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党组织的使命、职责与高校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国有高等职业院校为例
柴福洪
【摘 要】中国大陆的国有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么重要的制度实施近20年来，没有任何机构与研究者公开对其工作效果进行过客观的评估与评说。因作者正在做“高职院校管理研究”课题（省级），不得不从高校党委这个核心管理组织研究开始，其风险性超出了一般敏感领域。在科研无禁区的驱使下，本文从《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谈起，提出高校党委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办学使命；高校党政应该一个管传道、一个管授业；高校党组织治校理念与能力必须现代化三个观点。
【关键词】高校党委 怠惰使命 天职传道 上善若水
中共中央1996年3月18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10年修订过一次），共九章三十六条5590个字，其中第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由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法源。通读全文，只谈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如何实施和运用，却没有规定高校党组织在高校要结合高等教育工作实际，要做什么具体的教育工作，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一大缺限。
任何领导者，都必须做具体的工作，在工作中反映、体现、渗透出自己的工作特色，才能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可是，高校党委在领导权层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但在办学与教书育人方面，尤其是育人方面的工作做得很笨拙。除1998年6月22日，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党组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基本标准》和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5号文件)，重新调整了思政课外，再没有其他关于育人的举措。
在高校教学实践中，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并不太好。实事求是地讲，思政课在高校的育人作用与提高大学生素质方面效果也不十分理想。
一、党对高校的领导，没有完成已明确的使命
之所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要由党组织来领导，并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要全面夺取高等教育领导权，而是要把握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为育人服务。如《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它是为了：“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这段话有四层含义，即：办好中国特色大学；办好社会主义大学；高教事业科学发展；为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第一， 办好中国特色大学。特色即独有，学校特色是学校独有的一种文化，是对育人
方向的引领，而不是潮流的追随。然而近20年，中国高校从量上考察，的确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中国的高校是千篇一律，千校一面。所有的本科高校都号称努力办“一流本科”，国内名校都想成为“世界名校”，专科升本科，申请到硕士点，还想办博士点，都想成为研究型的“北大”、“清华”，没一所高校坚守自己独有的办学理念，独有的人才培养特色。追潮流有余，育人努力不足。这个责任，除教育部搞“高校大跃进”外，没办出特色的主要责任应由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来负，这个领导责任是推卸不了的。
第二，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可以宏观一点，但什么样的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这样的具体问题，《条例》没有定义，教育部也没有探讨，基层党组织更不考虑这样的事情，而且《条例》说要“办好”。没有定义和标准的社会主义大学，如何办好？《条例》的举张必然落空，估计全国所有的高校党组织，都不敢认定是自己办的是社会主义好大学。
第三、高教事业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高教事业科学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应从哪些方面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全国高教发展战略层面，从省级落实高教发展战略层面，从高校基层领导具体工作层面，都没有凸显出具体的落实和有力的科学发展举措。发展有量的发展、质的发展，如何兼顾质与量的关系？这些大的方针政策层面的问题，高校党政高层没有一个令人信服与满意的回答。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的高教事业是不是科学发展的？不科学的方面有哪些？没有认真反思。教育部和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都没有100%对党负好责，科学办好高教事业。
