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官场震动不小。随着苏荣、徐才厚等一个个副国级的大老虎被揪出，“反腐无禁区”着实让公众体味了一番。公众兴奋之余也对反腐的期待在升级。
      腐败，公众痛恨至极。直观的感受是，诚实做人、努力工作、贡献大的，却不如溜须拍马、极尽钻营之能事的，跑、要、送、买，成为职场升迁的“潜规则”，一股邪气、歪风，搞乱职场、搞乱社会。此风不刹，社会正气被压，结果就是社会腐烂，并成为动荡之源。党中央痛下决心，不设禁区，无论涉及谁，无论职务、地位多高，只要证据确凿，就严惩不贷，正是充分认识到腐败对社会肌体的腐蚀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形势十分严峻。腐败不反，任由泛滥成灾，作为执政党将无法给民众交代，最终也危及自己执政地位的稳固。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前所未有的雷霆之势向腐败发起攻击。对于已经公布的大案要案，个个都是触目惊心，其间到处都活跃着亲属参与腐败交易的影子，使得腐败呈现家族式、集团式腐败的特征。这些都是权力缺乏制约， 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的诸侯心态在作祟，目无党纪国法，只有权力骄横恣肆，为所欲为。这种恶劣的行径，使得正气不张，邪气满盈，久而久之，带给社会的必然是灾难。
      在灾难来临之前，必须痛下杀手，刮骨疗毒，方能挽救危局。否则，自己打下的江山就会在自己手上葬送。这不是危言耸听。7月7日，党中央隆重纪念抗战爆发77周年，就有强烈的警示意味。习总书记开宗明义，举行纪念仪式目的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要知道，77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侵略，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77年后，可以告慰先烈的是，我们捍卫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国家繁荣，经济发展，并以不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我们不能容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势力挑动新的侵略图谋，必须始终绷紧这根弦。震慑的力量来自发展，来自强大的软硬实力，来自民族的团结，来自自身的警醒和谦卑。我们不能被自己打败。
      发展了，不能盲目自大；发展了，斗志不能丧失。腐败是消磨意志的毒药。为数不少的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反腐败的深入开展有不同看法，他们担心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大家都在观望，消极应付，无心抓经济、抓发展。这种担心，有一定的现实依据，老百姓也有反映，现在有的干部是“礼不敢收，但事也不办；不通融，不灵活，不急群众所急”。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企图影响舆论，让中央改变决心。殊不知，腐败不是一日形成的，人的思想也不是一天变化的，通常是从小贪变大贪，胆子越来越大，最后防线完全崩溃后成为十恶不赦的大老虎的。放松对腐败的查处，就是放虎归山、养虎遗患，使得腐败链条上的小老虎、小苍蝇继续坐大，危害日甚。而坚持高压态势，让小苍蝇、小老虎悬崖勒马，形成不敢贪的氛围，风清气正，方能赢得群众信任和衷心拥护，这是执政稳固的基石。哪个大，哪个小？算清了账就会坚定前行，义无反顾。这样会赢得人心，也是执政党面临的大转型。
      时间久了，不免出现懈怠之心；坐久了，不免生褥疮。这是规律。但是，有病治病，没病预防保健，是确保肌体健康的常识。正如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子也要检讨、需要转型一样。陈道富就提出阶段转换是中国当前经济最重要特征，正经历着从工业化高速增长向后工业化中速增长的过渡阶段，需要渡过“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需求结构、增长的动力和保障机制，以及宏观管理体制，都需要发生整体的变革，都存在徘徊纠结过程，但又是必须经历的成长痛苦。原磊也提出当前中国工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序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新型驱动增长”，已成为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马晓河明确提出存在中国模式，并认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但也有缺点，需要不断创新，其内容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政治转型等方面。尤其是，要如于宏伟所说，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坚定法治信仰，带头遵守宪法法律，带动全民守法，逐渐形成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这样腐败就不会猖獗。
      转型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挡；不变就会失去机会，甚至不再有机会。这不是玩笑，是现实，是一道考题，必须答好。 
                                    （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7期编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