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同事发了个讲座信息给我，我一看题目，《国学智慧与商务谈判》，顿时没了兴致。刚才我跟她说，一般管理学或经济类的讲座，如果跟国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易经啊，论语啊，又或者天人合一啊，顺天应人啊，诸如此类的，我基本上就没兴趣了。

说完，我自己倒是思考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比较装逼的说法是，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

我想起这样一个笑话：

“大学课堂上，教授说，如果拿一根针去刺一个学生的手，那个学生就会马上把手缩回去，这就是条件反射。

学生们大笑。

教授又说，条件反射，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外界刺激与有机体反应之间建立起来的暂时神经联系。

大学生们马上拿起本子，认真的记了下来。”

这个笑话的创作者的本意，是想嘲笑学生们的愚蠢（我以小人之心，创作者其实是想讽刺中国教育）：明明是一样的事情，但换了一种说法，居然就得到了不同的效果；用平实的语言和例子去说明，学生们不屑一顾，但只要包装一下，便马上被奉为圭臬，真是太可笑了！

殊不知，这种想法恰恰证明了创作者的愚蠢，而学生们才是正确的，也从侧面说明创作者没经受过科学的训练，有点想当然了。

针刺手，手会不由自主地缩回去，不过是一种现象；而条件反射的定义，则是一种规律的总结。

从归纳法的角度来说，无数种条件反射的现象归纳出来，才能得出条件反射的定义，这两种说法，意义当然很不一样。

从这个笑话就可以看出，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发散的。

国学（这是仅指以儒学为主体的学术），也是如此。

比如说，《庄子·天下篇》里有这么几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思是说，一尺长的木棍，一天切去一半，一万世也切不完。于是，便有人提出，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懂得了极限的概念了。

这种说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就数学中极限的概念来说，它是高等数学的基础，是西方大约从16世纪一直到19世纪，经过很多位数学家不断的总结、归纳，最后才比较清晰地阐述清楚的。如果因为《庄子》里那几句话就要自封“极限”思想的鼻祖，我觉得庄子他老人家自己也是不乐意的。

又比如说，有人研究了唐宋元明的科技水平，再跟西方同期的比较，得出了一个结论：明朝及之前的时期，我们的科技远胜于西方，如果不是因为满清入关，其种种政策打乱了科技发展的步伐，现在科技世界的主导者就是我们中国人了。（换句话说，满清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啊！）

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不值一驳的。如果不是西方发展科技而我们学习之，而是按我们既定的步伐向前发展，那么，即使到了现在，其科技水平也不会有太大的进步的。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事关我们的思维方式。

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一直是发散的，而不是收敛的。我们的文化，喜欢“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我不能说我们的文化是懒人式的，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特色，没什么“好”与“不好”的区分，但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我们总能观察到各种现象，并且由于文化的发达，我们往往能记录下来。比如说，天文学等方面，我们的记录总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的文化并不鼓励我们去总结这些现象的规律。比如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什么？除了这种极限现象，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很早就写有《天工开物》这样的书，但却止步于此，再无寸进，为什么？说白了，我们的科技，只是一种经验的延续，并没有合适的思维方式去归纳、去总结，进而去研究、提升。

如果是收敛的思维，我们就会喜欢发现这自然界中的种种规律并为我们所用，科技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可惜，我们是发散式的思维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即使满清不入关，我们的科技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大发展的原因。我们国学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适合科技的发展，因为既不善于总结规律，也不善于探寻其中的根本原因。君不见，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排除科技引进的因素，我们的科技，究竟进步了多少？

当然了，我们的科技没什么进步，还跟我们根本对其不予重视有关。明清及以前，大凡识字的读书人，平时所做，就是研究儒家学说，读书人是不会喜欢去做些“贱役”的；而读书不多的人，又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归纳并记录，这也是导致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好了，不扯远了，说回为什么我每每听到管理学或经济学跟“国学”挂钩的讲座，就不想去听了的事。

我们的国学，大多注重于某一个现象的阐述，而不是对某一类事情的归纳总结，或者说只提一个大概念，但对这个概念没有具体的阐述及执行路径，这其中跟我们现代的经管学是格格不入的。如管理学，拿大家熟知的人力资源来说，现代管理学对其都是有规律总结的（当然，社会科学的规律总结不能与自然科学的相比），如将其分为六大模块，每个模块如何去做，都有一套方法论。而国学呢？动不动就“天人合一”，“顺天应人”，好高大上的样子，但具体怎么做？不知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总结。这也太发散了吧。这是科学的态度么？

格格不入的两种思维方式，硬扯到一块去，我不觉得能得出什么高明的结论。

除了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外，我不喜欢国学与经管学说挂钩还有一个原因，喜欢玩这套的，我所见过的，基本上没有名校的老师，一般是搞培训的，或者是企业里的高管，两者一半一半吧，理论水平本来就不怎么高（话说企业高管你老老实实给大家讲一下你的亲身经历就好了，更进一步的也可以提炼一下规律，何必玩什么国学呢？），同时也很少有真正钻研儒家学说的，大都只是半桶水或小半桶水，然后就把儒家学说硬扯到管理学上去，半通不通的。“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孔孟时代到现在，都是这样。我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以后，对这些就更不感兴趣了。

记于201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