第四、为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这三个“保证”是以科学发展为前提。思想领导，即党通过对广大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引导高校走社会主义道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针和政治路线的领导；组织领导，主要通过推荐党的优秀人才担任高校机关和教学单位的领导来实现。
如果高校没有实现科学发展，“三个保证”（即三项领导）就没有意义，三项领导工作做得再好，是为高校非科学发展在出力。我们既不能低估高校基层党组织在高校扩招过程中起到的稳定作用，也不能不看到高校基层党组织在高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高校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重量轻质，重稳轻活，重科研“GDP”，轻教学，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等。
总之，高校党委在领导高教事业上，没有实现专业化，只做通常的“三项领导”工作，并把高校当作普通单位来领导，把高级知识份子和大学生当做普通老百姓来指挥，有的高校主要党的领导人，对教育基本就是外行，很少有教育家的素质，直接导致贯彻落实《条例》不力。在办学特色、突显社会主义性质、科学发展三个方面，基本上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神圣使命。
二、传道与授业，是高校党政分工的较好框架
从高校育人层面看，党对高校的领导只停留在思政课一个方面，辅导员的工作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事务上，自己不明白自己的职责，还老是要求把辅导员、班主任视同教师系列看待，要求评职称等。其实，这是党在高校没有把育人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的结果，在人员配备上降低要求带来的现象。辅导员、班主任本来就是教师的组成部分，是育人教师，是素质教师。目前高校教务系统的教师是文化知识教师，技术技能教师。一个传道，一个授业。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他说，古人说“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职责第一位的就应该是“传道”。 从字面解释“传道、授业、解惑”就是传播道理，教授课业、技能和解答疑惑。出自唐代韩愈《师说》“古人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传播道理，传授学业、技能，解疑答难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道”是育人的首要。“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表示“终极真理”。道，不仅为哲学流派道家、儒家等所重视，也被宗教流派道教等所使用。 《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意思是阴阳的交合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道，用现代汉语最准确的表达，即真理。如客观运动规律和轨迹，运动定律就是道。道理、事理、原理、公理、道德、正义都为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道”，实际上就是要求教师要培养有文化、懂事理、求真务实、有公德、讲道德、高素质的人。
爱因斯坦曾发出呼吁，认为仅仅靠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得人类获得快乐而又有尊严地生活。虽然通过专业教育可以使他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不能造就和谐的人格。纯粹的专业知识学习，并不能够保证真正能够学好专业，有时反而会扼杀学生的文化生活和专业精神基础。虽然专业知识必须学习，但对大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悟道”。悟道，是素质教育内化的前提。
有道之人的优秀品质外化，即为素质。素质是指一个人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品格、气质、修养、风度等综合特征。大学生的基本素质涉及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许多方面，每个方面又都具有丰富的内涵。
素质教育，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影响。知识技能教育可以是灌输，可以检测，可以外化、物化。但传道只能是学生主动行为，靠自悟才能明确，靠生活环境与大众价值观的优化，长期养成习惯才能内化。检测难度大，虚假与隐藏程度高，能外化难物化。所以，素质教育不可能硬性灌输，只能是环境影响、文化熏陶，教师诱导与引导。
