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与樊城历史回溯
（作者 魏平柱）
襄阳、樊城合称襄樊，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0年举行了建城2800年大型纪念活动，全市沸腾，热闹非凡，影响颇为深远。兴奋、欢笑之余，也有人对此产生了怀疑：果真有2800年的历史吗?上溯2800年，为公元前810年，正值西周末期，如此旷远的年代，有没有可资为证的史料?而那史料又是怎样的呢?可靠不可靠?许多人开始了对襄樊历史沿革的考索。襄樊市教委教学研究室及市中学历史教研会编写的乡土教材《襄樊简史》，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水经注》有‘樊，仲山甫所封也’之句。仲山甫为西周后期周宣王(公元前823一公元前785年在位)时的大臣，曾在南征中建功，封于樊为侯爵。这是1990年‘襄樊建城2800年纪念’的历史依据之一。”查《襄阳县志》，更是引经据典以为樊城就是仲山甫封地。清同治十三年《襄阳县志》云：“樊侯仲山甫：孔颖达曰：‘周语称樊仲山甫谏宣王，是山甫为樊国之君。’韦劭曰： ‘食采于樊。’《后汉书·樊宏传》曰：‘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章怀太子注：‘樊，今襄阳安养县。’《路史》：‘樊太伯后仲山甫采，宣王封之。”’如果仅只看这些材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襄樊市的樊城即仲山甫的封国，而且在仲山甫受封之前就有了这个地名。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般读者会认为“乡土教材”和“地方县志”都带有地方主义色彩，引录史料有为吾所用的片面性，可信度较差。那就让我们查查其他文献，看看仲山甫究竟何许人也吧？《诗经·大雅·丞民》是一首颂扬仲山甫功德的诗。毛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三家诗皆无异义。这说明仲山甫确实是周宣王的大臣。查《辞源》，知仲山甫是“鲁献公的次子，宣王时为卿士。”但此人的封邑是否就是襄樊之“樊”呢?《辞源》在“樊”下解释说：“春秋周京都辖邑。一名阳樊。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南。周宣王封仲山甫为樊侯。”“《左传·僖·二五年》‘鲁侯辞奏师而下……次于阳樊’即此地。”而在“樊城”条下却说：“原属湖北省襄阳县，即周仲山甫所封樊国。城北有邓城，为春秋邓国都城遗址。现仍有城墙遗迹。”这就是说，仲山甫的封地有“阳樊”和“襄樊”两种说法。清代的历史学家洪亮吉在《春秋左传诂》中，为《左传·庄公三十年》的“春，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人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句作诂说：“《郡国志·河内郡》：‘修武有阳樊。’服虔云‘樊，仲山甫所居，故名阳樊。’按，汉邓县地亦有古樊城，乐史引郭仲产、挚虞等记云：‘樊，本仲山甫之国，即今襄阳县樊城也。’与南虢相去亦近。”那么，这两地的说法，哪一地更为合理呢?这就有必要考查一下周宣王时代的具体情况了。周宣王之前，周厉王执政，这是一个十分暴虐的统治者，人民不堪其苦，发生了暴乱，把周厉王赶到了彘地。接着周实行“共和行政”，到公元前828年周宣王继位。周宣王一上台，首先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猃狁，接着又派兵南征荆楚，遏制楚国的向北扩张。在这些征战中，仲山甫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使得西周出现了中兴局面。但是，南方的荆楚虽然受到挫败，而其向北扩展的威胁并没有消除。周宣王为了控制局势，便在江汉一带分封了许多以姬姓为主的国家，这些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诸姬中主要的有地处今河南南阳市境的申国；有地处今河南宛县的吕国；有地处今河南南阳一带的曾国；还有地处今湖北随州市境的随国，地处今枣阳境的唐国等。仲山甫做为一个封疆拓边之臣，其封地于汉水之滨，凭借天崭以抗强楚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了。而阳樊(今济源县西南)，地处京都附近，属西周内地。仲山甫封于此，于理不合。《毛诗正义》卷十八：“杜预云：‘经传不见畿内之国称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赐畿内也’。”如果杜预所言是真，阳樊为仲山甫之封邑便当得到怀疑，而襄樊之樊城为仲山甫的封地的立论也就更为坚实。这么一来，襄樊建城2800年纪念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过，要讲得更为确切一点，当改为“樊城建城2800年纪念”，因为“襄阳”是不包函在其中的。
