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新地主
暨南大学 韩雪亮
地主，在封建社会体制下，指的是拥有土地、并以此作为产业的一个阶层的统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购置土地的房地产企业也被冠以地主的称谓。据我们所知，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将自有土地出租给佃农，依靠收取佃农的租金为生活来源，并因此而发家致富。就这层意义上来讲，在任何一个体制社会里，只要是以依赖出租自有资产、收取租金而生活、致富的人或者法人，都可以被称为地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因包产到户而不纳税农民算不上什么地主，尽管他们名义上有自家的土地，但显然他们并没有出租、更谈不上收取租金。那么，在当下中国社会里的地主阶级又有哪些呢？虽然我们还不能将其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地主，但至少我们可以发现有这么一些人是坐拥固定资产、并以固定资产出租赚取租金而过着风光、甚至是奢靡生活的这么几类人或法人。他们分别是：“包租婆”、“土豪地产”、“国有遗孀”……
包租婆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功夫》里面有这么一位：虽然身为武林高手，但以收取租客房租生活；虽一身正气，但在租金等方面显得苛刻。这位性情泼辣、内心正义的人物，被冠以“包租婆”的称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类似的角色在各大城市的城中村可谓是屡见不鲜，在一些社区（从低档到高档）也比比皆是。不仅仅有“包租婆”，还有“包租公”。他们自己坐拥自有房产，靠收取租户租金为生。他们整日无事可做，想的要么是哪一住户租金为缴纳就是又改收哪一户的房租。再大点儿，他们会想，怎么把自己的房子拔高下，开发出更多的小格子屋、赚取更多的租金。实在闲的发慌，就跑澳门赌一把，想着平时在门口练手练的也不错嘛。与他们相比，那些能够出租小区内自有房屋的人似乎显得更为高贵。因为他们出租的是小区房，显然是不太喜欢被叫成“包租婆”的，她们更喜欢被称为“房姐”。然而，自从龚爱爱这位名副其实的“房姐”出了事儿以后，“房姐”似乎也成了一个扎眼的词儿。不管称谓怎样，至少性质没有变。其实，无论是“包租婆”还是“包租公”，抑或是“房姐”，以用资本赚回利润的角度来看，也是无可厚非的。尽管马克思说资本家是在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但这种事实无疑是已经被广大社会所接收。更甚有人开始宣称：想被压榨，也得有值得被压榨的地方。这些新兴的地主有的是压榨租户的工具，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特定的租户。比如，大多数对结识“房姐”仍然是无缘的，只能天天和“包租婆”、“包租公”搅合在一起。
土豪地产
社会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所绑架了。我们姑且不讨论这种说辞的正确与否，但楼市却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行业似乎历史并不是太长，至少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引起大家如此地关注。也许是受到只有有了套自己的房子才算个家的传统思想所影响，有关房子的话题成了大街小巷最热门的话题。一些榆次有关的艺术创造也频频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时至今日，对于许多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来讲，不仅仅不如了《裸婚时代》，也不得不思考《裸婚之后》。对于当下的生活，如果看过《天注定》的话，似乎能更明白现实的社会。当舆论、媒体一股脑地把矛头指向了地产商的时候，房地产商们也在不断地通过媒体向公众伸冤。无论他们怎么辩解，但至少他们是赚了钱的，这些随便搜搜他们给员工发的奖金就能知道。其实，这些从事住宅开发的地产商算不上什么地主，他们也不过就是“倒手”而已，再说白点儿就是在“原材料”（土地等）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后“倒手”，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取租金、更没有依赖租金而存活。与之对应的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房奴”，他们为了偿还房贷而省吃俭用。当地产商把房子交付以后，剩下的其实也就是“房奴”和放贷银行之间的事儿了。“房奴”是把按月把钱交给银行、而不是地产商。如果非要理论个明白，就是银行先帮着把房子买下，然后以类似出租的形式要求住房的人支付每月的“房租”，只不过有个期限。等到期限到了，银行就没理由要求住房的人在支付“房租”了。这有点儿像古代妓院里的“姑娘”（妓女）。占着“妈妈”（老鸨）的一间客房，把自己接客获得收入拿出来一部分每月供给老鸨，等“妈妈”说捞的“本儿”够了，“姑娘“的人身自由业就得以恢复咯。这个过程，叫做“赎身”。对于运气好的“姑娘来讲，为娼的时间会短些，没准儿那天就遇到个富家公子就给帮着给自己“赎了身”；对于运气不好的“姑娘”而言，这样的日子恐怕要长了点儿，没准儿呀大半辈子也就只能这么度过了。对，也只能是大半辈子，一则吾生有涯；二来人老珠黄。回到当下，“房奴”是被房子绑架了，房子看似跟地产商息息相关、实则与银行一脉相连。房地产有没有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我们不能定论，但至少我们看到了银行才是绑架“房奴”的幕后黑手。如此以来，谁才是真正的“元凶”，是一个颇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国有遗孀
