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见领袖到文人士大夫（8月31日）
关键词：意见领袖 士大夫 巴山轮会议 京伦会议 80万内应
2013年12月26日，作为中国官方最重要的顶尖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显示，中国大约有300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发挥着重要影响。
纵观所传出的意见领袖的名单，绝大部分来自媒体、法律、学者与各个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的共同点是所说基本都是跟自己切身利益不是很有关系的话题，大体都是由于“不务正业”而被关注，因为旗帜鲜明的思想而成为明星。
除了拥有自己平台与机构的企业家之外，大多的意见领袖的基础不是很牢靠，在经济基础层面停留在贫困书生的水平，这很是符合中国文人士大夫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但正由于此意见领袖才更容易被收买，或许这才是本文核心的脉络所在。
当下的精英与意见领袖，相比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状况要艰难得多。毕竟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要做到忠君孝祖就可以了，而当下忠君未必就是符合发展趋势的，有国际化思维方式的，也往往会与现有的主流价值观以及传统发生冲突，辉煌的光环之后，或许会承受卖国的骂名。
更为遗憾的是：当今的意见领袖要想做到名垂青史，比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难度更高。毕竟文人士大夫是不用担心得罪别人的，而当今的意见领袖，很多都是要靠利益集团提供资助的，得罪了利益集团，不仅难以养家糊口，只怕连身家性命都有危险的。因此很多人是得罪不起的。
因为意见领袖这个标签本身就是虚幻的，虚幻的光环不仅带来了尊崇，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潜在危机，当身后的利益集团的背景逐步浮出水面，他们是否还能保证自身的客观公正形象？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辩论中，从美国驻华大使任上离任的洪博培公开宣称要利用美国政府在中国内部的内应搞垮中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重振经济，保住世界霸主地位。他说中国国内有80万美国盟友，美国要靠这些人搞乱中国！这80万人分析下来，主要就是裸官，和“精英”！
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我国有118万“裸官”！洪博培一不小心露了底，中国有118万裸官，估计其有80万是为美国服务的。在数量上，在国内有80万美国盟友是有可能的！
至于“精英”，因为这些人拿了美国的钱，如传统基金会的钱。拿了人家的钱就嘴软，当然要为人家的利益服务。这和小姐一样，要拿别人的钱就得为别人服务，市场经济么，老套路！因此，就知道有哪些人是美国盟友！
至于在网上发帖攻击我国制度的小右右们，俺认为他们算不上是在国内的美国盟友。他们有可能做个“五美分党”，赚点小钱。但从职位背景和能力看，还远未有搞乱搞垮中国的能力。
有学者指出，在冷战期间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情局。
中情局是什么样的机构，很多人都清楚，推翻民选政府、扶持亲美力量是其主要职能：美剧《国土安全》就用形象生动的故事描写了其在别的国家招募反政府的线人与间谍，甚至打入伊朗最高权利机构，对其国家政策形成深远影响的故事。
在历史上，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
福特基金会1988年就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建立密切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主要关注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XX、楼继伟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就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
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会议中，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奈等多位中外经济学家，围绕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与银行关系、不良资产处理和破产程序的改进展开讨论。
在京伦会议之前将近十年的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就是对中国经济与体制影响更早的标志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专家为中国未来走向“出谋划策”。巴山轮会议召开的背景是，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
在研究了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后，就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改革目标模式、改革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继续推进改革等7个问题进行讨论。几乎一致地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表现出过度需求的特征，投资热，工资膨胀，处在工资推进与需求拉动膨胀之中，经济出现了过热，必须改革。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作为美国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人物，指出了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主张中国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时通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来避免危机。
姑且不论各国专家的出发点是否善意，但这已经让中国在1985年之前的经济状况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
有学者认为，“巴山轮会议”开始了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京伦会议促进了微观经济学最新成果在中国的传播，并把改革引入微观经济基础的深层研究。在贾春宝看来，这是国际利益集团通过资本对中国的控制阴谋之具体执行与不断深化，裸官与精英国际化倾向也是必然的。
我们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任何个人与机构在做出决策、提出建议的时候，总是会有利益期待与出发点问题。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一起召开的。世界银行是什么样的组织，是以谁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我们所常见的各种荣誉称号，从策动、出笼与炒作，基本上都是传媒与平台经营的做法，往往专业人士或者评论员，也会很看重这些称号所带来的荣誉。那些荣誉与光环，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可以体现自身价值，但更多的时候也仅仅起到登高一呼的效果，在没有基础支撑的前提下，终究是会倒掉的。
贾春宝认为，要让意见领袖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些不公平；当别人都浑浑噩噩的时候，能保持清醒的人本来就难得，再要他们高瞻远瞩地为更多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负责，甚至改变社会制度的基因和发展方向，更是勉为其难，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根本不需要迷信榜单，各种榜单上所罗列的名字与榜外人士相比，也未必就高明多少，粉丝们也没有必要去质疑榜单的权威性，并因为自己的偶像没有入选就内心失衡。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身边的人与环境，不管是在被关注的范围之内顶着喧嚣与荣耀的光环，或者是还是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深居简出，做个“隐君子”，毕竟不管发生了什么，生活都是要继续。
贾春宝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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