樊城的立国是为了藩屏周室，是战争的需要。那当然要修筑城防，·惜无遗存，当年修筑状况已无法得知。樊城之有城，可从《襄阳县志》记载中了解：“樊城在县北，隔汉水，晋宋间置县，后因废樊城人安养，唐改临汉，宋省人襄阳，虽不名县而城犹存。宋季元兵破之后，修城书者惟嘉靖三十九年一见于明志。向有九门，东迎旭，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西南迎汉，西北朝觐，正北朝圣、定中，东北屏襄，岁久城圮濠亦平。”这段史料告诉我们，直到宋代樊城的城池犹存，它共有九座城门，南边的三座已没于汉水之中，其余六座名称分别是迎旭门、迎汉门、朝觐门、朝圣门、定中门和屏襄门。由于年代久远，城墙垮了，护城河也淤塞平了。
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驻樊守道、知府、同知，或修石堤，或筑土城，或疏浚濠沟，但始终未能复其旧制。清代樊城的情况，有两首诗作了反映。一首是谢仲岏写的，其诗曰：
遗封非但重樊侯，大道南冲胜概收。
经市闹兼秦楚俗，画疆雄据汉湘流。
车声不为深泥歇，席影还争曲岸投。
茇舍喜偏来爽气，千门苍翠荫长楸。
这首诗赞颂了樊城的险要、雄阔、繁盛与优美。另一首是顾文炜写的，诗题也是《樊城》，诗是这样写的：
荒城一角抱江湾，仲氏遗封指旧关。
水锁荆襄分古郡，烟开秦楚拥春山。
兴亡天老孤筇外，今昔情余两屐间。
残碣尚留羊杜迹，浪痕枯处鸟绵蛮。
诗的境界与上一首相似，不过它较多地透露出荒凉、破败的信息。只是到了现代，樊城的繁荣才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它的旧貌已荡然无存，粗心一点的客人来到樊城，还会以为这是一座非常年轻的现代化城市呢!
樊城建城约有2800年的历史，那襄阳呢?有关襄阳沿革的历史记载是很多的，同治年间的《襄阳县志》上说：“襄阳在襄水之阳，上古为襄国，夏禹贡豫州之城。”“上古为襄国”不知依据何在。如果此话当真，则襄阳的历史约有四五千年之久。乡土教材《襄樊简史》上说：“春秋时襄阳已筑有城池。公元前658年，齐桓公会集中原诸侯兵力攻楚，楚成王派大臣屈完人齐军与齐桓公谈判，齐桓公让屈完观看了军队的阵容后对他说：‘这样的军队谁能抵御?有什么城池攻打不下来!’屈完回答：‘你如果以德服人，谁都尊敬你；你若用武力征服我们，楚国方城为城，汉水为池，你的军队再多，也无法取胜。’齐桓公不得不停止攻楚。今襄阳城西万山古称方山或方城山，山下北津戍也为楚所有，此地靠山面水，易守难攻，为楚国的大门。”如果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襄阳城的历史至少也有2650多年。如果我们从上引《左传·僖公四年》的这段史料分析推测的话，襄阳城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远。齐桓公率八国联军(鲁、宋、陈、卫、郑、许、曹、齐)伐楚，管仲为之出谋。当楚子(成王)质问侵略者何以要伐楚时，管仲讲出了两条理由。其中一条是：“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这里所讲的昭王即周昭王，曾三次南征荆楚，最后死于汉水。至于怎么死的，其说不一。《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吕氏春秋·音初篇》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殒于汉中。”《齐世家》集解引服虔说：“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这些说法中“胶液船解”不甚可信。“梁败”倒是很可能的。“船解”当是指以舟为梁的浮桥被冲垮。周昭王南巡，凯旋归来，从汉水浮桥而过，恰逢汉水暴涨，桥毁人亡。汉水之有浮桥，可证必有城镇。而这桥头堡是否就是襄阳呢?很有可能就是。据说周昭王墓在襄阳南的习家池。清乾隆二十五年陈锷修的《襄阳府志》提出于”昭王崩于汉水而葬于汉滨，，的说法。他认为《南雍州记》、《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以及《南史·江淹传》中所说的，齐建元中襄阳盗发的王冢就是昭王的坟墓。而墓中的竹简、玉器以及科斗书考工记则是周昭王的殉葬品。依此，则襄阳城的存在当从昭王时算起。而周昭王在位的年代在公元前987一一公元前965年。这就是说，襄阳城的存在距今至少有2900年的历史。
