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金融原罪”/“阴谋论”愚民误国
作者：庞忠甲
出于复杂的宗教、政治、民族、文化、经济等等的原因，那种将犹太民族看做带有集体犯罪特别是操控金融的原罪，以这个民族整体为目标的世界性的反犹主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其持续时间之长、残酷程度之烈、发生地域之广、参与人数之多，不仅是人类本身的耻辱，实际上就是一种反人类的非理性的集体犯罪，也是人类大家 庭应当吸取的深重教训。
十六世纪末，莎士比亚的喜剧名著《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描绘了一个名叫夏洛克（Shylock）的犹太高利贷放债人。夏洛克按合同要求有仇的欠债商人割下身上的一磅肉。被告的辩护人，装扮成法学博士的聪明少女，在千均一发之际机智地指出，夏洛克所割的一磅肉必须正好，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准流血，重要的是不能有“一滴基督徒的血”，否则将按法律以谋杀罪论处，财产全部充公。夏洛克因无法执行而败诉，害人不成却损失了财产。
夏洛克是个遭受讽刺和诅咒的刻毒、贪婪的吝啬鬼，也是中世纪典型的早期银行家形象。剧情包含了种族、宗教、法律、金融等内容，反映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歧视观念。
犹太人擅长金融业。今天美国3亿人口中，犹太裔人只有600万左右，仅占总人口的2%弱。但在金融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人口比例。前总统罗斯福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二百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中近半数是犹太裔人，“股神”巴菲特、投机大师索罗斯、Bloomberg创办人彭博、美联储前后任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前后任财长桑默斯、鲁宾、鲍尔森，高盛、雷曼兄弟、谷歌、英特尔等公司的创建人都是犹太裔人。
犹太人为什么如此善于经商，特别擅长金融业？这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天生智慧，而是特定历史环境条件下的特殊性，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成因。
罗马帝国对犹太人起义的镇压导致犹太人大规模地离开故土，开始了这个民族漫长而悲惨的流亡历程。这个长期以来没有土地、没有国家，忐忑不安地穿行在驱逐令和火刑柱中的边缘民族，尽管历代统治者排斥它、剥夺它，但崛起成为世界民族之林最会经商的民族，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经济力量。
欧洲中世纪的主要统治力量是基督教教会。天主教修士和地方僧侣大肆宣扬犹太人杀害了耶稣，犹太人长期被宗教和法律定为罪人，是不可通婚的劣等民族，从而鼓动普通市民仇视或杀害犹太人。十三世纪以来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和驱逐。当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欧洲一半以上人口后，不幸的犹太人又被当做了替罪羊。
在欧洲基督教文化区，早期教会认为放款取息是犯罪，放高利贷该下地狱；但是，即使是教会统治下的世界，也离不开借贷这类金融活动，达官贵人以至国王也有亟需融 资的时候。于是，教会就把这种“罪恶”的活动交给犹太人去做。因为，反正犹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让他们从事这种罪恶的金融活动，教会可以保持自己的高 尚，又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且，尽情嘲弄犹太人成为欧洲人最开心、解恨的事情；所以莎翁的《威尼斯商人》被定义为喜剧。
犹太人没有政治地位，在饱受歧视的艰难环境里，不能买土地，决定了不能当地主；不容许耕种，所以也不能当农民。犹太人无缘参政或从事公务员、教师、公证人等“正当职业”，那么靠什么安身立命呢？犹太人信的不是基督教！不怕下基督教的地狱。既然欧洲人把犹太人发配搞金融，经商赚钱几乎是犹太人唯一可做的职业，于是不得不付出于超乎常人的努力，能赚钱时拼命赚钱，致力于理财和积财，在掌握钱财中求得生存的安全感。
被允许从事金融罪恶活动的犹太人并无安全保障，钱财随时都会被剥夺。比方说十字军东征时，教会为招募更多的十字军战士，颁布了一条命令：参加十字军的人，如果 欠犹太人的钱，一律赦免，不用还了；犹太人白白遭受莫名的损失。欧洲很多君主也向犹太人借钱，但是，君主会随时宣布债务无效，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犹太人。
金钱是犹太人唯一能够拥有的财富。为了防止被无端掠夺，有一点钱就要想方设法地藏起来。有了钱的犹太人，除了吃穿之类的日常用品，有钱也没有多少地方花。也不敢大手大脚地化。在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基督徒看来，犹太人不是吝啬鬼是什么？
因此，犹太人的金融传统及其特点，并非天生的必然，其实肇因于欧洲宗教和世俗政权对于犹太人的深度歧视。
与当时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基督徒不同，绝大多数犹太人都能写能读，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加上一个无国籍流浪民族特有的国际视野和联系优势，犹太人在银行等金融业建立了牢固的传统和很深的根基；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犹太人在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了卓越的建树。
犹太银行家常常被责备只对金钱的增长感兴趣，不择手段，没有道德顾忌。对人对事冷漠无情，没有温情和关爱，除非小圈子里的自己人。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能只怪犹太人，真正的祸根在于欧洲人的千年坏传统。
事实上，犹太人要在所在国家立足，不可能真正不择手段和没有道德顾忌。有人为犹太人商业成功总结了五条准则，这些都是犹太人经商成功的重要秘密：1. 认真对待合同，记得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2. 进行正确的情报收集工作；3. 努力发现顾客需要什么、不断向顾客学习；4. 遇到问题另辟蹊径、不到最后不要绝望；5. 不卖假货、追求商业品质和公平原则。
