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1985年起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至1999年卸任台长，是央视掌门时间最长的领导者之一。他在任期间，连续四年依次推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四大栏目，组成以此为主阵容的新闻评论方阵。他还主持开创早间时段新闻栏目，创办午间新闻、晚间新闻，新闻总量大幅增加，形态也明显多样化。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新闻界，尤其电视新闻界，无论是舆论监督的示范性，还是新闻语态的专业化，这一系列举措都具有鲜明的革新价值。

杨伟光是以怎样独到的品格与能力开创了央视曾经的辉煌岁月？“做事”与“做官”的侧重取向，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选项。而杨伟光的选择，是做事，做大事。

如此密集的新闻改革拓展，是一件增风险、添难题的事情。几个舆论监督栏目的出台，让央视与各地方党政系统的关系复杂化。过去大家已习惯于正面报道莺歌燕舞，上下皆大欢喜；现在搞舆论监督，就难免得罪人，时间一长，甚至难免招来各种明枪暗箭。按常理，如果把升官看得重，就没必要招惹这些麻烦，因为搞点娱乐，收视率也不低，广告收入也不差，何苦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圈子里碰撞为难？这就显出杨伟光的难得和杰出。后来的经历也证明，没有主要领导的坚持，舆论监督很难持续有力。

杨伟光首先是一个事业家，而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他懂政治，对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有深入思考，而且善于主动驾驭媒体与政治关系。他行为处事不是首先考虑保“乌纱帽”，而是如何利用台长这个平台，把事业的效力最大化。我在与杨伟光的交往中，极少听到他谈“官经”，倒是听他讲了不少利用权力冲破阻挠的故事，比如排除某些人的观念障碍，推动电影频道的开播等等。

20世纪90年代初，央视规模还不大，体制陈旧，要取得较大的发展，就必须创新。比如用人制度，由于一系列新栏目、新频道开播，央视原来的正式职工编制模式与新目标不配套。杨伟光及时出台了全新的人才聘用制，一时间，作为改革试点的新闻评论部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多家媒体的新闻人才。最具活力的人才涌入汇合，加上财务管理的权力下放，多劳多得、按劳取酬，这些全新的机制，几乎必然促成一个激情飞扬的传媒亮点。

来自广东的杨伟光在传媒产业方面的能力天然敏锐。任台长期间，央视广告数十倍增长，此时他成功推动将中央财政拨款改为央视经营与发展经费自我包干，为央视大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保证。在项目经营上，他一直坚持“优质优价”，认为只有做精品才可能获得更好的商业回报，形成良性循环。

上世纪80年代末，央视筹备拍摄《三国演义》，制片人说要每集投资80万元，在当时几万元一集剧的时代，这肯定是天价了。杨伟光听过汇报后，决策增加至每集投入100万元，要求必须做成一流精品。一部剧投资8000多万元，在当时闻所未闻。但它仅在央视首播一次的特约播映广告收入就达到1.6亿元，以后多次播出、发行加上海外市场，收入就更多了。

杨伟光说得较多的另一句话，是“违法违纪的事情不做”。在央视这个庞大的名利场中，作为掌门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最终能给自己画上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他做到了。

杨伟光的刻苦耐劳和坚韧不拔，源于成长过程中的磨砺。他1935年出身于广东梅州的普通农家，父亲下南洋打工病逝海外时，他还是一个幼童，此后在母亲艰难拉扯下长大。后来他以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赴京时，叔叔资助了他30元钱，买了棉衣裤和被子后，就没钱买褥子了。无奈之下，他跑到北大附近的村庄里，找农民要了一些柴草铺床。四年大学里他从未回家，因为没钱买车票。这些艰难困苦中奋发成长的经历，造就了他重要的性格特征。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作为《河殇》编导被审查期间，杨伟光却主动问候我。之后五年我下农村采访拍摄纪录片。当我想回到业务前沿却心怀疑问时，他听闻立即表示：“夏骏早该回来。”随后，我参加创办《新闻调查》，后任制片人，再后来参加执导《改革开放20年》等等，都是在杨伟光任台长时期。

他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是一个不再掌权的老人，我也已是体制外的自由人，所以彼此的交流了无障碍。回想起来，我听他谈业务、谈历史、谈经验方法不下数十次，有时飞机误点，在候机厅一聊就是两小时。交流过程中，他从未表现出一种长辈的、上级的、权威的架势，而是始终处在一种极其平等、和蔼、开放的状态。

2014年9月20日，杨伟光因病去世，享年79岁。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值得尊重和信赖的长辈、领导和老师。更难得的是，这些年在与他合作业务的过程中，他分析、决策时的思路方法，给我太多启示和教益，我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