高校的素质教育主要抓手是大学文化环境下的高品质价值观熏陶，它只能是学生的思想行为因长期接触高校的人和事，而受到好的影响，被这种思想、品行、习惯所濡染而渐趋同化的过程。素质教育的难度比知识技能教育的难度要大，所以高校的文化与环境，应该得到全社会的保护，是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高校党委应用挺身而出，承担起这项工作任务，改变现在的高校只重“授业”，轻视“传道”的残缺型教育模式。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高校党委要从“三项领导”的事务中走出来，深入研究“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渗入学生的大脑？如何与摆脱现在功利化的教育环境？如何把思政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如何把中华民族、儒家优秀思想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如何把学生在学校生活期间的时间与空间，全部利用起来？把习惯了的政治说教和空泛的道德规范落实在生活中，甚至可以仿效宗教仪式某些合理的因素，把核心价值观、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人的高贵品质生活化、习惯化，进而以此影响人、诱导人、熏陶人。唐朝的中国人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可现在的中国人让世人都看不起，富一点说我们是土豪、暴发户，说穿了，就是瞧不起当今中国人的人格与品质。
台湾作家白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说的是真话、大实话，21世纪的大学生必须驱除当代中国人的劣根性，复兴中国人的优良品质，这个责任是教育的责任，高等教育必须首先、主动承担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组织天然的职责。传道与授业，是高校党政分工的较好框架，高校党组织承担传道的责任，负责“成人”教育；高校行政组织承担授业的责任，负责“成材”教育，一个测重课堂，一个测重校园，二者都为学生成长进步服务、解惑。
三、要推进高校党组织治校理念与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也是党在高校的改革总目标，即推进高校党组织治校理念、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1、高校党组织治校理念现代化。目前的高校党组织，没有思念，就是管事与管人、选干部，且而，事实上与教育行政工作交叉重迭的事务很多，形成党的书记是高校“一把手”，校长是“二把手”的现实局面，还要“二把手”负全责，出现有权的不管具体事，管具体事的没权，大事都要经过党委讨论通过。而党管高校也用区域行政管理的那一套办法，把高校管理得如“文革”时期修水利工程一样，高校党委就是水利工程指挥部，大干、蛮干、快干，基本上不讲教育规律，不谈教育科学。用人上，谁听话、好用，谁就上，不管学历、学识、专业、品质。这在省属以下高校是普遍现象，尤其是高职院校和扩招后新成立、新组建、新升格的高校表现更为突出，这才是高校目前的病症所在。
反对高校行政化，不是反行政，而反的哪个“化”字。高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同样有行政，但不是高校的主体，高校的主体是教育学术、教学学术、专业学术、行业学术、技术学术、科研学术等等，高校行政只是这些学术问题的附属品，为学术服务，不能用行政办法解决高校所有的事情，要专业至上。而且，更不能把反行政化延伸到高校的行政级别问题上去，高校的行政级别是高校的社会地位的标志，是与党政等权威机关对话的基础，去掉高校的行政级别，那是打压高校，不是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层制不可能取消，高校就必须有行政级别，否则，高校只有改了国籍后才能取消。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关键是要尊重教育规律，办教育要有教育之道的人来办、来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焦裕禄是全国模范县委书记，但决不可能管理好一所大学，教育家可以行政，“行政家”决不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为教育家的。中共建党93年了，建国65年了，改革开放也有35年了，应该开始成熟了，可至今，学校这么专业的学术机构还不能实现领导专业化，这是说不过去的，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日本把“专业”上升到“主义”的高度，中国没有理由不走向“从专业自觉到理论重构”的成熟阶段。现实条件决定：中国暂时可以允许“光膀子”农民工当工人，但再也不能允许“泥腿子”当“校长”了。
我们的高校高校党委成员中，大部分情况是除对党的忠诚意识之外，一般没有教育事业特有观念，没有独到的教育思想，没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高教意识，更没有知识份子批评政府、敢于向上级提意见的意识，只有适应上级，顺从上级的意识，甚至随时准备着把领导拉下水，搞不正当事情，春节前集体决定向教育主管机关领导行贿是公开的。其中有些人人生观、价值观本身就有问题，大量政治投机者挤入了高校领导岗位。他们是用金钱等不耻行为开路，沟通感情，铺就个人上升通道，走人生进步的捷径。这种劣质官场意识下选拔的干部是管不好大学的。
高校党委成员（含校长），尤其是事实上是“真校长”的党委书记，首先要有思想，有对教育的独立见解，有本类本校的教育理念与信念；其次要有实践，高校党委成员应该是有思想的教育实践家，是跨学科、跨行业的实践家；还要不断创新，富有改革精神，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看到新形势，新机遇，采取新方法，建立新机制；高校党委成员的伟大人格就应像陶行知一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高校党组织治校理念现代化的基础是党委成员的治校理念现代化。