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许成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产权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以通融的办法来不断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过去30余年改革的成功，实际上核心就在于成功地部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但是，这些改变是静悄悄地进行的。经济体制里面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领域里，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并且快速扩张。私有部门的快速发展，是30余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这里讲的私有部门，可以讲得更宽一点，即在中国经济改革早期到中期，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以后，越来越清楚地变为私有部门。除这种静悄悄的私有化，中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以外的体制改革上的成绩，以法律的形式，来保护中国的私有经济，保护中国改革的成果。最突出的就是2004年中国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产权，这是中国人民在改革以来获得的一个值得歌颂、值得庆贺的伟大进步。必须看到，虽然2004年的修宪表明了重大进步，但是，宪法对中国公民私有产权的保护仍然极其有限。最突出的问题是宪法仍然规定中国公民没有私有土地产权。从简单的跨国研究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保护私人土地产权，而且，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多数土地为公民私人所有。世界上只有少数不发达国家不允许公民拥有私有土地产权，例如，古巴、朝鲜。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私有土地产权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在所有经济里，产权最基本的部分是土地产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私有产权的基础是土地私有产权。当公民的土地产权没有保障、随时可能被剥夺的时候，其他所有私有产权的保护都可能形同虚设。当个人没有土地产权的时候，个人其他所有产权方面的保护也会形同虚设。

苗实：土地产权的问题牵涉深广，可以说“秤砣虽小，可压千斤”。如果解决得好，政府行为得以规范，农民得到财产性收入从而消费得以释放，市民购房压力也有望大大减轻。而解决得不好，出现兼并现象，土地被少数人拥有，而大量失地农民涌向城市，出现贫民窟。

302.许成钢：经过30余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以工业化为主变为城市化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产权问题就成了中心问题，不仅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仅决定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而且决定中国社会的稳定。土地私有产权问题已经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问题。

苗实：我认为土地可以私有化，不过在交易环节要设置严格的限制条件，譬如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就业的稳定性等等。也就是说，要防止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的农民竞相变卖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涌向城市。

303.许成钢：人类进步的历史表明，土地所有权是任何经济体制里最基本的产权，而土地私有制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人类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发展阶段是英国和美国的产业革命。其之所以发生于英国和美国而不发生于欧洲大陆，也不在中国，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在产业革命发生之时，美国和英国已经有了相对的完善的土地私有制，有了法律对私有土地的强有力的保护。这正是最不同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以及中国的地方。与此相似，所有战后成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都经历过一个相同的体制改革：土地改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另一方面法律充分承认和保护农民以及全体公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如同早期英美的发展，土地私有制不仅奠定了这些经济体内人民的平等、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奠定了政治体制向民主化健康发展的基石。苗实：当下中国的情况，就是广大农民兄弟消费水平低下，以致于整个消费难以提高。所以，实现土地私有化，赋予农民以财产性收入，就会极大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304.赵晓：ZF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平衡，在物价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平衡。要使得老百姓达到福利最大化，而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花钱时少花两块钱，不惜代价把经济搞下来，弄得老百姓工作都没有了，这是要综合评判的。

苗实：这个争论已经很久了，在就业派和通胀派之间。反正，就业保证了，或低通胀保证了，都是好事情。但是现实是，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两全是不可能。所以，就分成两派，争论不休。

305.赵晓：全国人民要卖地只能卖给ZF，全国人民要买地只能从ZF那儿购买；ZF事实上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商，就像一个人穿衣服一样，上身穿得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一定要穿裤子，这个是最关键的。对于一个市场来说也是，它的产权基础是最关键的。而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其实没有它的现代产权制度，土地制度就没有合理化。所以我一直讲，所谓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事实上不存在，或者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个没有穿裤子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土地现代产权制度基础，所以中国房地产里面就出现了一大堆问题。ZF——特别是通过土地的紧张——人为制造饥饿效应，把地价抬得很高，它想抬多高就抬多高。北京我不卖地，那不就贵了吗？ZF跟商人的行为没有两样，所以谁真正把房价抬高的？不是开发商；第一是地方ZF，可以捏着地，制造土地的饥饿效应；第二就是中央ZF，中央ZF放那么多货币，制造出大量流动性的需求。所以到底是谁流着不道德的血液？我想中国的商人肯定流着不道德的血液，不可否认；但是中国流着最不道德血液的一定是中国官员，在房地产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

