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反思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

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听起来似很有道理，深获中国知识分子人之心，流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而且至今没有被遗忘的迹象。这句名言，就是几乎每个读书人都铭记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们不仅高度认同这句名言，而且还常当作批评他人的武器。

在中国，对玄学、主义、思想和理论轻视，对问题、实际和实践重视由来已久，甚至上升到了“清谈误国”的高度。红色延安学风所提倡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也特别反对空谈主义，主张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

不过，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以主义为标签的意识形态，但是，在今天的公共事务领域，无一问题不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无一问题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进而言之，可以说，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没有自由主义的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等观念，就没有拆迁问题;没有自由主义主张的参政议政权，就没有财产公开的问题;没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没有自由主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不是问题;婚姻包办，男子纳妾，女子裹脚，婚内暴力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主义深入人心之后，上述现象都成了问题。

同样一个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方案是回到正统社会主义;自由派认为现在的腐败是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的，方案是宪政民主，解除党禁报禁，实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依据不同的主义，对甚至同一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也是大相庭径的。

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先生是怎么做的。

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问题上，胡适本人恰恰谈的全是“主义”，没有多谈“问题”。他并没有在哪个社会政治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只是笼统地以口号化的方式谈过一些“主义”。而后人所铭记的恰恰是他的这些“口号”。对不专门研究胡适的人来说，所记住的也就是那些口号式的主义。如果把这些东西从胡适的贡献中除去，胡适不过是个被遗忘的普通学者。熟悉胡先生自由主义名言的人，比熟悉他的《水经注》的人不知多了多少倍。其实，胡适所反对大家谈论的“主义”，不是一切主义，更不是他主张的自由主义，而是那些当时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参见篇末链接中的胡适原文)

有人说，当代中国问题很多，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地研究、具体地分析，应该多一些调查分析，多一些实证研究。我个人不反对研究问题，也很主张多谈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分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研究问题，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谈主义。延安学风的最大问题就是贬低理论，无视分工，要每个人都是一条承担全部工序的生产线。

知识分子有两大群类：一类是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问题型的知识分子。对前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多谈主义，对后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多研究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是应该多谈主义，多谈好的主义，尤其要多谈保守自由的主义。因为主义的推动力量更大，也给问题性知识分子提供思想的武器。

总之，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问题永远不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最占据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中国从不例外。所以，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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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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