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他自己生活的时代，笛卡尔就被人正确地指出，说他的学说中有自然神论/泛神论倾向。例如，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帕斯卡说：“我不能原谅笛卡尔；他在其全部的哲学之中都想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1]。克鲁包特金也很准确地归结到：“笛卡尔用经过精确的数学研究的物理现象来说明宇宙的生活这一企图得到了‘笛卡尔主义’的美名----如此斩钉截铁地排除了教会的一切交易，以致笛卡尔哲学不久便成了把知识从信仰之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一件有力的武器，”“笛卡尔学说的科学部分却是组织得如此谨严，他排除了造物主的意志的干涉。笛卡尔的上帝和后来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一样，乃是整个大宇宙，乃是大自然本身”[2]。这些评价固然不错，但只揭示出笛卡尔主义的一个方面特征。
在中文世界里，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包括反驳和答辩）由庞景仁翻译、1986年编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笛卡尔用朴实法文写成的短小精悍的Discours de la méthode以《谈谈方法》[3]为名由王太庆翻译、2001年编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从英译版Discourse on Method[4]、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es & Spinoza[5]和日译版『デカルト』[6]，可以大致感觉中文的翻译也很专业性。遗憾的是：《谈谈方法》书前的“笛卡尔生平及其哲学（代序）”[7]，除了以上引用的自然/泛神论倾向评价，还加入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界对笛卡尔认识的可怜状况。如“法国的资产阶级比英国和荷兰的资产阶级幼小，但并不是软弱无能活怯孺退缩。这个初生之犊满怀希望，跃跃欲试，已经看出封建制度日薄西山的颓势了。在笛卡尔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甚至导致“我国某些作者…认为只有他的物理学有点价值，其他部分不是这样荒唐，就是那样反动，因此整个看来笛卡尔哲学是一种畏首畏尾的、自相矛盾的、错误百出的末流思想”[8]，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条件下利用笛卡尔哲学的功利主义背景，令人不安。
以创立解析几何闻名于世的笛卡尔（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除了数学，在物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贡献也被广泛肯定。作为身心二元论的代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思考是唯一确定的存在）以“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奠定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理性主义的基础。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如何试图从此方法证明上帝存在的：不完全的“我”能思考、能怀疑，就说明“我”的头脑里具有对完善[9]的清楚、清晰的概念，而赋予不完善的“我”得到完善的概念的这个完善的物体就是经验哲学教给“我”的上帝[10]。这个推理非常简单有力，尽管后世的咬文嚼字的哲学家（如罗素）从不同的逻辑规则上很容易批驳它，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笛卡尔“创新”的神已经不再是耶稣会、罗马教皇的上帝了，它今后要服从继承笛卡尔主义神髓的斯宾诺莎或康德的“自然神”[11]或理性[12]的法规了。与此同时，除了近代上帝的创新，具有自由意志的思考着的“我”也诞生了[13]。
从笛卡尔在本身不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收录的数倍长篇幅的七个著名人物的反论和自己的答辩[14]，可以看出笛卡尔对培养自己的耶稣会、罗马教会[15]的尊敬，以及当时思想交锋的激烈。如果对比笛卡尔在《几何》中表露的创新、优美和自信[16]，我们更可以感受笛卡尔在哲学上的革命不只是对传统的直线型反叛、断绝，而更是螺旋形的辩证轮回、维新restoration、复兴和最终的超越（亚里士多德）。其实，Arendt就指出：所谓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revolution的原意就是轮回[17]。更进一步看，所有宗教改革的动力也都是从“回到原点（耶稣）”的召唤启航的。真正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打倒对手、换一个权威。没有能够给笛卡尔生前提供工作条件的祖国产生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把推倒上帝的笛卡尔主义运用于对人类事务的解释鼓吹社会革命，但法国社会还没有进化到如何对待解放了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原则的崇高理想与践踏自由的暴力横行的冲突中[18]。
笛卡尔晚期开始专注于伦理和医学这两门关于人的身心的研究，但因为他的早逝，“笛卡尔极少注意道德问题及道德与宗教的关系”[19]。这导致了西方主流Cartesianism笛卡尔主义[20]只是简单地重复已经脱离社会内容的哲学形式，几乎被人遗忘了。这样的清高状态也好，免得不必要的歧义，使我们可以容易回到笛卡尔的出发点：“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样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个大书本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21]。Fontenelle等人总结道：“笛卡尔教会了我们理性的方法。正是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他的哲学的许多内容是错误的或有疑问的。他的方法比内容本身更令人敬佩”[22]。笛卡尔主义的神髓就在于它的方法与对象--自我和世界：对于外界/宇宙用近代数学那样的科学方法去思考研究，同时，思考的个体具有选择善的自由意志[23]，包括相应的权利和责任。我这里特意加上“相应的权利和责任”，是鉴于中国文人阶层完全被剥夺了相应的权利同时也放弃了相应的责任这个的可悲、可耻的现实[24]。没有人来实践带来西方数世纪科学和思想革命的笛卡尔主义，中国文明复兴和进一步开化只能停留于梦想[25]。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8月21日]
[1] 转引自维基百科。
[2]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40页。
[3] 一般的译名是《方法（序）论》，因为后面的三文讲几何学等方法。如果考虑到第一人称的记叙性体裁，“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教给大家一种方法，以为人人都必须遵循它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我只打算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样运用我的理性的”（中译版第5页），译为《方法谈》更合适。
[4] Discourse on Method，trans. Arthur Wollasto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60.