苗实：这个探讨很到位，而政府在房地产这个所谓市场的背后翻云覆雨，恰恰被忽视了，以致于不明真相的民众极力谴责开发商。所以，许成钢教授一再地强调土地私有化，我表示认同。毕竟，政府是服务性的机构，而不是生产性企业，逐利是企业行为，政府不是企业，应该在维持市场正常秩序上做好文章。

306.左小蕾：首先，在国际油价不断上涨的过程中，汇率升值对用本币表示的油价仍然是上升的，只不过在上升幅度上有边际影响。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若每桶油价90美元， 1美元兑6.50人民币，则进口一桶原油用人民币计价为585元。油价在一个月内(2011年1月至2月)上涨至105美元超过16.6%。如果不升值，进口原油的人民币价格为682.5元，上升97.5元，人民币油价上升与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一样超过16.6%。若两个月内汇率升值1:6.4，升值1.5%，油价上升后的人民币价格为672元，比90美元油价时的人民币价格上涨87元，上涨幅度14.9%%，比不升值时的上涨幅度下降1.7%，去掉计算误差，与升值幅度基本一致。从上面的例子可见，第一，国际油价每桶上升到100美元，若升值幅度小于油价上升幅度，不论升值与否，人民币油价都上升。国内油价调整机制根据国际油价22天的均价上调，只要国际油价上升，对国内成本拉动通胀仍呈上升压力。第二，只有升值幅度与油价上涨幅度完全一致，才能保证人民币油价不变，只有升值幅度超过国际油价上升幅度，人民币油价才能下降。也就是说，当国际油价在两个月内上升16.6%，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6.6%，人民币油价就可以保持不变，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16.6，人民币油价才会下降。只是，人民币可能在两个月内升值超过16.6%吗？地域政治加剧了油价上涨的形势，今年的所谓“预期”已超过2008年最高油价水平了，如果油价“如期”上涨，今年油价或许还要上升43%，人民币能再升值43%吗？如果回答是no，那升值对控制通胀的边际影响，在国际油价可能飙升的形势下，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三，升值不改变外汇购买力下降的实情。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国际油价从每桶90美元上升到105美元时，我们支付单位石油的美元实实在在多支付了15美元，美元购买力下降了16.6%是不争的事实。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只是人民币标价的变化。如果说有点实际意义，也就是中石化等公司在以人民币计算进口石油原料成本时账面上减少亏损而已。而国际油价上升给外汇购买力带来的损失是确确实实的。实际上，汇率升值对进口商品价格只有边际上的作用，而且只是在美元兑换人民币后用本币表示价格时才会发生，不改变美元外汇购买力下降的事实。在人民币升值不可能与油价上涨同步的情况下，这种心理价格颇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从根本上捋清思路，升值控制通胀有点阿Q精神。更重要的是，本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下降，对经济恢复和增长可能都会有负面作用，这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宁可加息，也不愿让本币升值的原因之一。

苗实：治理通胀，加息和升值可能都有作用，从经济学层面讲。至于谁更好，各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也会造成差别。譬如，中国利率和汇率都存在管制，情况恐怕要复杂得多。

307.易纲：“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当前中国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键。我们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经济杠杆为主、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为主。力争今年内需扩大一点，对外需依赖减少一点；工资和社保提高一点；环保和节能减排要求严格一点；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推进一点；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管制放松一点；汇率弹性增加一点；物价长一点；顺差缩小一点。整个结果会使中国的增长速度略微地放慢一点，增长质量相应地提高一点。这么多“一点”，如同一副包含了诸多元素的中药。根据多年来的改革经验，与激进的措施相比，什么都做“一点”的中药，效果更好。

苗实：从这个发言看，经济领域错综复杂的程度可见一斑。所以，经济学家的工作不好做，甚至有不少问题进去了出不来，更不要说什么“入则湛然清明，出则日理万机”了。

308.陶冬：2010年11月3日，联储推出了QE2，伯南克也知道QE2对于制造美国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影响有限。但是他希望做的事情是，通过大量的增发美元货币，使得美元的汇率贬值，这样可以对带动美国的出口，可以吸引海外资金进入美元资产，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额外的增长动力。这是伯南克的如意算盘，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的前提，却是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增长动力为主的，那么其他的国家就不干了，日本、亚洲和其他的国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量化宽松和行政手段，但是最具创意的是欧洲，伯南克希望的是当他宣布量化宽松的时候，美元往下蹲一蹲，那么他就比别人矮出一节了，美元就会贬值。但是11月3日美国真的宣布量化宽松QE2真正开始的时候，伯南克往下一蹲，结果其他人全趴下来了，他一看，他是最高的。

