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桑弘羊生平
据历史记载，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出生于洛阳，出身于商人家庭, 汉武帝时期杰出的法家、财政家，专长为财政。
家庭的熏陶和先辈的影响使桑弘羊从小就熟谙经商之术，对各种聚财之道了如指掌。但是，在我国古代“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中，“商”居于末位。所以，桑弘羊的父母没有让他继承祖业，继续经商，而是想方设法要使他摆脱商人这一职业，进入“仕”这一阶层。所谓的“仕”就是读书做官的人，当时，汉朝政府有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称为“赀选”，就是拥有相当家财的人，可以自备车马衣服，到京师长安等候政府选用。这些人一般先是做郎官，也就是皇帝的侍从，以后遇到机会就可以正式补官。桑弘羊的富商家庭为他提供了通过赀选进入仕途的可能，于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年仅１３岁的桑弘羊到了长安，由于具有“心算”的技能，即计算时不用筹码而在大脑里默算，被任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汉武帝死后, 大司马霍光专权。霍光拉山头, 结死党, 经过几年准备, 伙同党羽杜延年等, 策划了盐铁会议。他们打着“为民请命” 的旗号, 大肆鼓吹孔孟之道, 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 妄图搞掉桑弘羊, 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议上, 年逾七十的桑弘羊紧密结合现实斗争, 舌战群儒, 力排众议, 驳得他们狼狈不堪。在盐铁会议上, 桑弘羊针对反动势力利用儒家反动的“义”、“利”观来攻击盐铁等业的官营政策, 无情地揭露他们要义不要利的谎言, 指出他们是一帮“沽言污行”的伪人。他公开阐明自己反孔薄法的政治立场, 理直气壮地说明盐铁官营“ 有益于国”, 这不只是单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更重要的是为了摧毁分裂和复辟的经济基础。桑弘羊针对反动势力烦古非今, 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 一针见血地指出: 要想抬理好国家, 必须面对现实, 从形势需要出发, 不可因循守旧, 更不能复古倒退。而鼓吹今不如昔者, 目的是“饰虚言以乱实, 道古以害今” , 是为了推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盐铁会议以后, 桑弘羊很快被霍光之流伪造罪名杀害了。但是, 历史证明桑弘羊所代表的法家路线在当时是正确的。
二、桑弘羊的财政思想
（一）财政统一思想
西汉建立之后，在“黄老”思想的支配下，一直实行无为而治、不干预经济的政策，致使那些有势力的诸侯迅速以商致富。然而，利用国家的政策而成为富可敌国的富豪之后，他们却不为国分忧，不支持国家的大政方针，反而凭借他们积累起来的财富，或者肆意兼并，欺夺百姓，致使百姓失去产业，流离失所，从而引起社会的动荡；或者图谋不轨，蠢蠢欲动，企图推翻汉朝政权。文帝时就有些诸侯图谋造反，被及时平息了，景帝时，又暴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又有一些诸侯王乘国家北伐匈奴之机而反叛朝庭。桑弘羊对此深感不安，他深刻地感到，涉及国计民生的事业必须由国家统一管理，否则，轻而言之，会使百姓都去追逐商业的巨额利润而丢掉农业生产；重而言之，则会使诸侯萌生不轨之心，威胁国家政权。所以他说：“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就是说，国家将铸钱、盐铁之利实行统一管理，就会平息富民追逐暴利的欲望，百姓才能受到约束而归于田亩，安心农业生产。所以，统一管理则百姓不生二心，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百姓由于对官府的信任也不会怀疑其真伪。为此，他禁止各郡和民间私铸钱币，朝廷动用10 万人采铜，声势颇大。同时实行由国家统一铸币，发行上林三官钱，即“五铢钱”，统一形状、统一重量。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从此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局面。而对“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巨野，齐之孟诸”的盐铁之利，是“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人主统而一之则强，不禁则亡。”国家统一管理，就会使国家富裕强大起来；不统一管理，就会成为诸侯称霸的资本。如不加禁止，国家就难免灭亡。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形成“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那时，就会“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就是为了防止“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桑弘羊才建议并实施了均输、平准政策，并继续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并且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又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从而，使国家财政实现了集中统一。当然，这里不仅体现的是国家财政统一的思想，也体现了国家同富商大贾争夺社会财富的思想。
（二）国家专营思想