如果说罗马帝国的金融业，一开始就处于与帝国政治寡头垄断状态，阻碍了市场经济发展进步，国势终由繁荣转入衰落；那么中世纪半地下的犹太人为主的欧洲金融，则令极度落后的欧洲蛮族经济出现市场经济萌芽，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可谓居功厥伟。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作为犹太人自古以来对回归以色列地的向往，以及对于欧洲反犹主义的一种反弹，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国际性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锡安是圣经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别名），是为支持犹太人在古以色列地域重建家园的政治主张。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平斯克尔对此简明诠释道：“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
“锡安主义”立即成为全球反犹主义的攻击目标。沙俄尼古拉二世的秘密警察炮制了《锡安长老会议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又称《犹太贤士议定书》)，它在1922年再版的时候被改名为《由世界政府来征服世界》（World Conquest through World Government)。这个伪造文件提供了犹太人阴谋接管世界的“证据”，其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全球犹太领导人集会，组成了秘密组织和机构，制定了一项计划，意图控制和操纵政党、经济、新闻界和公众舆论，实现统治世界的目的。该“议定书”曾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出版，反犹主义者用它来支持所谓的犹太人阴谋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纳粹政党利用该“纪要”为其反犹意识形态和政策赢得了支持。希特勒和戈培尔以此作为犹太阴谋的最大证据，确定他们有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在阴谋策划反对第三帝国，以及最终图谋掌控世界，声称德意志民族面临着“犹太人的威胁”。希特勒等纳粹党人炮制了最终解决方案，即惨绝人寰的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政策。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间，约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
二战以来，希特勒纳粹帝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给人类的最大教训是：如果世界上一部分人可以被牺牲和灭绝的话，那么整个人类本身就将受到威胁。换言之，灭绝一个民族不单是对这一民族有罪，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犯罪。
反犹主义必将吞下自己种下的恶果。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著一段铭文，作者是一位的德国的新教神学家，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1892—1984）。上面写道：
“最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
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这时再也没有人留下来为我说话了。”
世界史上，中华民族历来与反犹主义无缘，可以说在各大民族中，是少有的没有反犹主义传统的民族。但是近年来中国人似乎找到了反犹的“充足理由”。
一种阴谋论在中国流行了起来，依据的是一些西方早已无人当真的过时阴谋稗史，糅杂了一些不明来历的故事情节。其中主线竟然直接基于沙俄和纳粹宣传品关于犹太人阴谋的无稽滥言。犹太人被描绘为通过控制国际金融系统，来达到其阴谋统领世界的目的。世界史中跨越两个世纪，互不关联的重大事件背后，都说成有一个根本原因：犹太人罗斯柴尔德银行业家族王朝对货币发行的持久控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所领导的国际银行家，即一小撮“黑暗金融势力”的肆意摆布之下。他们透过策划和资助暗杀、战争、经济萧条而获得巨大利润，通过废除金本位、债务挤压、操控石油供给和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控制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他们在密室里做了某些秘密筹划，使一个眼色，美国总统就会被刺杀，战争就会被发动，各种工商农牧业就会遭到“定向爆破”，美国和世界就会陷入大萧条；英法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甚至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帮家伙幕后操纵的。
显然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无稽之谈。
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吗？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风光一时，至少在十九世纪曾被称为“欧洲最强大的犹太金融家族”，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早已式微。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银行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即便在十九世纪，处于全盛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在欧洲君权淫威下卑躬屈膝。
当年这个家族银行的总部在维也纳，负责人是所罗门. 罗斯柴尔德，他有财有势，但只能常住在宾馆里。
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和实质财产，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买房子，不可以拥有土地；致使犹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集中 居住，居住条件由政府决定，这造成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区，后来发展成为集中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教会力量下降，君主专制占据欧洲政治舞台，欧洲 各国对于“其他实质财产”内容的规定也开始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仍是确定的：犹太人不可以拥有房产。所以犹太银行家所罗门. 罗斯柴尔德不得不常年住宿宾馆，因为他不愿住在条件简陋的犹太人聚集区，又不能自己买房子。