苗实：货币的绳子，如果拉紧，很可能就立竿见影。而放松，未必就立马有作用，尤其沉了底的经济体。这不，眼看都已经QE3了，美国还是疲乏无力。

309.陶冬：当然欧元危机长期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欧元是一个历史的怪胎。16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但是不同的财政政策，就像把16个人腿全部绑在一起，让他们往前跑，不摔跟头，这才叫奇迹。美国出了事情，美国的联邦ZF和美国地方ZF之间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美国的联邦ZF和投资银行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但是，欧洲、德国与希腊的关系，是邻居的关系，邻居家了着火了，你给他送水、送毛毯，这是道义上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邻居今后十年每天都在你们家吃饭，每天晚上都在你的床边上打呼噜，这个就是德国今后十年需要面临的问题。德国有一副漫画，一只老牛在吭哧吭哧拉车，老牛的肚子上写着“德国”，挥汗如雨的拉车，但是车上坐着一群猪，这个就是欧元利益错位的最好的写照。这也就是长远来讲欧元势必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挑战，但是这个不是今年或者明年的问题，欧元贬值对于德国是一个好的危机，因为德国的银行体系是健全的，德国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欧元这么一闹，德国出口定单就上去了。也许欧洲在金融市场上面，在欧元上面可能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震撼，但是在实体经济上面没有办法带来震撼，真个欧猪国家加在一起，不过仅相当于德国生产的60%。

苗实：兄弟们各搅各的勺把，往往相安无事。但是，要真地合起来在一个锅里吃饭，问题就复杂多了。

310.陶冬：每隔四、五年中国经济会有一次自上而下的、政策主导的结构性转变，我把它叫成“危险的一跳”。1980年的农村改革，1988年的价格改革，1992年的经济特区，1999年的国企改制，2002年的WTO和今天的工资改革，在我看来都是危险的一跳。这一跳如果成功了，中国的经济就出现了一个好的转型，经济上到一个新的台阶，又为我们制造出了一个繁荣的四、五年。中国是幸运的，到目前为止，多数危险的一跳都成功了。

苗实：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要实施，结果如何，十年后可能才能说清楚。不过，当下我并不看好，因为城镇化需要财政大力支持，而减税就不可能，再加上经济大环境不好，企业压力不小，那么老百姓收入普遍真正上台阶就相当艰难。

311.陶冬：到2017年，我们预计中国会面临1700万人口的劳工短缺。这个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具有8亿劳动人口的中国来讲，这个数字是大的，但还不至于震撼性的。但是把这个放到全球的视野来看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观感。1760万劳工短缺，相当于美国整个劳工市场的11%；相当于日本劳工市场的25%；相当于德国劳工市场的41%。刘易斯拐点，是中国经济今后十年最大的拐点；刘易斯拐点，是今后十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几个故事中间的一个。无论你是买股票的，还是做债券的；无论你是企业家，还是小消费者；无论你身居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个刘易斯拐点对你都会有非常深重的影响。

苗实：当下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已经跨越了刘易斯拐点，那绝对是个相当大的考验。第一，国际大环境不理想，外需已经大不如前；第二，改革出现严重疲劳症，效率提高和创新驱动都有非常大的难度；第三，无论是转方式，还是调结构，政府已经喊破了嗓子，而市场却迟迟未能做出样子。

312.许小年：经济学家(Economist)就是一职业，谋生的手段，和医生、科学家、艺术家一样，不必赋予这职业太多的社会含义。论社会功能，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重要性远在经济学家之上，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充分发挥影响力，才使经济界的"竖子成名"。别把经济学家当回事，经济学家也别把自己当回事。

苗实：这个评论，我赞成。毕竟，经济学家就是整个社会分工网络中的某一个平凡的点，既不高贵，也不低贱。说白了，就是以经济研究来端个饭碗，如同农民一辈子务农一样，经济学家就是一辈子从事经济研究，而经济研究就是各种社会行当中的一种而已。至于说贡献，无论谁在某个行当辛苦了一辈子，客观上当然功不可没，即便有人贬低或无视。那么这样一来，就更没有必要随便否定某个经济学家个人的贡献了。

313.吴稼祥：有个误解，说改革就是顶层设计。其实，顶层设计是反改革的代名词。改革就是不设计，让社会自组织，自试验，自化生。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一样是顶层设计出来的，从小岗村死亡协定，到城市承包经营，都是底层求生，挣扎出来，被ZF认可而已。因此，改革，就是培养而不是绞杀社会活力。