襄阳的得名，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襄水不是汉水流经襄阳县的一段，不少人误认为就是汉水。也有把宜城县境内的蛮河当作襄水的，如喻守贞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注解孟浩然诗句“我家襄水曲”时说：“襄水源出南漳县北，东流至宜城县入汉水。”其实，“襄水”就在襄阳南山北麓。《水经注·沔水》云：“沔水又东合檀溪水，水出县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一水出东南，……是水当即襄水也。”山南水北为阳，襄阳处襄水之北，因此名曰“襄阳”。
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形势之险要，历代文献多有论述。同治《襄阳县志》引《图经》曰：“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与江陵势同唇齿。往者常筑樊城以为守襄计。夫襄阳与樊城，南北对峙，一水横之，固犄角之势。樊城固则襄阳自坚；襄城坚则州邑皆安。然则襄阳者，天下之咽喉，而樊城者，又襄阳之屏蔽也。”庾翼在他写的奏疏中也说：“襄阳荆楚之间，西接益梁，与吴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荡秦陈，退可以保上流。”晚唐朝庭中曾有迁都之议，时宰相朱朴上书曰：“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风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他认为襄阳乃“建都之极选也。”此外，李纲、陆九渊等人，也都论过襄阳之形势。《文献通考》、《地理通释》、《读史方舆纪要》等也都强调襄阳地理位置的险要。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第四天，为《民主报》写了篇短文《湖北形势地理说》，其中有段话也论及襄阳，文章是这样写的：“昔顾景范之论形势也，曰：‘以天下言之，由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吾则谓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盖范氏以为襄阳者，称天下之腰膂，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故为天下形势；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故为东南之形势。而以今后之大局言，则武昌正昔日之襄阳，而金陵又正昔日之武昌。”这段话概括地论述了襄阳在戈矛为武器时代的重要形势，而到了近代武昌取代了襄阳的地位，从而为辛亥革命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由于襄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所以历代郡首、刺史、知府皆注重修筑襄阳城池。春秋时代为“楚之北津”筑有“垒城”。所谓“垒城”当是垒土为城。据郦道元《水经注》，载：“垒城在县北，城北枕沔水，即襄阳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另外，《梁书·武帝纪》也有有关垒城的记载：“高祖发襄阳，留弟伟守襄阳城，弟戍守垒城。”有人考析襄阳地望，认为“垒城”故址在今襄阳城西门外市农校到成家园一带。这是一片高台地，大约比周围地面高出2—4米。此说是否可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由“垒城”改为方城，不知始于何代?但从城砖中有“太平兴国”年号，知北宋初对城墙进行过修复；有“岳”字号城砖，知岳飞镇守襄阳时又进行过维修。由此推导，唐或唐以前襄阳城已是青砖砌筑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维修加固，襄阳城也越来越壮观、雄伟。东晋宁康元年(373)，前秦符丕率军七万攻襄阳，梁州刺吏朱序在其母韩夫人的帮助下，坚守三年，留下了“夫人城”的一段佳话。宋朝末年，吕文焕凭借坚城厚壁，同元蒙大军展开了攻守战，坚持达六年之久，终因贾似道的救援不力而失陷，导致了宋代的灭亡。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负隅顽抗，以为“铁打的襄阳城”万无一失。可是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经过十五天的激战，襄阳解放了，康泽成了俘虏。清代乾隆时代一位学者叫阮元。他写了一首题为《襄阳城》的诗，总结了三千年襄阳城的历史，颇耐人寻味，抄录于此，供读者赏析：
汉水以为池， 荡荡本天堑。
何以三千年，屡见攻与陷?