1831年，奥地利总理、外交大臣梅特涅正因财务困难，有求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罗门. 罗斯柴尔德借机给梅特涅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写道：
“现在我代表我和我的兄弟们冒昧提出的请求是，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我们应该享有购买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的权利。我 很清楚这个要求和法律规定的相悖。然而，希望仁慈明智的殿下能够法外开恩。而且我预感到，如果殿下有一丝乐意，您的努力斡旋一定就能成功说服这位最仁慈开明的君主（指奥地利国王）。
然而，奥地利政府和国王还是否决了犹太银行家的这个请求。犹太银行家虽然财大，但气不粗，依然不得拥有不动产。
罗斯柴尔德银行业家族由于坚持只在家族内部人员中传承，一直没有很好融入现代金融业。1865年就退出了美国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中又受重创，大量家族成员被杀害，资产被侵吞；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澳洲的全部金融机构和资产全军覆没，战后靠了在英国和瑞士幸存的少量金融机构艰难图存，淡出了欧洲银行界的主流。目前主要在欧洲做并购重组业务，一年的营业额不到100亿美元，估计资本总额不超过300亿美元，不到欧美大银行的一个零头。
把一部世界金融史竟然说成了一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史，无非拾得沙俄纳粹牙慧，张冠李戴，胡编乱造，错误百出，妖气横生；更谈不上基本的货币金融理论知识、历史的诚实与学术道德了。
尤其离奇的是，中国式犹太阴谋论以为，即便在今天，美联储还只是私人银行的一个傀儡，而这些私人银行最终效忠于无所不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就是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国立的中央银行，只有过公私合营或私人银行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能。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或者说是整个私人银行集体利益的代表，目前所有的决策也都是透明的，不可能受到哪家银行的操纵。美联储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管理委员会7人（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组成的理事会，成员悉由总统提名，需经参议院同意，被任命者不能与任何私人银行存在利益冲突。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系由美联储主席与财政部、预算局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组成“四人委员会”共同制定。
谎称美联储完全脱离政府的监管和国会的监督，是真的无知，还是有意欺骗？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阴谋论者描绘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纯系子虚乌有。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的逻辑性颇为荒谬离奇。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 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 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 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就是最新的例证。如果认为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 是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至于说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同样不合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那么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呢。
阴谋论者试图显示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其实立场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中式阴谋论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以及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致）。
批评者以为，只有继续改革，我们才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指日可待。如果一味停留在所谓的“阴谋论”中，无疑是阻塞了中国发展的步伐。
“阴谋论”所以产生，首先因为无知和懒惰，将不懂的事情统统神秘化和简单化。再者，在专制极权国家，当权者不想启发民智，而是调动民愚，搞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利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沙俄和纳粹德国鼓吹犹太阴谋论的目的和手段已为人所共知。所以人们指出，“阴谋论”往往就是阴谋制造者的阴谋。历史证实：“阴谋论”的制造者善于用阴谋论来掩盖自己制造的阴谋。
中国近年流行的阴谋论，在一片混乱矛盾的“理路“中，为战胜大阴谋奉献的办法却惊人地简单：大声疾呼恢复“金本位制“，把货币与黄金挂钩，相信“藏金于民”就能让大家安心睡觉；呼吁中国通过抛售美元买进黄金和白银，将人民币与黄金白银挂钩，实行金银本位制，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时至今日，重建“金本位制”好比复辟大清或大明王朝一样荒唐无稽。有人怀疑这类阴谋论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因为鼓吹者怎么看都像是金矿开采公司的代言人。世界上如果竟有任何经济体按照这种高见，兴冲冲实行起“金本位制”来，非但贻笑大方，莫非正好中了某种自寻末路的不可告人阴谋诡计？