苗实：其实，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都重要，而且结合好了，相得益彰。试想，顶层一点准备没有，基层即便有创新，有时候可能就胎死腹中了。

314.苗实：【一】在2012年-2022年，我们的规划是建立“四维求是经济研究中心”。而“四维”，是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四个系统，其理论根据源于经济学家苗实的“大小经济学”这个提法。至于“求是”，无他，即实事求是之意也。

315.苗实：【二】如果前一步工作顺利的话，我们争取在2022年-2032年这十年期间规划建立“四维求是研究院”，即紧紧围绕“经济研究”这个核心，下设国际经济.国家政策.区域规划和企业发展等四个中心。从今天起，欢迎有志于此的同仁加盟，共谋大计。当然，即便是没有机会直接参与的朋友，仍然有心建言献策的话，也可以站内信mingjingfeitai（即苗实）先生。最后，请记住我们的宗旨是“四维求是自利利他，民间智库自强强他”。

316.席酉民：稳定是相对的，唯有健康发展的机制或免疫体系的建设才是根本。稳定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发展一定是不断破坏旧的平衡，创造新的秩序。稳定并不等于健康，具有免疫体系(识别系统+调节系统+监视系统)的不稳(发展)才是健康，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的不是稳定而是健康，是我们社会免疫体系的重建和加强。

苗实：稳定，应该是健康的，而不应该是病态的，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而基于这个原则，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应该并重，不能简单地为了稳定而牺牲改革发展。当然，理论虽是如此，而现实中往往又会有侧重点。

317.席酉民：何谓健康发展？这个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说的概念并无清晰的定义或界定。但若从发展的本意和有机体机理的类比来说，健康发展至少包括：可持续性、形成了自我保护和自动纠错的机制。换句话说，健康发展并不是不受病毒等环境因素的干扰，并不等于只能处于风平浪静的稳定和友好环境中，而是能够抵御病毒侵袭、排除干扰，甚至利用或转化有关影响因素，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参照有机体的运行规律，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形成具有自我纠错和保护的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免疫系统是肌体保护自身的防御性结构，广布全身，错综复杂，特别是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在肌体内不断地产生、循环和更新。免疫系统具有高度的辨别力，能精确识别自己和非己物质，以维持肌体的相对稳定性。同时还能接受、传递、扩大、储存和记忆有关免疫的信息，针对免疫信息发生正和负的应答并不断调整其应答性。免疫系统功能的失调对肌体极为不利：识别能力异常容易导致过敏现象和反复感染；自我稳定能力异常，会引发自身免疫疾病；免疫监视功能降低，会使肿瘤有可乘之机。由此可见，免疫系统对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苗实：在这里，我特别看重自动纠错的机制。譬如，企业家天然拥有投资经营权，而政府却不能有，原因就在于企业家是市场竞争的真正主体，而且自身内含有自动纠错机制。所以，我反对政府大搞建设，支持市场全力发挥作用。

318.WS：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迅速扩张，基础货币增加了5.6万亿，M2存量则净增了25.06万亿，导致2010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广义货币之所以迅速扩张，主要原因是在ZF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促动下商业银行信贷急遽膨胀的直接结果，而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只是次要原因。由于过去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为各级地方ZF铁(路)、公(路)、基(建)投资所推动的，因而20多万亿的银行信贷也大部分流向了国有部门和地方ZF融资平台，从这个研究视角，我们发现，2010年以来的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决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宏观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ZF体制和基本制度安排问题。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这次通货膨胀，既非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那种成本推动型的，也非需求拉动型的，而是ZF推动的投资扩张所引致的“信贷膨胀溢出型的通货膨胀”。从这一研究视角也可以预见到，控制不了各级ZF的基建和其他项目投资的冲动，就很难控制银行信贷。即使未来央行通过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加息来部分控制贷款规模，各级地方ZF和国有部门在ZF发动的基建扩张的宏观政策推动下仍可以通过发城投债等其他渠道进行投资项目融资，广义货币存量继续膨胀就或将是不可控的。如果广义货币存量继续攀高，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只会继续增强，而不会减弱。

苗实：这就是中国的悲哀，政府成了企业，官员成了企业家，而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什么叫越俎代庖？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越俎代庖，如果中国有什么奇迹的话，这就是最大的奇迹。更进一步说，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什么转方式与调结构，什么效率驱动与创新驱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古人云，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说实在话，我们的决策层应该去好好反省了。