为了将本来属于国家的财富重新夺回到国家手中，汉武帝采纳了包括桑弘羊在内的一些大臣的建议，实施了国家统一发行货币、盐铁专卖、均输（下令各郡设均输盐铁官，将上贡物品运往缺乏该类物品的地区出售，然后在适当地区购入京师需求的物资）、平准等方针政策。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对巩固国家政权、对实现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是非常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这一系列的成功却遭到了当时坚持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们的反对,他们要求桑弘羊“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对于这些指责，桑弘羊逐一进行了驳斥，桑弘羊说：“……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因而，这几项政策都不能废除。对于贤良文学们所说的“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的说法，桑弘羊驳斥道：“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我们知道，西汉武帝之所以实行国家专卖，是在富商巨贾不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政策；百姓之所以背本趋末、发生饥饿，正是由于富商巨贾大肆兼并而失去产业的结果，然而贤良文学们却说这是与民争利，是使民背本趋末，是百姓发生饥饿的原因，显然有违事实。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桑弘羊对国家实行专卖政策的辩说，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而贤良文学们则是站在富商巨贾的角度看问题，显然有失偏颇。
（三）本末并重的思想
在重农抑商问题上，儒法两家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桑弘羊却依据《易经》的思想，提出了本末并重的思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着实难能可贵。桑弘羊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不出，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这里他指出，自古立国、立家者，都要开启本与末两条渠道，以此做到互通有无，满足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需求。如果无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无人从事商业工作，货物流通就会断绝。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则粮食就会减少，货物流通受到影响，国家财政就会发生危机。因为在汉朝虽然仍然是以农立国，但工商业对国家和百姓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事业。
从桑弘羊的上述言论我们不难看出，他既不主张放弃农业即本业，也不主张放弃工商业，即末业，而是主张同时并举，而且是并行不悖。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即使是现在也不乏借鉴意义。
（四）富国与富民思想
与本末并重思想相联系的就是富国与富民的途径问题。如何富国？如何富民？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有不同认识，传统的主流思想是重农抑商，但也有主张农商并重的，这一种思想可以说是发端于管仲，而发展于桑弘羊。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桑弘羊认为：“贤圣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即贤达之人，治理国家并使国家富裕不能只靠一种方式。通过盐铁专卖而获得利益和通过均输得到财富，其目的都是为了调控物价，以控制诸侯。桑弘羊的这些论述是很有道理的。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其富裕的途径肯定不是一种，如果仅靠一种，无论如何也富裕不起来。
接着，桑弘羊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 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这里桑弘羊强调，全国各地富裕的都市，虽然只有街道，没有耕地，但由于商贾云集，因而才涌现出人们所需要的各类物资。这就是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生财之道：圣贤依仗天时取得财富，有智能的人依靠地利取得财富，上等人借助人力取得财富，中等的人就只有靠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的长沮、桀溺两位隐士，他们逃避社会而靠种田生活，却没有百金的积蓄，跖虽然平定了云南的各部落，但却没有因煮盐而致富的猗顿更富有。宛、周、齐、鲁等地商贾遍天下，这些商贾之所以能积累万金的财富，就是由于他们追逐剩余利润的结果。由此可见，富国何必要借助农业？足民也不一定要依靠井田制度。桑弘羊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他把人分成若干等级，在今天看来，圣人、智者、上士无疑都是剥削者，中士是自食其力者，那么下士就是被剥削者了。但是，他关于富国裕民不仅仅依靠农业，工商业也是富国裕民的途径这一思想却不能加以否定。桑弘羊总结了富裕在于计算、预测，而不在于亲自参加劳作与否；获得利润在于居住的地理位置。桑弘羊认为大商业城市因其置于交通枢纽之地，所以富裕；百姓居于市场附近也容易致富，这是有道理的，而且很符合现代经济学原理。但是，其结论却认为，只要会算计、能预测，只要居住于市场附近就能富裕，而不必参加劳动、不必去种田耕地，这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与管仲的“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的思想大相径庭。
（五）对外贸易、充实财政的思想
桑弘羊的对外贸易思想大多取法于管仲，与管仲“外因天下”的思想一脉相承。桑弘羊说，汝水和汉水所出产的黄金和精细的丝织品都是我国无用之物，以此换取匈奴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的骡、驴、骆驼、各种良马和各种珍贵的皮毛等我国所需要的宝物。中国以一端的缦，换匈奴数百斤的货物，从而消耗敌人的财政，充实了我国的财政。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百姓就会家家丰足。这正是利用他国的资源，充实本国财政的外因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汉朝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汉朝的经济与今天的经济不同，对外贸易的观点也与今天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今天的对外贸易原则强调的是“互利互惠”，而汉朝时的对外贸易原则强调的是“以无用换有用”，甚至是为了消耗敌国的国力。但这一历史经验也是值得注意的。
