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辩解】观念的漂移（多变）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自信心的不足 — 更多时候，那是因为对于所持观念的支持资源的不足。当新的信息和资料对既有观点发生颠覆性作用时，观念漂移就可能是一种自信的体现了。虽然这种现象有着截然相左的原因，我们仍然不能武断地对那些否定自己观点（即使是经常的）的人冠以“懦夫”和“机会派”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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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对于“共产主义”有过及其深刻的信仰。在我看来，“共产主义”更像是标签，并不具有本性上的实在意义。它远不如“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加实在 — 至少作为一种所有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尝试在百年间从未停止过，而且愈发清晰 — 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各种各样的政治体中获得了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的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视为是“社会主义”最终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地被“定义”过。这种缺失的唯一解释，就是它无法得到任何形式和任何（哪怕是极其微小的）量化的证明，连证明的线索也未曾存在。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进行的一些”大跃进“式的”共产主义“试验最终都被证明是荒唐而且愚蠢的，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所进行的”共产主义大锅饭“运动，不仅只是在当时仍然非常贫穷和一般民众质素低下的地区进行，而且由于对于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过度依赖，终于演变为一个广泛的闹剧，草草收场。

 

所以，即使是从简单的概念出发，”共产主义”，也不应该与“社会主义”划为等号，或者被视为因果关系链条上的两个节点 — 它们只是在一些政治投机家和狂妄无知的学者的臆想和别有用心的权谋中存在过某种必然的联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比性和可关联性。试图通过某种因果哲学来将两者合并分析和解读，当然地会大大偏离对于诞生并兴起于20世纪之初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尝试的正确理解。

 

社会主义 — 在一些坚定的社会主义学者中也大规模存在着的一种观点认为，它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傅利叶，圣西门和欧文为代表）。这样的观点同样有害。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体制范畴的东西: 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生产这些无不关乎经济制度，即使是“全民做主”也更多地是体现在分配原则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规划和设计。”空想社会主义“ — 虽然也被称为“一种”类社会主义的设计原则，它们的出现并非首先是出于对于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探索和努力，而更多地是针对社会体系的运营和管理进行变革的初衷。它们的目的，正如“乌托邦”的美妙翻译一样，是致力于建立一种“理想化”的社会体系，而非将经济作为一种核心的关注。

 

“社会主义”的经济性特点，也使得各个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尝试无不面临一个非常严峻和艰难的问题：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 苏联和中国 — 都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但是历史证明，它们的探索同样地得到了令人失望和痛心的结果。

 

（苏联和中国，它们实际上一脉相承，1949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在其后的30年的时间里，几乎全盘抄写了苏联自当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和经验。但令人惊奇的是，在政治统治上，中国虽然也相当多地借鉴了苏联的党委中心原则、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体系，但在30年的时间里，中国还是走了一条与苏联十分不同的政治道路，特别是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无论毛泽东的政治声望和权谋之术如何炉火纯青，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斯大林，他始终没有也无法清除他的潜在政敌们。而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党政军内的几乎所有老一代领导者几乎全数被消灭。）

 

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尝试，经历了十分曲折和残酷的阶段。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领导人和整个行政管理阶层都不曾有过一点关于国家治理和政治体系的概念和经验，加上在执政后的30年间党内外斗争不断，工业和商业领域的创新几近停滞，人民生活可以用“困苦不堪”形容，特别是到了7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家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这期间，并非没有在经济和必要的制度支持的“顶层设计”，并且在领导层内一些同情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的人士的努力和鼓励下，一些经济领域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范畴）必备要素也曾经过了一些改善和完善的过程。这些常常被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虽然有些混淆，倒也“实至名归” -- 比如国家行政体系完全按照高度计划和宏观控制的理念设置，除了经济和产业，还包括国家安全、人口相关的领域（健康、福利、教育等）、社会及组织等都通过一个个行政部委统一管理。也因此，国家几乎不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因为行政管理几乎可以完全替代法律的约束和金融的杠杆和调控功能。

 

于是，（特别在中国，）社会主义，因为无法与与之对应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体系分隔开来，而让人们渐渐忽略了它本来的经济学属性，而被赋予太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 -- 这似乎正是其在现代文明下呈现出一副“罪恶”面孔的缘由。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所有的冲突以及文明的灾难，几乎都源于意识形态的冲突 -- 这其中包括了种族（族群）、宗教、社会制度，以及文化（风俗）观念等。当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的时候，不仅是普罗大众，甚至政治家们也常常忘记了它们只是经济概念意义上的根本性分歧，完全毋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你死我活。

 

所以（我的确不应该如此轻率地就得出所谓的“结论” -- 但事实上，我本来就是因为有了一个结论，只是不知道如何去铺叙支持结论的事实、依据和分析而已。），苏联和中国对于“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更多的是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失败，而很难完全地归咎于经济意义上的失败。而事实也表明，即使在以党派专制和蔑视人性的政治制度的残酷碾压下，一些“社会主义”经济意义下的尝试甚至取得了部分成就：比如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如直到今天（虽充满争议，但仍发挥重要作用）的“宏观调控”机制。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封闭和偏见，使得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系的设计上，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水火不容，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环境下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似乎有我没它，有它没我。只是在两大阵营都数度经历大规模经济衰退和萧条之后，人们才开始各自有意地引入对方经济体系中一些“有效和有意义的”手段。“社会主义”中开始注重建立和发展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并开放贸易和流通的管制，减少“计划性”的成分：而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世界也从历次的经济萧条和危机中，发现了宏观调节和部分产业及经济体的“国有化”合理性，开始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机制。

 

把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制度政治化甚至宗教化，恐怕是苏联和中国所代表的国家阵营的一种“创造”。并且这种“创造”竟然被另一方阵营无原则地接受，使得各自的“另一方”成为“敌对阵营”，并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又何尝不是人类的悲哀呢。况且这种因为概念和“运营方式”的分歧而导致的敌对，似乎并未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自主性变化而得到根本的缓解。即使今天，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歧见，不仅仅会影响贸易和全球化领域的摩擦，也常常对经济决策和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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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理想的人类社会，也许应该是让族群、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体系，并且和人口、地域这两个人类生存的基本元素建立灵活而且可变化的关联。而军事呢？最好不再有与上述任何元素相关联的军事存在，而仅仅成为人类自身与人类之外其他存在发生冲突时的保护力量吧！

 

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