319.连平：“不可能三角”理论证明，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三项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在经济对外开放度越来越大、外汇管制有效性相应下降的情况下，保持汇率稳定即意味着要承受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压力，同时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近年来累积的资本流入规模巨大(外汇占款20万亿)、货币政策工具运作空间越来越窄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汇率稳定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承受的风险越来越大，政策运作模式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小。

苗实：尽管现在由于外需的疲软，这个问题并不突出了。但是，病根还在，条件如果变化了，可能旧病又会发作。所以，市场化改革，不可回避，迟早要走，不如早走。

320.连平：如果以战略的眼光，从更长远的经济运行格局中来观察，当前人民币阶段性较大幅度升值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日本当年的教训路人皆知。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资本大量流入、资产价格泡沫与本币大幅升值三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日本经济最终在凯歌高奏中突然逆转。事实上，上述三者之间的同向性和同步性是有内在逻辑的，绝非偶然。这种危机模式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曾被“复制”过。本世纪以来，有很多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酝酿这一过程，只是由于我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管理较为谨慎、汇率管理的自主性较强以及经济体的体量和回旋余地稍大，这一过程尚未走到最后阶段。然而，内部泡沫的进一步积累，人民币快步走出国门、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放松管制步伐的加快，似乎又在为这最后的阶段做着某种铺垫。因此，我认为当前需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积极运用有限的政策工具，主动地改变上述运行趋势，努力瓦解资本大量流入、资产价格泡沫和本币大幅升值三者同向性和同步性的发展。

苗实：这个情况很危险，一旦泡沫破裂，整个经济体就会陷入沟壑之中。尤其我们还是汇率管制，反应迟钝。所以，如果市场化一时难以发力，主动挤泡沫的工作就必须抓紧。

321.苗实：当我们进入某个专业领域以后，无论是研读书本上的知识，还是研读书本外的知识，目的无非就是一个：确立常识。即通过长期艰苦努力一旦把这个常识确立起来，就等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参考系，而后有价值的判断便由此而生。

322.苗实：当有人问及我的职业时，真的让我非常难堪。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说是学者吧，自己本来学问就欠缺，尽管三十多年来学得相当痴心，甚至中途遇到过生命危险。最后一想，学者其实也是担当，魄力最为重要。

323.苗实：既然如此，那么自己也就是学者了，这还没完。尤其是文化底子薄的人会接着问，究竟具体是什么职业？我硬着头皮回答说自己是凭搞经济研究混饭吃的经济学家。话说白了，我一个经济研究人员，难道说自己是医生或教师吗？

324.苗实：说到经济学家，有人抬得很高，除非是超人，一般人根本达不到，如邹恒甫所言。而又有人说经济学家如同医生一样，是个职业，没必要当回事，就是经济学家自己也别把自己当回事，许小年如此说。我看，就是经济研究人员。

325.苗实：我的一点认识是，千万别把经济学家供上神坛，而要彻底明白：经济学家就是经济研究人员，而且这个职业就跟医生教师一样。至于说个人成就，就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所以，我坚定支持自己勇敢站出来，就经济学家了。

326.苗实：说自己是经济学家，我多少还是有一点底气。也就是说，自己的理论，好也罢，坏也罢，总算有几点创见。至于个人作品，水平高也罢，水平低也罢，也有那么几部。所以，趁着现在年富力强，索性就挑起了经济学家这个担子。

327.苗实：要我看，学者.经济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这三个貌似不同的身份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如果没有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即不吃经济研究这碗饭，一般人不会无缘无故说自己是学者或经济研究人员或经济学家，除非是骗子。

328.苗实：从我内心讲，有五年左右经济研究经历的人可以成为经济研究人员，有十年左右经济研究经历的人可以成为学者，有二十年左右经济研究经历的人可以成为经济学家，有三十年左右的经济研究经历的人可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329.苗实：按照前面我讲的那个年限划分的标准，我本人经济研究的经历粗算有十六年了，可以说已经超过学者，而比较接近经济学家。不过说实话，我学问尚且肤浅，的确是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尽管自身有相当的勇气，即不怕风险困难。

330.苗实：真正做学问，不但内心深处要耐得住寂寞，而且现实生活要守得住清贫。除此之外，还必须要下得了“滴水穿石”的苦功夫，并且乐此不疲，无怨无悔。试问，这样的人存在吗？肯定有，而且一定是奇才巨才，当然属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