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术成就的获得从来就非偶然。成功对于每个人来说，由于人生目标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内涵。在我看来成功的核心内容就是骨子里的那股执著，经过不懈地勤奋努力最终达到自己所想要实现的目标。对于确实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而言，他所做的一切只要不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即使他定出一个高得离谱的目标，即使他最终失败了，他的结果也在一般人的成功之上。在某些方面，太过于无欲、无求并非是好事。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能力发展就越快，对社会就越有价值。明确的目标和积极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人物，通常也是失败最多的人。面对人世遭逢的各种艰难险阻，只要有一点点成功的希望，就应当作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永不放弃，不服输的人最终不会输。出人头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之一，历来强调“光宗耀祖”和“出人头地”，一心要使自己成为“人上人”。因而社会上有些年轻人总喜欢和习惯于只看事情的结果而不看过程，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出人头地。这样他就会把结果变成心目中唯一的目标，那么他也就可能在此迷失方向。就像有些人总想考第一，结果总是考不上；有些人总想做股票一夜发财，往往总是血本无归。而那些坚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不经意间却真的搞出一点名堂来。其实上帝也有“打个盹儿，为你开错窗”的时候。如果你就这样认命了、认输了，势必沿着错误的方向一滑到底。如果你硬是不服输，硬是拼命地在铜墙铁壁上，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打开另一扇窗户”，那么上帝也拿你没办法，因为上帝也喜欢执著拼命的人。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成功的秘诀在于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比别人更执著、更拼命。假如你每天比本单位里的同事们到得早、归得晚，而且一年365天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甚至连病假都没有请过，那么用不着担心、也不用证实，你一定会获得成功的。实现成功的梦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人在年少时往往少有耐性和吃苦耐劳精神，于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许多宝贵光阴。人到年纪大了、老了的时候，往往又容易在困难面前失去信心，进而怀疑自己当初的正确选择或者判断，最终走上了一条错误的不归路。其实成功有时候就像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说的那样，成功往往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到底是一种态度，它需要用忍耐的品格来支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坚持”对成功的意义更大。我以为一个学者只要目标明确，始终坚持做正确的该做的事，而不是去做那些仅能够赢得别人赞赏的事；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全力以赴并且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成功一般来说需要三个要素：才华、思想和坚持。如果一个人这三样基本具备，那么需要的就是机会；如果这三样都已经有了，就说明机会实际上已经到来了。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对成功曾列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成功=天资+勤奋+机遇”。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天资的不同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勤奋，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机遇是存在的，有时候影响还极大。季羡林以自己为例说：“如果清华大学当时不派我到德国去留学，我的一生完全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他对成功的三个条件进行了分析：“天资”是由“天”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是由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工夫[1]。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2]我以为王国维所说的第一境是“预期”，第二境是“勤奋”，第三境是“成功”，他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疏漏。因而我真诚地希望年轻朋友们，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做学问、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我们经常说的成功人士，无非是指那些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认认真真地做正确的事的人。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功夫不到头。从一定意义上说，如何妥善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实质上体现着一个人为人处世的能力与水平。做人是如此，做学问就更是如此。《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道德经》也言：“道，可道，非常道”[4]。这些话对于今天的人而言，也许有些玄远。但它启示我们探寻学问之“道”，尤其对人文社会科学中带规律性的东西，需要人们保持对功利的某种距离，教师要培养学生对“道”本身的终极关怀。“道”本身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学术而求之、拳拳服膺于“道”者，才有可以领悟到它的真谛。

