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和发展社会组织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巩光明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并号召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时至今日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在我们身边仍然没有看到这项工作有多大进展，其关键因素是政府部门对此项工作没有动力。官僚主义促使官员对有权力、有利益的工作就积极参与；对提供服务、需要付出的工作就无人问津。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国家有利、对社会进步有利、对人民有利，但是对官员来说看不到有什么直接私利，这对30来年的这个物欲成风的社会来说，如果建立不起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或者具有科学的官员考核机制，很难让官员去积极主动的做这些事情，这就是社会管理创新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根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顶层设计者提出的抽象的、科学的社会发展理念，在这个大方向下需要各行各业、各级政府为这个大概念努力实践并填充内容，使这个大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民普遍认可的发展道路。就好比80年代末计算机软件精英们提出了今后软件发展方向应该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而微软公司为实现这一理念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填充了大量代码，90年代初推出了引导世界方向的、面向对象编程的windows操作系统，直至今日其他国家都没有能力撼动微软这颗大树的权威性。可见，依靠群众、大胆实践，让全体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谱写章节，才可能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样：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一、社会组织是社会进步大船的划桨人
政府对管理社会进步这条大船来说，要与世界各国杨帆竞争，就应该负责把握航行方向、保证安全、排除故障、为划船人提供能量；而社会组织负责形成船体前进中不同角度的力量、为掌舵人提供大船前行中不同部位出现的故障信息、监督政府及时排除大船故障；在西方国家，社会进步是靠不同党派之间相互监督而使社会进步大船前行的，各党派吸纳了全社会所有的能量，社会进步的参与度很高；而在中国，目前的民主党派对中国这个庞大社会来讲，群众的参与度较低，他们不能及时反映民间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以大力发展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社会组织，增加社会进步大船的划桨人数量极为重要。中国社会进步大船是按照执政党指定方向前行的，所以只有参与大船的划桨人多了才可能与世界各国进行一场“龙舟比赛”，否则，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的社会只会是死水一潭，没有社会组织充当划桨人，社会进步大船只能是一条原地不动的船，或者是偏离方向的船、也可能是出现故障后不能及时维护而沉没的船。
二、社会组织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组织孕育社会资本，增进社会信任，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长久之计。长期以来个别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失信于民，也损害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信任是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公共伦理要求，更是我党稳固执政的民心之基，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失去，运行成本就大大增加，政府的合法性会遭遇挑战，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出现不稳定局面。社会组织是公众的自愿结社，结社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成员的互信，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整个社会信任机制的生成，而重建社会信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
其次，社会组织是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是公民进行政策参与、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是从源头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一环。社会组织，特别是基层社会组织是百姓“说话、诉苦、说理”的宣泄负面情绪的出口，这种“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的宣泄方式是温和的、安全的、积极的、长期的，如果能够被回应和倾听，作为社会的减压阀是十分有效的。此外，把社会成员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可以起到约束、控制的作用，特别是在情绪激愤的时候，能够克制他们的过激行为并通过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温和理性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避免危机。
再次，社会组织自身是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安宁的重要帮手。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政府相比，它以其灵活多变的方式使一些个人把他们的资源汇集起来以提供相对高品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但并不要求大多数国民来分担这些成本。
最后，由于大量社会不公的问题泛滥，国家治理贪污腐败、提倡节俭触动了利益集团的神经，带来的后果就是官员不去主动工作，或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作好坏你又没有细化的考核指标，只靠上下级管理“谁监督谁呢”。如果让优秀的社会组织组织社会力量对政府部门工作业绩进行评估，拿出数据公布于社会，并为组织部门使用和监督干部提供有价值的群众反馈信息，便可以促使政府工作人员执政为民并积极地开展工作。否则群众路线教育有可能是形式主义的再现。
三、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培育一批有觉悟、有水平、干事业的干部队伍
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与落后的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实际情况是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没有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共同富裕，而是制造垄断、固化社会阶层、贪得无厌、掠夺资源，加大贫富差距；没有像善良的人所期盼的那样去帮助其他人致富。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升人的素质不是一句话、一代人所能解决的问题，关键是建立一套约束人性贪婪、提升人口素质的科学机制，靠这套机制来逐步填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想快速与世界发达国家保持发展平衡，我们必须要尽快组建一支具有为人民服务信念、高素质社会管理创新的干部队伍，尽快在全国各地把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发动起来，这是一件具有远见卓识、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国家的组织部门应该把它的干部人事问题落实到位，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搞的出色的地区干部进行提拔；中国的问题没有共产党去抓落实，见到实效是不可能的事。
延安时期，毛主席为了解放全中国成立了抗大学校，突击性的为我党培育了大批干部；当华东地区、东北地区需要扩大解放区时，日夜兼程的把这些干部派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时日不久成片成片的解放区就形成了；仅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去东北时仅仅20多名干部，回歼平津战役时带回了100万精锐部队。可见毛泽东思想不服不行。
四、社会组织的成长需要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和管理监督
2011年底许多地区的民政部门开展了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我参加了所在地区评估动员大会，还发了言，会后为我们协会按要求准备了评估资料，但是再无音信；两年后我问有关部门领导，为什么此项工作不进行了？回答是没有资金开展这项工作。可见，各级政府对此事的认识高度还有很大距离，更不用说是开展党提出的“转移和委托职能、购买服务、资金扶持”了，使那些积极向上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也失去了信心。
在中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尤为艰难，因为我们国家是用几十年的时间追赶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因为人们的认识滞后，社会问题成堆出现，社会共识还是金钱第一；如何建立精神文明，政府必须有超前意识，政府应该配备高素质干部、拿出资金，对那些积极宣扬正能量、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对它们也要加大监督力度；我们是在补课，补社会文明进步的课，补课就应该付出，政府出些血很正常；我们国家目前离岗、退休的高素质人员数量并不少，如果理顺社会管理工作，发挥好社会上这些人士的参与性、积极性，公益性社会组织一定会起到社会进步大船划桨人加力的作用。
五、建立机制，倾听社会组织的心声
完备的法律法规是保证社会组织政策参与权力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在等待国家立法的漫长过程中，各省市应用好地方立法权，先行出台具有地方特色并切实可行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赋予一定资质的社会组织旁听会议、发言、环评论证的权利，并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规则和办法。此外，要畅通社会组织建言献策的渠道，逐步增加社会组织代表人士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鼓励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人才积极参政议政。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不仅重视政策的制定，还要完善社会组织在执行、监督和评价反馈中的作用，有必要就决策的评估标准、方法、程序、结果的反馈等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参与做出规定并形成制度化的渠道。
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市民的联系枢纽，一方面，能够把基层群众的各方面诉求合法理性的下情上达；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能够把政府的方针政策有效的上情下达。这种双向的沟通不仅为政策执行减小阻力，而且社会组织能够提出最符合民意、民情的办法，从而推动政府实现精细化管理。
总之，我们需要重新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部门创新性的开展工作，党中央已经勾勒出社会管理创新的宏图，地方政府就应该积极工作、大胆实践，让那些优秀的社会组织站出来，真正为人民群众说话，为本组织所代表的群体说话，向不良的社会风气开战。这样，社会进步就具有了大量的划桨人，社会进步这条大船就会乘风破浪的前进，中国特色的社会进步、文明、民主就会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