（六）以商治商、解决财政的思想
汉武帝的拓疆扩土，以及国内的土木建设，加之连年水旱灾荒，财政已接近枯竭，但武帝的文治武功还要进行下去，而不能以财力不足而中辍。当时，汉武帝想起用儒学之人进行理财，以图充实财政，所以，他曾“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然而，这些人却不能帮其增加财富，因而不得不用善于理财的商人为国家理财。“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桑弘羊不仅重用商人担任均输官、盐铁官、平准官，而且按照商人经商的原则管理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卖。此种办法解决了财政困难，打击了大商人势力，但也存在问题，即因为官吏队伍中商人较多，所以官吏队伍更加杂乱。
（七）治理通货膨胀思想
由于多年“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致使国库空虚，而这时，因为在盐铁专营之初，没有进行规范管理，以致各官府各自经营，相互竞争，造成物价急剧波动。为了抑制物价的波动，他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和盐铁官，统一管理均输和盐铁专营。均输官负责边远的贡品转贩到价高地区出售并将利润像税赋一样上缴中央，从而解决了各地官府自行经营、互相竞争的矛盾。在京师则设置平准官，由大农垄断天下货物，贵卖贱买，这样商贾无法获得厚利，多赔了本钱。从而京师的物价不再波动，抑制了通货膨胀。为了解决京师的粮食问题，避免粮价上涨，他“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通过入粟补官的作法增加国家的储备粮食。在桑弘羊治理通货膨胀思想的指导下，京师的粮食储备大幅度增加，“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他这种思想在实践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八）屯田思想
桑弘羊重视以商富国裕民，也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屯田工作。在汉武帝末年他曾撰写了著名的《轮台屯田议》并上书汉武帝。在这项建议中他认为派屯田士卒到轮台以东，设置三名校尉保护屯田卒，并勘察地形开凿沟渠，务必按农时播种五谷，张掖、酒泉守军派骑兵军官往来侦察，统属于校尉，有情况随时由事先设置的驿马，报告校尉。耕田一年之后，等到粮食有了积蓄，再召募身体健壮、有家室和财产而又有胆量敢到轮台的百姓，到这里进行开发水利，扩大屯田，然后自连城往西修建烽火亭。这样就可以威镇西域各国，还可以协守乌孙之地。桑弘羊说，我再派遣征事臣“昌”到边塞各地巡视，严厉要求太守、都尉明了烽火的责任，选择好士兵和马匹，小心谨慎地侦察，积蓄饲草。而皇帝则要派遣使者通报西域各国，做好安抚工作。桑弘羊的这一建议包括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军屯、民屯，即先派士兵屯田，一年以后有了积蓄，再募民到边疆开展民屯的内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以充实边疆的内容；还有加强西部边防，以御边疆的内容。可见他的轮台屯田思想寓意是十分深刻的，然而没有被汉武帝所采纳。但不久昭帝即位，采用了桑弘羊这一主张。
桑弘羊的上述思想与措施，当时就受到以霍光为首的贤良文学们的猛烈攻击，即使是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对桑弘羊的思想与措施也颇有微词；后世对桑弘羊思想与措施也评价不一，有人称其为聚敛之臣，以兴利为能事。但他的思想与措施为社会的进步、为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桑弘羊理财，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就无法实现，开疆扩土的大业就不能成功。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值得后世借鉴的。
三、任人评说的又要弘羊
对桑弘羊的理财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还有许多咒骂声音。与桑弘羊同时代的大农牧主卜式，身为太子太傅，有一年仅仅是天气有些小旱，他就借故向汉武帝要求把桑弘羊处以烹刑——“亨弘羊，天乃雨。”但这主要是由于桑弘羊的理财极大损害了贵族、官僚和商贾的利益。桑弘羊所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榷政策，不仅在西汉中期垄断了工商业经营，使得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无所牟利，而且由于历代王朝纷纷仿效他的做法，也同样堵塞了许多人的财路。其中特别是贵族和官僚，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反对“言利”，反对“与民争利”，但实际上却根本不顾廉耻，许多人都竞相经营工商业。可以说，上至秦汉，下迄明清，这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之对桑弘羊，他们就自然要猛烈攻击和指责了。以苏轼为例，他对桑弘羊曾强烈谴责，甚至连提到桑弘羊的名字都认为“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实际就是由于他本人也“贩盐及苏木、瓷器”。无非王安石的均输市易法断了他的财路，为了影射王安石，他才怒不可遏地咒骂桑弘羊。
另一方面，桑弘羊颇受诟病的原因也是由于许多人恪守儒学“讳言财利”的信条。他们抱着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祖训，顽固地反对任何官营政策。因之桑弘羊虽然早已作古，但追根溯源，他们对他还是要严厉谴责。宋人范祖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他所以断言“兴利之臣，鲜不祸败，自桑弘羊以来”都没有好下场，就是为了警告所谓“聚敛”政策的推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