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股市新泡沫对冲房地产旧泡沫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文/王杰
中国股市沽值偏低，具备长期投资的价值，国家应主动引导市场空转资金流入股市，从而产生新的高能国民财富增长点。
利用股市大周期反弹对冲房地产市场调整风险，借股市泡沫拉动消费增长，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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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曾几何时，中国出手大方阔绰，大笔的巨额贸易订单受到西方大国热捧，当然这种阔绰和热捧的背后是中外巨大贸易逆顺差压力下双方作出的被动选择。
现在，中国已改变了过去的大单贸易方式，取而代之以走出去的战略。对中国高铁的推销，核能技术的推销等等。每一次中国领导人的出访都在加速加大对外投资。
在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日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都给与了中国最高礼遇；在新兴市场国家，除了越南和菲律宾，中国同样受到了最隆重的欢迎 。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步八九十年代新兴市场国家遭遇金融危机后资金匮乏的后尘，不得不采取各种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措施，藉以吸引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投资资金。中国庞大外汇储备形成的投资力量让欧洲发达国家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道理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来在内外两重的压力正在促使中国对外投资成为中国必然的选项：其一，国内产能过剩，仅靠贸易补贴政策刺激出口的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 成本；其二，为了应对奥巴马“亚太在平衡战略”战略形成的困局，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加大投资已成为已成为中国“远交近攻“的外交选项。
庞大的对外投资队伍造成一个表象：中国正在崛起，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
但是，在强大的表象之后，反复经济刺激下的经济面临越来越疲弱的，经济反复刺激而刺激边际效应越来越弱，也就意味着失业率会伴随着经济衰退强度的增强而持续上升。尽管中国商事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创造就业环境的氛围，也有数据表明创业性就业人数在增加，但是，如果继续进行基建与房地产刺激，在高成本创业环境下，这种改革红利创造的就业趋势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无论中国走出去战略还是深化改革的断腕一战，都需要解读一段中国近现代史 。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除了教科书式的结论性说辞，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中国在结束封建专制王朝走向现代民主制度后并未发展成为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而民国政府为什么会转向军阀割据的内战。如果澄清了中国这段历史，不仅对于判断当代新兴市场国家动荡和内战很有现实意义的，而且对于中国走出去经济战略时机具有重要研判价值，同时对于行进中的断腕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结束了大清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在体制制度建设方面至少存在两个致命缺陷：其一，辛亥革本身没有改变导致大清王朝崩溃的既存利益格局，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虽然通过临时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三权分立的民国制度，但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具有改变既存利益格局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并没有任何措施加以改变，从而为中国再次陷入革命和内战留下了空间。其二，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的临时约法并没有构建将国家武装力量统一的措施并将军队独立于国内各大政治势力派别的理念。当时的中国军队还处在分散状态，既有清朝遗留下来并占国内武装力量主导地位的北洋新军，也有借辛亥革命机会宣布独立的地方军队，同时还有南方革命党人的军队，在对全国军队未加统一整编并通过立法给与军队独立地位的情况下，孙中山将中华民国大总统让渡与袁世凯，这就为总揽北洋新军的袁世凯再次将中国推向专制制度提供了机会，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不仅家导致其政权迅速垮台，也导致中国快速陷入军阀割据和再次武装革命的内战中，直到中共通过改变既得利益格局打垮了国民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结束了中国长期内乱的局面。
中国特有的这段历史，揭示了近现代新兴市场国家在变革过程中普遍存在问题，只要以上两个致命缺陷中存在一个或者并存，任何国家的变革革命甚至改革维新都会引致政治动荡，严重时必然导致内战祸乱。看看萨达姆时代结束后的伊拉克，卡扎非时代结束后的利比亚，再看看塔利班垮台之后阿富汗，还有颜色革命后的乌克兰。这些国家的命运与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状况有多么相似。更加相似的是，这些陷入内战的国家，各种势力都在寻求境外势力的支持与干预，就像中国内战时期各种武装力量或政权寻求境外联盟力量那样。
揭示中国这段历史特质，目的在于说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时代，尽管全球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现代社会制度，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制度中存在不能改变既存利益格局的体制缺陷，在未来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存在陷入政治动荡或内乱格局的必然性。当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陷入这种格局后，西方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严重时，也会被拖入政治、军事冲突之中。在这里，王杰律师要给出的逻辑结论是，在未来十年内或更长的时间，除个别国家外，全球投资环境安全质量正在下降，而不是上升，这与全球经济正在去全球化进程是一致的。