[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6]野田又夫、井上庄七、水野和久、神野慧一郎訳，中央公論新社昭和53年。
[7] 复印译者1984年发表于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四卷的文章‘笛卡尔’。
[8]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i页.
[9] 英文perfection，来自于拉丁语“完全”，被笛卡尔赋予“全能”、“无所不在”、“完美”等含义，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等借用，变成“理性”的特征。“A Note on Cartesian Terminology,”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Arthur Wollasto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60. p.191.
[10]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Arthur Wollasto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60. p.22.
[11] 赵京：“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再考”，2001年5月20日。
[12] 赵京：“康德先验体系实践理性的社会实践”，2012年12月31日。
[13] 文艺复兴已经从感性（艺术）上唤醒了个体，现在由笛卡尔从理性上阐明它。
[14] 这本身又是所谓“peer review同行评价”科学方法的开端。不过，在中、日、美等国度为权力和资本服务的学术机构里，整个同行都腐败堕落，还有什么可评价的？
[15] 历史上，除了欧洲，耶稣会和天主教对世界教育的推行，例如在美洲建立学校、派遣利玛窦来华等，也功不可没。它们近来对人权的保护也颇为重视，2010年，我曾经与耶稣会美国组织合作，成功向雪佛龙公司提交股东会议提案推动其人权政策的转换。赵京，“推动Chevron雪佛龙公司改进人权政策”，2010年3月31日。
[16] 结论：“我希望后人会满足于我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同时我也有意略去一些问题，让别人去享受发现的乐趣”。The Geometry, trans. David Eugene Smith and Marcia L. Latham.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es & Spinoz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p.353.
[17]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63. 这从哥白尼的书名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Spheres、开普勒的书名Epitome of Coppernican Astronomy、特别是他的墓志铭“我测量了天堂”可以感受到他们运用笛卡尔主义对包括天堂在内的自然的探索。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16 Ptolemy, Coppernicus, Kepl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p.842.
[18] 哲学功底不足的文学家伏尔泰没有看到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德的哲学等已经改造了上帝，高呼要新造一个上帝来挽救人类道德。
[19]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240页。
[21]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页。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没有完成学业的时候，日本政府和中国驻日机构就罗列“无完成学业可能”、“妨碍日中友好”等借口把我赶出学校，让我求仁得仁，加入笛卡尔、斯宾诺莎、克鲁包特金等导师的队列，研究现实社会（三个大国家和几十个大公司）这个大课堂。
[22] 引自Will & Ariel, The Age of Reason Begins,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MJF Books, 1961. p.645.
[23]野田又夫『デカルト』，岩波新書，1966。p.178.
[24] 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悲剧，导致日本政府和中国驻日机构幕后交易，把不肯放弃人权原则和尊严的中国留学生赶出日本的学校和国门。中日之间至今不存在所谓“学术自由”，何谈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友好？例如，研究中日关系的中国文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是政治口号，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于此数目的自由研究结论。
[25] 笛卡尔的身体与观念的二元论，也来自于梦想，但他没有象同样做梦的庄子那样，只停留于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