机遇永远是为那些有准备头脑的人准备的。有不少年轻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总是静不下心来，屁股下的冷板凳坐不热，时常抱怨命运不好、机遇不济、老天不公。每每看到别人成功了，往往就说人家有背景、机遇好。或者认为那些学问做得好的人，要么出身于“书香门第”，要么是“机会撞到他的大门上”了。还有一些人总以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糟糕透顶，总觉得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自己”就好了。但是在我们今天被认为“身处黄金时代”的那些人看来，他们当年所处的世界同样是苍白无力的。因而不管是你抱怨别人，还是处于别人的抱怨之中，都会因之而危害你的幸福和成就的取得。任何人在不如意的时候，抱怨和贬低自己都是毫无益处的。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打击，特别是在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只要你相信自己依然能够站立起来，积极、坦然地去面对它，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即使那些成功者也不是经常能够击败恐惧与忧愁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够建立自信，知道如何去克服恐惧和忧虑。如果你已经形成了抱怨的坏习惯，那么你的抱怨不仅会感染别人，而且还会严重地损害自己。所以，一个人老是怀着抱怨的心态是不可取的，也是毫无道理的。不要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有负于你，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欠你什么，因为它事实上先于你存在。我以为做学问没有捷径，只有勤学苦做才能曲径通幽。不可否认机遇是成功的条件之一，没有机遇做任何事情就没有参与的可能性，但是机遇决不是成功的唯一条件。我以为读书人必须以勤奋为基础，努力做到不辜负机遇，善于抓住和利用机遇，能够运用智慧去寻找机遇，我们的事业才能够获得成功。终日抱怨机遇、消极地等待机遇，是一个人无所作为的表现。过去的已然消逝，未来的尚属未知，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和可把握的，我以为机遇只属于现在。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智者争取机遇，勇者抓住机遇，平庸者等待机遇，懦弱者放过机遇。机遇本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它既不相信眼泪，也与懈惰无缘。其实机遇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抓住机遇的主动权就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人生确实有很多奇遇，也许就在你感到迷茫、困惑，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智者似乎受了上帝的派遣从天而降，适时为你指点迷津，乃至从此改变你的人生轨迹。由此我觉得机遇永远是为那些有准备头脑的人准备的，只有目光敏锐、勇敢果决者，才能够获得它。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强者恒强”的道理，它不仅在于内心的强大，更在于人生目标的清晰与坚定。古人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5]。俗话说得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其实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成功，关键要看他的头脑是不是有所准备。假如你自始至终地作好了准备，哪怕是临时出场或者仓促上阵，也一定能够把你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生活的一般规律就是赞赏拼搏、蔑视退缩，生活从来不相信眼泪，成功多属于有准备头脑的人。无数鲜活的事实证明，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她）从来不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总是在感觉到没有机会的时候，主动地去寻找另一条可能通往成功的路子。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聪明人之所以留下终生遗憾，就因为他们总是相信过去，从不盼望未来，也不去主动地去创造。把目前正在做的事情简单地视为换取劳动报酬的想法是极其低级和短视的；有望成就事业的人永远不会把眼睛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利益上，他们会把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当作一项事业去做。哪怕你面对的是十分无聊或者毫无挑战性的工作，只要你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姿态，幸运女神也会因此而垂青你的。如果你一直在那儿坐等机遇，那么你的一生将永远不会比别人过得更好。凡是在世界上做出一番稍大事业的人，通常都不是那些幸运之神的宠儿，而是那些“没有机会”的苦孩子。“没有机会”永远是那些失败者粉饰自己的托辞。然而有些人当他看到别人做错事的时候，往往偷偷地在那里暗自高兴，似乎得到一种“我比你聪明”的优越感。其实真正聪明的人，是在用心观察别人为什么做错了，然后警惕自己尽量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年轻人一定要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务实作风，永远不要搞那些小聪明、小动作；永远不要以为任何与你接触的人，会比你傻、比你笨、比你容易“上套”，那只是人家不与你一般见识，在让着你或者故意装傻罢了。生活在大千世界里的人都有一张脸，往往是不要脸的人胆儿大，要脸的人心儿细。习惯耍“小聪明”、惯于“算计人”的人，多是那些死脸皮或者不懂得尊重人的人。永远不要相信那些一见到你就夸奖你、歌颂你没完没了的人说的是真心话。这里我借诗一首与大家共勉：“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栏。”[6]