在全球投资安全质量环境下降的趋势中，中国加大对外投资将背负巨大风险。在世界经济下行期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问题是面临财政危机，现在，中国向全球推销基础设施建设固然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但对于各国而言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公共财力来承载，即便中国提供融资建设，但对各国经济的拉动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解决不了被投资国家就业的问题。政府欢迎并不意味着民众欢迎，如果各国失业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这些中长期投资必将遭遇困境，形势严峻时，中国总不能反复作把人员安全撤回来，把投资与资产撂下来亏本来的事。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和美国对待世界经济去全球化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决定了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方式是不同的。
欧洲尤其欧盟成员国采取的方式是用改革开放的方式来吸引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剩资金，这是与欧盟还不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相一致的，各国为自身利益而不能采取一致行动。
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奇特之处在于：不仅国会议员之间经常掐架，而且国会与总统之间也经常使绊子，民众也经常对政府甚至对总统表达不满。但美国对国内国际的事务总是在南辕北辙的争议中进行，而且街头还有很多人在抗议，外国人甚至外国政府很少能从他们的拌嘴中看出来门道和真相，但是他们总归是大多数人治理的国家。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国家，战后不仅搞垮了前苏联，结束了冷战，并在近十多年内统领了全球经济与军事霸权。
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个糟糕的国家看起来经常为财政悬崖吵架，而且动辄有议员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美国政府却每次站出来说，中国政府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在处理全球金融危机时，手里干着量化宽松政策为全球输送大量流动性，嘴里里却坚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当各国人民和政府在糊里糊涂中批判美元贬值还没过足嘴瘾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美元变得强势了，而且2014以来强势的一塌糊涂，在美国议员对人民币升值不足的指责声中2014年初人民币却掀起了贬值风暴。就在全球评论家嘲笑奥巴马撤兵伊拉克显示美国霸权没落的时候，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却迭创新高，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正和美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相反，现在，美国经济正在步入复苏期，而其他国家却依然在加深衰退，包括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
在军事评论家眼中，美国亚太在平衡战略看起来是为战争而来。其实，这不过是奥巴马的一个烟幕弹而言，美国的实际意图在通过地缘冲突引起亚太国家之间的摩擦，导致亚太地区经济稳定失去基础，从而捅破亚洲金融泡沫，虹吸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资本返流美国，同时通过经济手段压制中国，就像眼前借手乌克兰危机打压俄罗斯经济那样。
美国是一个实证哲学泛滥的国家，每个人包括总统都没有“形而上”的真理性理想。看看奥巴马的庸俗就知道了，经常在外国女元首面前色情脉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翘着二郎腿开会，一身痞子风格还动辄自我恶搞。美国人从来选不出，也不会选出英明的领袖，他们只是选出一个在美国包括全世界能够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长期“临时工”而已。美军的任务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恐怖威胁，并为美国国民开拓就业和投资赚钱的市场。美军不会为了就业问题去搞一场大国之间的热核战争，因为他们认为只需要实证主义经济家就能搞垮对手国家，前苏联就是这样被他们搞垮的，普京这次也很难例外。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不过是奥巴马送给普京的钓饵，普京居然不假思索地装英雄汉子吞了下去，这样普京就把俄罗斯国内就业的岗位在经济制裁中拱手让给了美国人——备受失业困扰的欧洲人还占不上这个光。至于克里米亚，如果普京不能给与那里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生活的话，没有棒棒糖，能否归属俄罗斯还有待时间验证。
尽管中国外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压迫，内存经济衰退加深的困境，但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有的：
第一、利用股市大周期反弹对冲房地产市场调整风险，借股市泡沫拉动消费增长，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土地财政和土地租金推高了创业成本也推高了私人部门增量投资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推高了私人部门生产成本和市场利率，要让市场利率自主下行而不是人为干预就必须冻结土地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并让房地产市场自发调整释放风险，直到土地租金廉价到私人部门增量资金开始自主性投资为止。当前资产泡沫价格已导致国内投资者没有投资价值的领域，国民财富没有新增长点。但中国股市沽值偏低，具备长期投资的价值，国家应主动引导市场空转资金流入股市，从而产生新的高能国民财富增长点。其好处是：一、新高能财富效应将推动国民增强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二、消费增长有助于留住国际产业资本，也有助于避免国际游资大进大出对经济形成大扰动；三，新财富增长点形成后可对冲弥补个人、企业对房地产楼市贬值的估值损失，上市公司也能在股市上涨中换取现金流，这些都能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减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保障国家金融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为此，第一，中国证监会应当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公司再融资，避免股市过度扩容和美联储提前加息叠加效应造成大周期反弹提前夭折，第二、证监会尽快完善上市公司退市规则，对于依靠变卖资产和依靠补贴资金保壳的公司也应当退市，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持上司公司上市规模始终保持在2500家左右，上市公司进出达到融资和投资之间市场的长期均衡，建立起直接融资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树立股市长期投资价值观，完善直接融资市场的投资功能，激活长期高效融资功能，在清理完劣质公司后，实施注册制让投资者决定哪些公司该上司，证监会只充当市场清道夫。第三，中国央行会同银监会应加大对影子银行的 的清理整顿，同时继续加大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监管，引导市场资金流向股市。在产能过剩的经济环境下，把资金直接导向微小企业与中小企业是很困难的，只能是救急不救命。只有把资金引导向能够促进消费的的市场领域，才能真正救活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小企业和中小企业就活了，上游的大型企业不救也就活了。李克强总理应当看看美国股市在次贷危机后表现，就是利用新泡沫对冲旧泡沫危机的典范，奥巴马已经修复了美国消费增长对经济的拉动。
