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新旧富，总会网络起来，开初是同一地区，慢慢是跨地区，甚至跨国家，加上很多二代都是同窗于某组高校，愈来的趋势是异族同工，而大抵代代大家长的阴阳位皆无异于：阴：守财/保财/保持合理回报，阳（1）后代能发扬光大，再创新财，（2）就算后人性格未必宜于生财，亦希望能透过个人网络挑选，任贤能再生新财，（3）经VC/PE造就陌生人生财。在个人得超回报之余，更希望透过产品与服务，造福社会及人类之未来。
笔者纵横过很多不同地区/国家派之学/术，能令心底生起回响的不多，如西方以银行派为主的信托，保本基金等工作，实以守为主，旋非创富，而一般商学院，如MBA的设计，是以打工仔，高管为主，亦难言创富，反而更多机关算在“勿坏大事”，虽然现在有所谓创业学Entrepreneurship的出现，但内容则主要仍停留在小规模自雇工场的高度，如前段时间传出传承问题的宫崎骏吉卜力工作室，他自诩是个工场老头，所产生的问题与清末民初的老铺/老工场传出不了的困局区别不大，正是旧创业学喜欢的课题。
笔者最重视的问题，那理你是平地一声雷创业，还是秉承老爸/前人的“从二楼开始向上扩建式”的再创业，亦不在乎你是一代雄主，还是二代少主，甚至是断代打工仔，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壮大”，哪怕你是“新壮大”，“再壮大”，而所谓重整，转型其实亦不过是“再壮大”，就算一代雄主，终其一生，亦要经历，自我转型，转盈，“再壮大”，风雨几番，才堪称不世。
最近看到伊朗学者TINO SANANDAJI，其背景出自瑞典的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IFN）斯德哥尔摩工业研究院（名称非常古代），作者不是来自有品牌的国家，亦不是名牌国家教院，兼且估计相当年轻，可能在四十岁以下，这后波斯帝国遗民研究的是什么题目呢？SuperEntrepreneurs（姑且暂译为超级企业家），注脚是：你的国家怎样能得到他们，此小哥是芝加哥大学公共行政学博士，现为该院的全职研究员，另有一博士学位取于斯特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
笔者当然不会被这些头衔吸引以至吓倒，最重要的是你究竟噏什么？！不如先来个总结，然后看看关中国人什么事，这种“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的观点，相信某阶层的中国人，是愈来愈趋向。
（1）什么是超级企业家？是曾经赚过1 billion US十亿美元者，以每百万人口计，香港是全球产出最高是十亿（美元）创业家的最高区，每百万人有3个，跟随的依次是以色列，美国，瑞士，新加坡，以地区计。美国比西欧及日本，产出量分别是四倍与三倍，以此依归，是亚洲胜美洲，美洲胜欧洲。
（2）这报告检视过1000个自力富豪，根据福伯氏1996-2010年间的名单，其中一半是二战后的新企业。
（3）低税/低规管/高慈善花费指数与超企家出现率挂钩。所以低税，低规管，高慈善有利产出超企家。
（4）有为政府/大政府行为对鼓励entrepreneurship（暂译创业精神），如欧盟的里斯本条约大程度失败，增值税尤其大幅打击超企家的产出率，却在获取税务收益上不成比例，实益甚低，所以应着力在规管松绑，及致力维护property right（私产权）。（以上对税务的说法与地产问题两码事，而Property Right亦绝非单指中国人至爱的地产权。）
（5）超企家一般都有高学历，84%有学位（美自雇者42%有学位，受薪者有46%有学位），美超企家有博士学位者是5倍于群众。33%的美超企家在顶级14所大学毕业，对群众只有1%如是。所以学历与创业成功正面挂钩。（按：这点要在本栏会再深入论述。）
（6）高自雇率跟Innovative（暂译创新）创业两者对经济都重要，但为官者要深切认知，两者并非对等，更勿幼稚到以为鼓励自雇就等于鼓励entrepreneurship（暂译创业精神）。
（7）关键分别在于，并非所有自雇者皆创新企业家，所谓“创新”是发展出成功的新产品或新服务。（按：所以乔布斯算，雷军[小米]算，王雪红[HTC]不算）。
（8）在希腊，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等国家，均出现高自雇率，低创新企业家率，反过来，美国虽然是打工仔天堂，自雇率最高是硅谷。（按：硅谷更产出最大量之超企家）
（9）为政者应该将创业精神建基于创新，这走向会更容易令他们的国家地区出现技术进步→经济进步→全民收益上升。
估计现存三个套路：
亲路：在亲族中，挑出（或不挑，如独子无法再挑），不问情由，或少问情由，硬套或软硬兼施，逼令人后传承或担当某项现存业务，期以有成，如某香港松江富商令其妻赴美国，逮往麻省理工博士生，任职IBM科技部高层的三子，回香港主持其无理收购的电子企业，及后虽然上市成功，并以40亿港币售予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笔者更有在前期转盈阶段参与其中，但能够如此“硬套”成功者，百中无一。
网络：现在高高低低，九流十家的企业主学习班，听说每班毕业后，都会成立一个同窗基金，大部分是用作股权投资，这种基金笔者在90年代已经见过，一般都是回报欠佳，大江东去浪淘尽收场，其中最大原因当然是治理欠佳，选GP（总理合伙人）不严，通常由某同学兼任，投资前尽职审查功夫不够深，投资后辅导不足，就算开始时赫赫有成，亦难以持续。
商路：为个别VC/PE游说，在表面合乎商业原则下参股，但仍未必能避开个别基金经理之青涩，因其未谙股权投资窍门之风险。
而该报告最着重的一点是：政府切勿对焦错误，以为多搅出企业，尤其是科企，就足以交差，此点香港犯错犯得颇严重，一天到晚都是什么中小企聚会，小打“大”闹，这点与伊朗作者身处的欧洲—瑞典，周边小国寡民的政府模式相似，但之于中国又如何？
中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会鼓励企业上市，一般通例是，无论企业挂上什么板，奖金起码一百万，理论上能上市成功的企业，其商业计划，一定是“壮大图强”，所以中国大小政府的对企业政策，是不会错的。
但国内的交易所，又怎样对这问题“回应”呢：（一）虽说重启IPO，但企业家心知排队路长且艰，颇有资本市场粮票/米票味，而且黑手重重，走向沪深上市，随时似主题乐园，冒险不绝（二）就算成功IPO，以后增发困难重重，到用光IPO所集资金，要再增发集资时，犹如重新申请挂牌，嫁杏“何”期就天晓得？这潜规则对影响企业是：“一次过创新，创新全为IPO，IPO了就一了百了！”反而香港虽然比沪深的P/E低，但IPO后，2PO，3PO一点不难，年年PO（增发）又如何？进一步再来收购，分拆。梦想有多大，能力有多大，市值就有多大！不为环境约制，此乃大部分有为企业，都要走出去的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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