职业人热爱自己的职业，甚至能崇拜所从事的职业，是我国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管理工作者研究的课题。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不是人人都是顶尖科学家，而是人人都能认认真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到尽职尽责、尽善尽美。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最终真正跑进现代化的第一阵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来的国家。以我们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八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两教同时存在外，其余6国，全都是基督教国家。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其力量是无穷的。
文化与文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化是知识和观念，文明是习惯和生活。一个社会不可能所有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一个社会之所以能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应该有文明，社会成员应该有教养。现在我们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太差，你再有钱，经济再发展，到处脏乱差，乱哄哄，不排队，不让座，闯红灯，不讲规矩，没有一个人会幸福。职业道德就是职业文明，文明的职业习惯，文明的职业生活，如果再有信仰的话，这个人的职业态度必然好。全社会所有劳动者，都有好的职业态度，这个国家必然发达。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仅有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发明与创造，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创造与创新，普通劳动者，既要遵守劳动规范，又要有创新意识，还要有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总合起来，职业教育是在培养出有好的职业态度基础上，训练娴熟职业技术技能的职业工作者。这就是职业教育工作者的终生追求与梦想。
“会做事，做事好，做好事”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内涵。600所普本高校向高职转向，不仅能终结人才培养与市场不对接的扭曲局面，而且能让两类高等教育尽到本来的职责，毕竟研究性人才只是一少部分需求，更多的是技术技能型的应用人才，回归教育的本质，必将带来“人才红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未来也会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例如教师队伍，课程改革与行动导向的新编课程，以及其执教群体，需要有理论又有实践能力，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人的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转变的。但是如果方方面面跟上的话，尤其是政府的政策调整与引导，一切皆有可能。
2014年5月10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mail ：[email protected].
联系方式：QQ：303272660 传真：0713-834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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