刻苦勤奋是学人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读书、做学问是一种个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海无涯，要真正找准适合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7]勤能补拙，读书、做学问都是非常艰苦的脑力劳动，没有刻苦勤奋的精神和严谨求是的态度是难于有建树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学海中总结出的至理名言。我这人一辈子没有别的本事和能耐，但有一点在今天看来是值得骄傲的，那就是对做学问很虔诚、很执着、也很刻苦。哪怕是异常炎热或者寒冷无比的恶劣环境，也无法阻挡我埋头读书和专心写作的那股“倔劲”。众所周知武汉的夏天是异常炎热的，素有“三大火炉之一”的雅称。20世纪80年代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工作，白天要在编辑部坐班（那时实行编辑坐班制），晚上还要给研究生授课，只有等到晚上10：30之后，才能进入我潜心研究和写作的自由空间。多少年以来我看电视只看“新闻联播”节目，其他节目尤其是电视剧、电影频道，历来没有时间或者舍不得花点儿时间去欣赏。偶尔因为累得太狠看一两次电视剧，即使别人都认为那是最没有故事情节、根本不值得一看的“肥皂剧”，我也会兴高采烈地看得津津乐道。那时我家里还没有装空调机，一台已被我修整过多次的小风扇，尽管几片扇叶在圈内拼命地苟延残喘，可呼出的风却是热辣辣地烧人脸面。有时候我觉得这台电风扇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心理医生，在武汉这个酷暑难耐的夏季里，如果你不配合它、心里不觉得它吹出的风是凉爽的，那么它的全部努力一定是徒劳无功的。正因为炎热难耐，我在家里也顾不得文人的斯文，通常总是赤膊上阵。我不得不经常在案头边放一盘凉水和一条毛巾，汗出多了的时候，随时从盘子里捞出毛巾，把身上的汗从上到下擦一遍，然后再把毛巾丢进盘子里反复使用。冬天的武汉由于地处长江边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所以它又比别的地方更显得冷飕飕的。武汉地处黄河以南，不像北方那样有暖气供应，屋里和屋外一样寒冷。每当晴天出太阳的时候，屋里反而会比屋外显得更冷。我一般都在晚上12点才上床休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冷的就是一双脚，穿棉鞋基本上不顶用，从膝盖到脚掌冰得脆骨，两只脚都冻出了冻疮。于是夫人找来一件儿子宋威使用过的旧棉袄给我，把一双脚包起来继续坚持写作。这个土办法很管用，一直坚持了好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家买了电加热器之后，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严冬取暖的问题。我的个人专著《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通过刻苦努力熬出来的。因而才开创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上，作为教辅人员的学报编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并遴选为研究生导师的先例。

每个人都自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人要想彻底改变别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改变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学会压抑、克制、容忍和忍耐。我以为教师在力图改变学生某些坏毛病之前，应当首先审视自己、改变自己。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典故：一个四处布道的牧师临终前对他的妻子说：在年轻的时候我决心要改造这个世界，因而到过许多地方，总是耐心地劝导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和应当做什么，但是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甚至没有人仔细地听我在说什么。于是我决定先改变我的家人，但是使我灰心的是家里人对我的话也不理会，他们也没有发生任何我所期望的变化。牧师停顿了一下叹息道：“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才认识到，我真正能够影响的人，其实只有我自己。如果一个人要想改变这个世界，首先应当从改变自己开始。”这时妻子紧握牧师的手欣慰地说：“是啊，命运从来都是拽在我们自己手中的一根看似没有实则存在的线，它不可能直接牵引你去往成功的巅峰，除非你自己知道前进的方向”[8]。典故里牧师和他妻子的感慨，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人生有两个基本的方向，极为简单又极为重要：一个是出门，一个是回家。出门是为了闯出一片天地，回家是为了安享天伦之乐。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个家庭与那个家庭都差不多、好不到哪里去，一个人唯一能够改变的往往只有自己。无论你抱负有多大、志向有多高，通向成功的道路只能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往前走。说句令人伤感和辛酸的话，人生其实就是一趟孤独的旅行，纵使前进的道路上有家人、朋友或同事相伴，也绝对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践行半点自己的目标。要想从根本上改掉自己的痼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事业的成功者；要想尽快改变家庭的现实环境，无论是当官还是做学问的人，抑或从事别的什么职业的“老百姓”，都必须靠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靠百折不挠地辛勤努力去实现，我觉得这是为人处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人的生命与大千世界比起来总是短暂的和渺小的，其能力也总是极为有限的，社会能够为我们提供的条件往往是不尽人意的。我在这里说的都是内心话，绝非有半点对后辈人的说教。记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存状况确实非常差。教授、副教授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比比皆是，三代六七口人同居在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里绝非个别例外。譬如，当时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作为一个承担教育部研究项目的教师，有5年多时间一家3口就蜗居在15平方米的筒子楼里，这还是由副院长陶军教授出面协调，学校根据我工作的性质给予的特殊照顾。我居住的房间对门是一个带厕所的公共洗漱间，过道两侧摆满了各家各户的燃煤炉灶，出入房间必须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就可能碰翻别人的炒菜锅。每到下班时间，对门的厕所和人们洗菜的水声不绝于耳，楼道的锅碗瓢盘协奏出刺耳的“交响乐”。儿子宋威从幼儿园回来后，还要自由自在地在房间里“大闹天空”一阵子才能平静下来。15平方米的房子，既是厨房、卧室、小孩的活动室，又是书房、工作室和接待室。总之，这房间不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消停的地方。然而由我主笔完成的《中原大学校史》等几部著作，就是在这15平方米的房间里拼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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