守取在人谋，慎哉以古鉴!
襄阳城略呈方形，东西两面分别长2．2公里和L 6公里；南北两面分别长L 4公里和2．4公里。据鲁之裕《下荆南道志》载，“襄阳城自大北门绕东北角，周一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高二丈五尺，阔一丈五尺，下倍之。”如果换算成今天通用的长度单位，襄阳城周长为7．6公里，高8．3米，上宽5米，下宽10米。整各城区约3．6平方公里。城上有4210个垛头，有屯军窝铺70，有城门六座：东门、南门、西门、大北门、小北门和东长门。每座城门都有月城，都有门楼，城的四角建有角楼。襄阳城在明清时代，建筑最为完备。明成化年间，都督王信重建了南门城楼；弘治年间副使毛宪重建了东、西、北门城楼及各处角楼；万历年间，知府万振孙又为六门题额，东门为阳春门，南门为文昌门，西门为西成门，大北门为拱宸门，小北门为临汉门，东长门为震华门。除城门楼外，东南角有仲宣楼，是王粲作《登楼赋》的纪念楼。距仲宣楼三百米左右的南城墙上尚有魁星楼，城西南角有狮子楼；大北门东有二花楼。明末，张献忠攻襄阳，城楼遭到破坏。后来都御史袁继咸修复了城垛，都御史王永祚重建了六城大楼和狮子楼。清代顺治年间同知贾若愚在城之险要处石炮台二十九座。顺治五年都御史赵兆麟又命令下属官员分别重修了各城门大楼，并为东、西、南、北各门题额：东曰保厘东土，南曰化行南国，西曰西土好音，北曰北门锁钥。目前“北门锁钥”尚存，城楼完好，蔚为壮观。其余皆不存，城墙保存基本完好，破损之处正在修复。西北角的“夫人城”雄然屹立，上面新修一亭，跷角飞檐，内树韩夫人雕像，已是旅游胜景之一。
“方城为城，汉水为池”。襄阳城北临汉水，自然城壕，共长1330米，皆为石砌泊岸。东、西、南三面护城河，共长7041米，宽度在全国堪称第一，平均180米，最宽处达250米，涟漪更迷人。东门外的护城河已辟为水上公园。岸柳依依，游舟荡漾，曲栏亭台，水榭拱桥，令游人有享不完的乐趣。
襄樊合称不知始于何时，周宣王时代这里的汉水应是“楚河汉界”。“汉阳诸姬”与汉阴楚国互相争夺，合称绝不可能。襄樊合称最早当在楚国强盛、疆域扩展到今河南南阳境内之后。但史籍中，未发现有“襄樊”合称的记载。有人认为“襄樊”合用，始见于南宋的《襄樊铭》，它刻于襄阳西南真武山东麓，劈山凿石，崖面三十多平方米，阴刻楷书七十九字：
大宋淳祜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日：壮哉岘，脊南北；翳墉壑，畿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认真分析其中“提兵复襄樊两城”几字，我认为，如无“两城”二字，方为合称“襄樊”，有此二字，说明它们的结合还不是有机的整体。襄樊合称，当始于现当代．，襄樊为地辖市和省辖市时，尤其是现在汉江上两座大桥通车。使得襄樊二城，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襄樊”，“襄樊”的呼叫声，便传扬天下了。（潘世东转载于魏平柱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