现代化的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现在进入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95后”，这一代人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的时间段，他们没有缺吃少穿的经历，遇上供电、自来水和家用电器、电讯产品普及年代，接触的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事例，尤其是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生活必须品，空调、衣服和有肉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还有大量学生有农村“留守儿童”的经历，情感上的缺限不可避免。他们心中没有“高大上”的崇拜偶像，有的只是歌、影、视、体育名星人物，没有基本信仰与追求，只知道考上一类大学，拿到硕士、博士文凭就能找个好工作，就会有高收入，就能享受人生。适应这样的教育对象的高教理论、指导思想、方法，就是理念现代化。
2、高校党与行政治校体系现代化。高校党与行政的关系在实践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有一条“大事党委都要管”。什么事是大事？哪类性质的事再小党委必须管？哪类性质的事再大党委也不必管？说实话，《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粗略的规定是不科学的。虽然《条例》中列举了党委必须管的事情在实践上往往没有管好，而没有列举的事情反而真在管。高等教育这么一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培养的重大机构，党中央出台一个不足5600字的规范是远远不够的。高校，麻雀虽小，肝胆具全，是一个小型特殊亚社会，需要国家巨大的财政投入，投入的是社会精锐资源，而且需要高品质的人来管理。这三点，条例起草者没有足够的认识，带来的后果是今天全民对高等教育的诟病。
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事实上，《条例》丢掉了培养“上善若水、经世致用”的人才本质，只保证了“不培养反对自己的人”，虽有一定的意义，但没有系统思维。要消除《条例》的缺憾，对条例需要进行修改，在保留“不培养反对自己的人”这一合理因素下，立足高校要全力培养“上善若水、经世致用”的人才。设计出比《条例》更合理、更适合高校实际需要的治理体系与架构，强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性。
这个更合理、更适合的体系与架构只能从高校中来，中组部和教育部应派联合专门调查组，深入高校与师生同吃、同住、同上课、同一食堂就餐，同一操场运动一个月以上，与高校老领导、老教授、现任教师和学生交心谈心，做老师的朋友，做学生的知心人。从人才分类培养，高教分类发展，党委行政分工合作三个方面入手，分类分层规范，把《条例》的内容由不足5600字扩大到56万字，力争高校宏观、中观、微观管理三个层面的管理体系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的含量义是适人、适事、适情、适校、适生、适操作。
3、高校党组织治校能力现代化。治校能力现代化是指管理高校的人的现代化。目前，在普本高校里，对文凭的要求非常高，教师必须是博士毕业，辅导员也必须是硕士毕业，大方向是对的，但太重文凭了，在这样的理念下，华罗庚做不成大学教授，爱迪生也成不了发明家，还是要以专业素养为重，人品与职业变革精神为上。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不久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评：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时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他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耶鲁大学前校长对中国高教“笑话”的批评，出发点应该说没有什么个人功利因素，他是在履行一个世界知名教育家的正义，按他的标准，新中国的确没有一个够格被称之为教育家的人。但我们自己也不能把自己也看得一钱不值。出身于教育部高教司长的中南大学张尧学校长，经过近3年的改革实践，中南大学的变化是：学生喜欢学校，青年教师安心科研，知名教授回归讲台，教授治校成为常态，国家科技奖数量跃居全国第五，行政成本大幅降低。
中南大学的改革实践，如果推动者不是高教司长出身，对高教确有个人独到的见解与想法，一般校长是不会想到干、不能干、不敢干、也干不成的。他不仅闯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一条新路，也给传统的办学理念带来了冲击。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改革张尧学自己这一群人，只改革被他们领导的教师。中国大学要科学发展，首先要改革的是“张尧学们”。如果中国大学校长个个是张尧学式的人物，经10年8年努力，一定会涌现一大批新的教育家，一定会重现民国时期灿若星海的教育家队伍。
中国的教育家可以是校长，也可以是书记，更重要的是书记而不是校长，因为书记才是真正的“校长”，现在的校长是“副书记”。中国大学的书记、校长、党委成员都成为教育专业的学者、研究者、实践者，且不以官阶自慰，而以教育学者自居，首要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品质与人格，治校能力就一定会提高，一定会现代化，高校也自然能现代化，培养的人才起码是亚洲一流。
2014年9月14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mail ：[email protected].
联系方式：QQ：303272660 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 邮编：43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