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是中国当代社会边缘人物的一个缩影

——王小波《东宫西宫》读后

王小波的《东宫西宫》是大陆第一个获得最佳编剧奖的作品。它颠覆了权力、男人、异性恋为中心的传统理念，把长期被歧视、被有意遮盖的同性恋现象“正常化”。 也有一些同性恋者希望被证明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觉得这样自己比较无辜。但王小波“不认为，假如同性恋是自然现象，对同性恋本人就有什么光彩之处，文化现象不一定坏，自然现象也不一定好。”

这部作品吸收了王小波及其夫人李银河在同性恋这一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在故事主人公阿兰的讲述中慢慢地了解了他的过去，这是一番满含隐忍与屈辱的讲述：关于他童年时代母亲的奶，中学班上的女同学，他的同性爱人以及每一段他们在一起的经历，还有他写的书。

 阿兰小的时候，一直待在一个工厂宿舍三层楼的房子里，除了缝纫机的声音，只能听到柜子上一架旧座钟走动的声音。他已经很大了还会被母亲喂奶，有时蓄意伤害母亲的奶头，这样的感受是很独特的。原文这样写道：

“我坐在地上玩积木，我母亲在我身边摇缝纫机。我们家里穷，她给别人做衣服来补贴家用。”

“除了缝纫机的声音，这房子里只能听到柜子上一架旧座钟走动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停下手来，呆呆地看着钟面，等着它敲响。我从来没问过，钟为什么要响，钟响又意味着什么。我只记下了钟的样子和钟面上的罗马字。我还记得那水泥的面上打了蜡，擦得一尘不染。我老是坐在上面，也不觉得它冷。这个景象在我心里，就如刷在衣服上的油漆，混在肉里的砂子一样，也许要等到我死后，才能分离出去。”

“……自鸣钟响了，母亲招手叫我过去。那时，我已经很高了。母亲用一只手把我拦在怀里，解开衣襟给我喂奶，我站在地上，嘴里叼着奶头，她把手从我脑后拿开，去摇缝纫机。这个样子当然非常的难看。”“有时候，我蓄意用牙咬住她，让她感到疼痛，然后她就会纠我的耳朵，拧我，打我，让我放开。”

这样的情节决不是王小波凭空捏造出来的，这是一个记录在他研究笔记上的真实的事例：有一位调查对象说，他到八岁了还在吃母亲的奶。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母亲怎样在摇着缝纫机，他怎样走过去，钻到母亲怀里，她解开衣襟，喂他吃奶，一面继续摇机器，等等。王小波记录下大量的事例，以期证明男同性恋者有恋母情结。可见他对同性恋的成因是非常关心的。

在中学情窦初开的年纪，阿兰注意到了班上一个被称为“公共汽车”的女生，然而这样的情感却只能被压抑。

“她长得漂亮，发育得也早。穿着白汗衫，黑布鞋。上课时，我常久久地打量她。”

“……与其说是她的曲线叫我心动，不如说那些字眼（强奸、奸淫）叫我恐慌。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勃起经久不衰；恐怖也经久不衰。”

“我的第一个同性爱人，是同班的一个男同学，他很漂亮，强壮，在学校里保护我。……我说，我是女的，我是公共汽车。……我像狗一样跟着他。他可以打我，骂我，对我做任何事。”

小说里这些细节描写，再一次透露阿兰同性恋倾向的产生与青春期被压抑的与异性的交流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以至于他常常把自己当作女人，当作“公共汽车”，而这种现实与臆想之间性别身份的差异使得他的每一段同性之爱都充满了屈辱，甚至可被称为虐恋，然而他却从中感觉到的是残酷的快意，并乐于享受这种快意。

所谓“东宫”、“西宫”，在北京同性恋者的语汇中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这似乎是同性恋者社会处境的真实表达，肮脏龌龊的公共厕所是他们寻求感情、寻求性爱的地方。在作品中，也不断出现警察打着手电筒抓那些在树林里、泥地里偷偷腻歪的同性恋者，暗示着同性恋者所处的不为人知的边缘地带，以及其生存环境的恶劣不堪。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被边缘化的角落里，同性恋者仍然是不被理解、不受欢迎，被压制、被排斥的。

作为生理性别的男性，阿兰并不符合社会规定的社会性别的“男性”，他是阴柔的、扭捏的，同时加上他变动游离的性欲，直接打破了异性恋规约的正常的性。正如巴特勒所说，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者“正确的”社会性别。阿兰在初中时喜欢上一个女同学，而这个女孩被他人鄙视为“公共汽车”，即一个性放荡者，抛却对女孩的道德成见，阿兰的性取向是符合异性恋所规约的性规范的。从异性恋到后来成为同性恋，其间他与异性结婚，与同性之间的虐恋，这些一方面显示出异性恋霸权规约的生理性别所决定的性欲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同时也显示出性身份的操演性以及性欲的变动不居。

他是中国当代社会边缘人物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