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严格控制各地举办节会活动，此举深得民心。但还是有些节会活动流于形式，落入俗套，费力花钱还不讨好。

　　地方政府一掷千金在所不辞，美其名曰扩大影响，提升城市形象，大美则祭旗弘扬民族精神，大爱促进炎黄子孙同心爱国、维护统一。

　　实际效果呢，投入产出呢，没人评估。

　　也许你说社会效益不好评价，尤其是即期效用，难以出现显效。你还可以辩解说，长期效用无法估量。

　　但老百姓心里有数，官员们自己有数，捏着鼻子哄眼睛，劳民伤财要不得。

　　这类节会活动能否再精简呢？要么取消一部分活动，要么减少活动的频度，比如两年一次，五年一次，十年一次？其它年份由老百姓和真正的企业自主去搞。

　　政府则把省下的钱用在刀刃上，发挥文化的实在效果，真正为民谋利，为国图强。

　　这是一类文化，目前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下，各地有所收敛，但还不理想，需要再下紧箍咒。

　　习近平发表的《办节要降温》（浙江日报2004年5月28日“之江新语”）指出，办节“过多过滥则会适得其反”。他从当时浙江省的实际情况看，认为“办节要降温”。他说：“有的节庆活动，在热热闹闹的歌舞晚会中开场，在各方来宾的迎来送往中结束，铺张浪费严重，既无很好的经济效益，又无明显的社会效益。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而且还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可谓一语中的。

　　还有一类所谓文化，其实也该加以限制甚至喝止，那就是各省市兴师动众倾囊打造国家级省级的评奖文艺节目。

　　评奖本无错，高雅也无罪。问题是，非要这样在国库里动用大把大把的钞票撒向太空吗？这些美爱价值又有多少成分深入人心，化作动能？

　　这是人民的血汗钱啊，不是你个人的工资奖金，不是你企业的广告促销费用。

　　我常常看到许多农民工晚上聚在广场望着城里人跳舞，或者在某个地方围着看电视，就不禁想起那些舞台上的巨奖节目，与人民群众多有距离。

　　不错，城市居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就是城市居民，又有多少人在享受评奖节目的美食大餐？因为那些巨奖节目，往往投资大，场面大，无法维持经常性的演出。

　　也不错，你这个文化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人民的代表，美化叫做人民的公仆。但你花这个钱，人民举手了吗？人民代表同意了吗？往往是财政预算大类控制，落脚到小类项目则是失控的，结果争取评奖的文化节目其开支流于泛滥。

　　还有居心不良的官员为了政绩，不惜公款公关，打通关节争取节目大奖。这就有些违纪违法的嫌疑了。

　　早在十多年前，习总书记就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习近平，针对此类现象写了一篇《文化产品也要讲“票房价值”》的文章（见浙江日报2003年7月20日“之江新语”） 。

　　习近平写道：文化产品不能故作“清高”，不屑于讲“票房价值”，不能再走创作—获奖（省优、部优）—“搁”优的老路了。

　　接着，习近平语重心长地阐释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都要进入市场。文化产品只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这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所在。有市场的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没有市场的文化更难讲是先进文化。没有市场，作品给谁看？宣教功能怎么发挥？先进性又体现在哪里？

　　在文章的最后，习近平强调认为：先进的文化产品，应当既体现先进性，又能体现群众性；既不“趋利媚俗”，又不远离市场、忽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创作和生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产品，去占领市场，赢得群众，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回想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话语，我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特别是文化产品的实在效用充满信心。

　　但惯性犹在，任重道远。从思想认识上端正态度，从运作能力上提高水平，我们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