第二、辛亥革命和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经验说明，任何变革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并改变利益格局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现在和过去十年进行的改革既没有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也没有改变既得利益格局。无论简政放权的政府改革还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建立在打破和改变既得利益格局基础上才能够 具有实质性意义。在体制改革方面，必须依据权力内在三位一体（行政审批、行政稽查、和行政处罚）和外在三位一体（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属性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监督机制，否则简政放权的改革就会像上届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一样因为无法打破既存利益寻租格局而流产。国企改革方面，无论最近的推行的私人部门增资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拟推行的 国企员工持股计划改革，股权激励改革，都没有碰触到既存利益格局，既无助于增加就业，也无助于改变国有企业对市场价格的主导地位，更谈不上改变国有企业高福利低效率的弊端，相反地在借改革之名助长市场寻租机会，至于其他方式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第一、国企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高福利低效率的问题，也就是产权问题。产权不明导致国企高福利低效率，国企改革第一步应当先建立起明确产权边界，明确了产权，国企薪酬、福利法律制度才能够建立，在此基础上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私人部门才能够有足够的信心。第二，解决国企市场价格垄断问题，通过建立市场价格成本机制，在国企去高福利的基础上核定市场价格成本，破除国企价格垄断超额利润问题，让利消费者和私人生产服务部门，降低私人部门投资成本。在教育、医疗领域，逐步把国有教育和医疗科机构转化成为一种低薪酬的公共福利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这样有助于破解国有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垄断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能力，分流教育和医疗资源流向社会私人部门，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医疗教育高费用的难题，同时也会有效增加社会私人部门的投资积极性和提高社会就业率，也就避免了现存医疗机构利用医保基金过度医疗的问题。发改委也无需在医、药分离的假性改革技术上在原地打转了，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不说，还弄得医患之间像阶级敌人一样。
第三、加大反腐力度，扩大犯罪罚没收入充实公共财政，再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中国的贫富分化格局不是资本凝聚效应造成的，而是政商勾结寻租造成的。 资本凝聚效应造成的只需要依靠公共财政政策就可以矫正，政商勾结寻租造成的就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来矫正，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对政商寻租双向反腐和廉政制度建设来矫正。如果反腐是阶段性的，政商勾结寻租形成的既存利益格局就无法打破，改革也就无法推进只能原地打转了，但经济形势不等人。现在，中国经济已不能产出增量财富来均衡贫富结构了，只能在存量中解决了，公共财政无法破解的地方，就靠反腐改变利益格局了。执政党几十年前怎么得天下的，几十年后还得借鉴推进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保持国家稳定与发展非常重要。既然得干得是罪了人的活，索性就一路到底。要改革成功，就必须做到并建立起让良官驱逐劣官，良商驱逐劣商，良币驱逐劣币的社会体制，也唯如此，才能破坏政商勾结寻租的土壤，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良基础。
第四、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应当在国际问题上做出文武两把手的外交，不能再像过去把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留给日本了。日本能够修改和平宪法，其基础早在朝美战争时期就开始了，此后在海外派兵直到现在的集体自卫权解禁，只是时间而已。况且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海外用兵只是迟早的事，早比晚好。与其在国内演习练兵，不如派出军队直接参与国际事务。武器装备生产要花钱，长期不用将来拆解还要花钱，旧武器需要消耗掉，新装备也需要实战检验。如果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海外用兵，安倍政府现在想解禁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就只有很小的可能性，中美现在的困局也就不存在。现在，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可以参与国际事务，第一，中国不能再在国际问题上孤立自己了，否则将来真的发生战争，就没有跟随的军事盟友来帮场子，俄罗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就靠不住。第二，将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远洋军队担负的责任不仅是保护，而且要善于利用武装力量开辟市场，西方人在鸦片战争中打开了中国市场，这一点现在中国人比其它国家应该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如果全世界都是萨达姆和卡扎菲，印着“中国制造“铭文的产品能卖给谁。
在走出去的战略问题上，中国可以提出口号，但不可以真枪实弹，做一些意向性合作的工作或小额投资，适度给这些外交需要的国家一点甜头就可以了，哪怕是低息援助贷款也可以。待到全球经济形势明朗，国际形势相对趋稳，再实打实的对外投资也不算晚，只要口袋里有钱，什么时候扬帆出海都不算晚，把钱留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未来和美国的竞争中有更多的筹码。如果现在在各国经济、政治动荡中把钱撒出去，就踩中了美国人撒手世界安全，推动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挖的坑：伊拉克，利比亚的现状很现实。
只要中国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只要中国保持强大的国际消费能力，奥巴马就会低下头来认错，因为美国产品需要中国市场。
中国证监会应当扛起激活中国经济的大旗，如果还一根筋继续扩容中国股市，进行利益输送，中国大妈被套牢也就不远了。华尔街借黄金市场套牢中国大妈，那是因为中国大妈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习的不好，看不懂英文版海外市场新闻与经济信息，信息闭塞造成的。股市套牢中国大妈，那证监会就不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