阴谋论的流行，无非是迎合了当前国内普通民众对于经济学、理财方面知识的巨大需求和普遍经济理论水平偏低、国际视野狭窄、历史知识贫乏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通过耸人听闻的渲染，为一些想要自我装扮的人提供了餐桌上自以为提升档次的谈资，仅此而已。
然而，一些领导人员和主管部门对于阴谋论的热情，未免令人担忧。
一位批评者指出，如果以阴谋论的战争及权谋观念来观察历史上的战争，我们既无法认识战争基本特性，也无法找到化解战争的办法。如果人类历史演进、金融市场运作、正式 组织产生等仅是战争、仅是权谋，那么社会财富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的规则（权谋）来获得与分配。在这样的条件下，整个社会运行根本不需要建立正式 的制度规则或法治。如果这样的东西成了社会流行意识、知识及价值，成了决策者认真对待的政策建议，问题就大了。”
BBC引述了金融时报这样的一个看法和关注，他说中国人认同阴谋论，中国面对美国要求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正在讨论如何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辩论。
耶鲁大学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直指：“以阴谋论和剥削论来描述所有世界的现象以后，给每个人过了一个干瘾，过一个干瘾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的子女和金融行业做经济决策的人，没有 真正的去学习为什么摩根、高盛这些公司居然能够发展出这么强大的融资能力、会聚资源的能力，以至于过去西欧国家的国王都不得不求助于他们。”
他说：“因为我们都是以西方帝国主义、西方跨国公司剥削的角度来理解西方过去四、五百年海外扩张的历史，所以今天的中国公司要跨国的时候，翻开以前的教科书 看看，没有哪个地方讲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在海外怎么经营、怎么运作、怎么扩张、怎么保障他们的安全。所以现在发现中国公司要走出去的时候，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等于零。”
他又说，“（阴谋论）让现在中国的金融行业的那些人士对自己都怀疑，原来我们也加入了阴谋的大的团队中，对自己专业上的操作和运作反而更多的是怀疑。所以由此产生的破坏作用是让中国社会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点金融知识、金融资本化的经验也给挡回去，从此产生的结果，接下来的几十年也许中国没有别的选择，而是更多的依赖西方的跨国金融公司等等，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这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金融愚昧和似是而非的误导性的金融思想的鸦片，不会有别的正面的效果。”
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不承认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金融利益可能会出现类似战争性质的冲突未免天真，但是夸大这种冲突而认为处处是阴谋、事事是陷阱也 必 然会导致封闭与恐慌。甚嚣尘上的金融阴谋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全球化时代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缺乏了解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的全球化过程 中，都会不同程度产生这样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克服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就是多元化的研究和多渠道的学习。共同探讨目前我们还我不到标准答案、也充满不确 定性的许多金融问题。”
无论有人对于阴谋论多么感兴趣，必须记住一点，那就是阴谋论者为我们圈出的那些“敌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它们的每一个决定首先都是出于为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目的而 不是为了蓄意拖垮一个主权国家。正因如此，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它们也会有比较一致的观点和立场，但是它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各打各的算盘而不是步调一致地协同对 外。
中国的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不应该被动地依靠阴谋论者所提出的所谓“高筑墙”的策略，而是要让更多的中国金融机构通过改革，在竞争中不断 提升服务水平和专业能力，逐步加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中国未来的金融安全，不应该建立在把花旗、大通银行，以及罗斯柴尔德屏蔽在我们的国门之外， 而是要逐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培养出我们自己花旗、大通和罗斯柴尔德。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可以靠城墙高筑就可以固若金汤的世界，在产业和市场逐步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正在迅速融合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整体。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竞争的、交互作用的国家大环境中建立起一个健全、强大的中国资本市场，同时培养出一 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业航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持久的、不断自我加强的金融安全。
（本文有关内容参见《货币的逻辑》---庞忠甲、陈思进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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