“遗孀”一词，本出自于出自唐韩愈《与郑相公书》。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的含义给扩大下，我们用“国有遗孀”来指那些原来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经过改制、已经脱离或半脱离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不仅仅如此，还包括那些与“权利”部门“沾亲带故”的个人或法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或渠道获得土地，并通过一些“障眼法”以看似合法的形式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而他们本身并不从事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致富的套路，和封建社会里的地主相比简直是如出一辙。有人说，中国的社会不是人本位，而是关系本位。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确有着它合理的一面。关系意味着什么？是资源，一种不可或缺却又难以获得的资源。在这个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人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关系获取特定的能够为之带来坐享其成的利润的资源，并且还能把想要的梦想变为现实。以工业用地审批为例。对于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来讲，支持扶持的政策总是有的，但却拿不到厂房用地。他们不得不去租厂房、租办公场地，那些厂房等的所有者显然成了他们的地主。这些所有者们显然也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因为他们也会像封建社会里的地主们那样给自己的“府邸”挂个冠冕堂皇的牌子。只不过不再是“X府”，而是类似于“XX有限公司”之类的。遗憾的是，我们在市场上很少能找到这些公司的产品、甚至根本就没有。作为局外人，不晓得他们是如何在工检等相关部门的监管下存活下来的，但至少有着那么一帮今天的“佃农”（厂房等租赁者）用金钱“供养”着他们。尽管后者不情愿，怎奈面对现实欲哭无泪、且还要生存。活下去的目的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活着的方式。与其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如说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运是靠关系所左右的。“地主们”无疑是关系的直接获利者，尽管自己不创造财富，但不仅仅可以享受关系带来的资源，还可以享受资源带来的财富。幸运的“佃农们”只能憋屈地靠“地主们”的“恩赐”来养活自己，当然是在供养好“地主们”的前提之下。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人或法人都能有机会称为“地主们”的“新宠儿”的。
地主影响力
纵观历史，没有谁会认为地主阶层是推断社会进步的动力的，因为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创造力。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主体，又能指望他们具备什么正向的动力呢？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地主阶层最大的功绩在于“维持现状”。皇家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最大地主，皇帝坐拥四海天下。江山虽可易主，但社会体制却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维持了将近2400年。在这段占据了中华文明史近一半的时期的历史中，尽管“岁岁年年人不同”，但却“年年岁岁花相似”，社会前进的步伐始终有限。在这个已经逝去的长河中，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实质性的影响的不过8次，而8次中绝大部分又出于新皇初立之初。以史为鉴，当前中国社会里里的地主阶级（不仅仅是列举出的三类）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进步的贡献也是有限的。虽然功过是非要盖棺而论，但是因其而激发的社会矛盾却已经暴露无疑，而艺术作品《天注定》等不过是管中窥豹。“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封建社会体制被中华文明发展所摒弃，是沉默了2000多年后积聚的力量被外界的导火线所点燃、爆发的结果。在当前，如何引导新型的地主阶层的价值取向，利用沉默时期将其不必要的影响、思想、行为扼杀在摇篮或睡梦状态，是一件亟待思量和解决的主题，也是决定社会未来发展趋向的关键所在。
路很长
中国的改革是否已经进入“深水区”，姑且不争论，因为这场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改革，与历代中国经济变革最大的区别在于：改革至今，面对的是对几千年来的文化的宣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改革攻坚已非停留在经济层面，而已转移到了文化层面。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用经济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今天，对与雄踞世界经济强林的中国，任何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在社会文化调整面前都不能够称之为大问题。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社会看似进步了，我们却不再幸福了。农民从原有的、破旧的小屋搬出来了，却不能满足寄人篱下做“房奴”了；地产商把城市搞得楼越来越高咯，而社会的仇富心理也随之渐高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得到释放了，但却被新型的“地主”所捆了……看似经济是在发展着，但货币化的数字真的能够代表一切吗？对于一个食客来讲，同一个面包，昨天卖1元钱，今天卖5元钱，后天也许就涨到10元钱。不管多少钱，食客总要吃的，假设他也是能够买的起的，可面包始终是那一个面包。食客看似挣得钱也越来越多了，但食客总觉得钱是越来不值钱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感觉离幸福也越来越远了的原因之所在吧。面对未来，我们必须假设自己是乐观的！因为，路很长，由不得半点儿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