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使中国人都习惯“搭便车”了

------对奥巴马评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搭了（美国）30多年便车”的感慨！

汪华斌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是不能撘便车的，因为那时是“一是一而二是二”的年代；所以公私泾渭分明。然而改革开放后就能随心所欲地“搭便车”了，如我们国企的下岗政策就使领导“搭便车”而排斥异己了；同样我们的与国际接轨，就使我们的领导“搭便车”而有国际一流的高收入了。当然“搭便车”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责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从而才产生出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再也没有泾渭分明责任的现实。

我们现在的中老年人应该知道，我们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当旗帜鲜明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国内或国外，全部都是旗帜鲜明的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我们在国际上没有态度不明的时候；因为观点立场鲜明是中国与中国人的特点。然而改革开放后我们全社会都在“搭便车”中获利，于是国内与国外就出现“搭便车”的立场与态度了；如我们明明知道赌、毒、黄是害人的，但我们社会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反而羞答答地“搭便车”。如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嘴上讲‘一身正气’，可暗地里依然还是找情妇或包二奶。也正因为如此，改革使我们全社会的人都变得聪明了；也就是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旗帜鲜明的立场没有了，全部是假、大、空概念下的“搭便车”；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后形成的“搭便车”使我们社会某些人获得利益最大化了；从而才刺激全社会“搭便车”。

如果说我们在国内没有责任是从利益出发，那么国际上为何又圆滑了呢？原来我们的目标是国内捞利益，所以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正因为如此，我们改革开放后从全世界交朋友变成了缓和敌对情绪为主；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绝对没有树敌的现象。这也是我们既不得罪美国，同时也不得罪俄罗斯的策略。试想在当今世界与俄罗斯作对之时，如果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俄罗斯；这世界会是咋样？起码俄罗斯也不会这么被美国及其盟友欺侮，说不准美国的国际定位还需要重新定位。然而正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再也不是旗帜鲜明了，所以美国才会对俄罗斯不屑一顾；同时对中国“强硬”，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有这么多周边麻烦的原因。

本来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真的有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单极世界里是没有公平的，而中国就能够扮演公平使者的角色。然而因为我们现在全民都在国内捞利益，根本无人顾及世界公平与正义；更何况我们自己的国内公平与正义也相当欠缺。因为在一个“以权谋私”的社会，谁能顾及侵犯别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连国内都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公平与正义；我们又有什么能支持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呢？因为支持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需要付出与实力的。如俄罗斯仅仅就因为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武装，结果遭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全面制裁；而我们能对世界强硬吗？因为我们现在连对日本与菲律宾都不能强硬，我们又有什么能力能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呢？正因为如此，所以奥巴马总统在一周之内两次公开揶揄我们；因为他在本月2日在《经济学家》杂志上主张要对中国“强硬”后，他又在8日接受《纽约时报》专访中宣称中国“搭了(美国)30多年的便车”。“我有时甚至会调侃说，我们能像中国一点吗，没有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

是啊！中国是目前伊拉克最大的能源投资者，而美国却成为伊拉克安全的支柱；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希望中国为伊拉克的安全出力。然而美国人忘记了中国能够保证伊拉克的安全吗？因为我们只能搭便车捞点利益，根本没有实力来做这负责任的事。因为这些年我们国内的改革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有淡化责任才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我们在任何事情上全部是旗帜鲜明地讲责任，我们社会能造就这么多亿万富翁吗？在淡化责任的过程中，成功了则利益就是自己的；而如果失败了则是全民埋单，这就是我们社会改革开放后不讲旗帜鲜明责任的好处。既然我们在国内不讲责任能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还能在国际上讲责任而失去利益吗？如果当年我们将责任，我们就应该保卫利比亚；因为当年利比亚的可扎菲倒台损失最大的是中国。但因为我们没有实力讲责任，所以我们只能放弃利益；而在伊拉克的问题上因为我们搭便车的利益最大，所以我们才心安理得地搭便车。

然而没有人理解责任的含义，中国对国际经济的责任却是巨大的；如单说几次国际经济危机，都是中国做了重要甚至关键的稳定器。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并向西方国家大量采购与投资，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复苏。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并不真的希望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而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泄洪区。然而我们社会却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反而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千篇一律地在国内贪污而将钱财转移到西方国家去享受，从而使我们社会实际威慑力不升反降；因为我们现在依然还是躺在毛泽东时代制造的国际威慑力过和平日子，这也是我们现在不能旗帜鲜明讲国际责任的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一说法，因为我们毕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但这些责任是什么，的确不能华盛顿说了算。我们应该以中国与中国人的利益为中心，这才是界定我们国际责任的标准。同时国际责任并不总是意味着负担，因为投入产出也是国家行为。在为国际秩序做出贡献的同时，中国应能在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的进程中推进本国国家利益。中国不谋求自己的利益有多特殊，但我们可以追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现在看来这样的机会是存在的，但它必须是在旗帜鲜明的责任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