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吏治：“惩贪”更要“奖廉”！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顽疾。为此，我国历代领导人都对反腐倡廉做出过重要论述。毛泽东指示说，“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邓小平则认为，“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就会有失败的危险。”胡锦涛强调说，“反腐倡廉，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则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为什么国家领导人无一例外地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天下的要务？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官员的贪渎行为危害极大。正所谓“万分廉介，不过小善；半点贪污，便成大恶。”从自身修养的角度讲，大凡官员一涉贪贿，整个人的品德人格就会全线崩塌，变得猥琐污浊，再也无一丝正气可言；从断案执法的角度讲，贪赃必定枉法，一旦贿赂公行，就绝不可能再有公正、公平的存在； 从民生的角度讲，贪渎之徒，穷奢极侈，欲壑难填，势必朘民之膏，吮民之血，敲骨吸髓，苛征暴敛。事实证明，贪腐现象的存在，不仅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往往会导致政局出现动荡。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力度空前加大，打到了不少“老虎和苍蝇”。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方面是各级政府惩贪倡廉的雷霆万钧，一方面却又是各级官员屡屡浮出水面、惶然落马。此为何故？笔者以为，惩贪仅为治标之举，非为治本之策，故而导致了“廉者”不清、“腐者”不慑。

清朝圣祖仁皇帝康熙有句名言，曰“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坦率地说：正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贪渎现象，才更应该大力倡廉奖廉。必须承认，打击腐败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预防腐败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要想真正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就要像康熙皇帝那样，在加大惩贪力度的同时，对为官清正者大加褒奖，让领导干部切实做到不敢拿、不想贪、不愿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在反腐倡廉制度方面，报告提出要建立廉洁年金制度，构建“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的防腐机制。结果此举不仅引发了多方的质疑，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而事实上，近年来廉洁年金制度在我国地方的各种尝试探索最终都不了了之，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尝试从一开始就被推到“变相福利”的风口浪尖，被认为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公务员工资待遇上不去，这是造成贪腐现象出现的主要诱因。尽管廉洁年金制度存在有配套体系不够完备、退休之后领取意义不大等方面的问题，但却并不能否定“奖廉”促使公职人员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正面激励作用。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主席台上和办公室里讲党性，讲原则，可一回到家里，党性、原则都跑到爪哇国去了。我们同样也经常会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口头上很廉正，但私下里却做着一些贪赃枉法、谋取私利的勾当。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反腐”是针对他人的事情，而倡廉也是针对“反腐”而言的。设若我没有被“反腐”，那么谁又能证明我是不是很清廉呢？

“奖廉”功效之一，易于形成崇廉鄙贪社会舆论。毛泽东的一生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奖廉”之目的，就在于树立清正廉洁楷模，建树崇廉鄙贪的政治道德准则和荣辱观念。崇廉鄙贪的社会舆论一旦形成，自然就不会容许贪腐现象发生，设若胆敢有作奸犯科者，则必然会人人喊打、严惩不怠；为官者设若都能做到自觉而坚决地抵制腐败，自然也就省去了“反腐”和“惩贪”的麻烦。

“奖廉”功效之二，可使领导干部时时得到警醒。贪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少人在未仕之先，也曾满腔豪情，壮怀激烈，一心想做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然而待到进入仕途，大权在握之后，却往往因为一物之微、一念之差而冲毁了道德大堤的“蚁穴”，甚至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奖廉”机制的确立，不仅可以告诫居官者必须“时时警惕，刻刻提防”，亦可以在“奖”与“惩”的同举并行中，时时提醒为官者“务为清廉仁爱之官，勿作苟且贪污之事”、“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

“奖廉”功效之三，可让公职人员获得精神慰籍。基层干部待遇不高，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基层干部出现贪腐的原因却是多个方面的。因而从程度上来说，“奖廉”既可以让其从经济得到一种支助，亦可以使其从精神层面上获得一种慰籍。人们总结经验说：“人须心中无欲，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为平之本。吏多不能廉，亦不肯廉，故动多不平之事。”由此可见，要做到不让老实人吃亏，“奖廉”不失为一条有益的途径。

其实，“奖廉”的形式不一而足，也并非必须都是现金或物质奖励。比如，两江总督于成龙居官清廉，在任期间，不携亲带故，从不接受亲友及他人的礼物，死时竹箱中仅有一件绨袍，床头只有几碟盐豆豉。康熙赞扬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富天下廉吏第一。”遂为他亲笔题了“高行精粹”的大字匾额。灵寺县知县陆陇其为官廉洁，离任时“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结果被康熙破格提拔。再比如，有些地方向领导干部的配偶发出“把我们的家庭建设成反腐倡廉坚固防线”的倡议，还开展了“廉内助”评选表彰活动，这些都属于“奖廉”的范畴。正所谓“家齐而后治国”，“奖廉”之功效由此可见一斑。

清浊廉贪之间，并无不可逾越之鸿沟，要让所有领导干部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始终做一个无愧于社稷百姓的“清白吏”，就必须大兴崇廉鄙贪之风，让其时时得到警醒，从内心深处做到不不想贪、不愿腐，从制度层面做到不能贪、不敢腐。所以，“惩贪”更要“奖廉”。唯有如此，方能彻底打破“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的尴尬局面。

（李吉明2014年5月12日 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