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为何成功

文/王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企就开始改革了，混合所有制，国企资产证券化——甚至部分国有中小企业都出售私有化了——20年过去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企资产证券化再次卷土重来，现在的改革和上世纪有本质的区别吗。目前根本看不出来。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是为国企融资，国有企业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社会为它提供最优的融资。

行政效率，行政的廉洁，国企的效率，国企的廉洁，这些问题从来都是问题，积累到现在已经尾大不掉。近十年来，中国的改革总是在原地打转，每年都在提国企改革，但路数基本相同。改来改去，一切照旧。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也是如此，改革了三十余年，那个问题解决了。养老改革一直在改，近20年过去了，中国人养老的问题解决了吗，养老基金富余了吗，没有。经济增长全球第一，国人却老有所虞。公共财富究竟花在公共福利上几何，每年都有数万亿基建建设，却没有资金花在养老上，中国人真的该延迟退休了。官员偏好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支出，为何不偏好公共福利支出。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纵观近十余年改革，总是拽麻绳，每次都是拽出一截线头，拽不动了打个结，拽了十余年，麻绳已成了一对打满死结乱麻。死结太多了解不开，现在只能用剪刀剪了，也许将来一堆乱麻不见了，到处都是绳头，要找出完整的绳子只能是幻想。要把剪断的绳子连起来，社会将付出巨大成本。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王杰律师认为是产权，没有边际清晰的产权，就没有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也就谈不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问题不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就无法划清界限，公共财政制度也就无法有效建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和市场会永远搅和在一起：要么政府充当商人搞投资，要么商人投机钻营傍政府，官商不分的结果就是官商勾结，相互寻租摧毁市场基础。解决产权问题措施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来了：党政分离，政企分开。这八个之看起来简单，却远见卓识。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源于改革脱离了这八个字。

现在改革的难度难上加难。改革不仅需要领导，还需要官吏。但现在中国的官吏已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技术娴熟的官吏，领导者再好的改革愿望，在这些技术官吏的操作下都会异化。这也是为什么改革总是雷声大，没雨点的原因。每一次的改革方案，民间看起来看点不少，但就是落不到地上：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最终酿成社会问题。

改革要依靠官员，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民众。假如商鞅把赏金悬赏给官员而不是布衣，大秦帝国估计在历史上是不会出现的，始皇帝也许只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中国的改革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中国建国后最早的改革措施。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也是由此开始的，因为，改革首要任务和目标是要惠及民众，让民众支持并参与改革。成功的改革必须依赖民众，而不是仅仅要靠技术官吏。赋官予权莫如赋权与民，改革与反腐需要赋权与民。没有民众参与的改革，鲜有功成。

纵观中国古近代改革历史，唯有商鞅的改革是成功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商鞅把木柱立在城门外，而不是立在朝廷大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