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整时期没有“新常态”
　　“新常态”是当前一个炙手可热的褒义词，一开始是用来描述新形势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态，但之后又被广泛引申和借用到了各行各业，什么反腐新常态、党建新常态、楼市新常态等等，甚至有某著名经济学家将“新常态”提法推而广之，长篇大论了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似乎什么做法一旦和新常态挂上钩，就是应该的、合理的、正常的、充满正能量的。貌似新常态成了中国的制胜法宝，会保证让我国走上康庄大道，并且将给全世界带来福音。
　　中国经济在2014年一路裸奔，数据越来越难看，越来越清楚地体现出来两个字——衰退，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宏观经济都面临着冰冷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政府出台了力度空前的改革措施，2014年也因此被称为“改革元年”，但依然难改经济运行颓势，在2014年底推出了力道强劲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形势也扑朔迷离，原油暴跌、卢布动荡、运价指数低迷、大宗商品持续走低。在这种大萧条、大动荡、大改革的背景之下，我国匆忙定义“新常态”，有些操之过急。而各路学者在这种背景之下争先恐后地论证新常态的内涵外延，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有关新常态的选题也不下几十条，这酷似各路大师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编织着子虚乌有的“皇帝新衣”，都在吆喝自己绣的花最漂亮，而实际上这件衣服大家都没看到。
　　“新常态”基本上是个伪命题，从当前对“新常态”的界定来看，既不“新”，也不是“常态”。新常态未来也许会有，但决不是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概括和凝练，我们不能拿一个理想中的“愿望”来概括现实、指导现实。目前所谓的“新常态”只不过是改革的目标和指导思想而已。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都不乐观的复杂背景下，我国要集中精力解决错综复杂的改革和增长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国内国际问题，不能把“新常态”当遮羞布，把经济增速下降、企业运营困难加剧、失业增加、社会矛盾突出、基尼系数上升都视为新常态，认为是合理的、必然要经历的，让新常态遮盖了原本就很尖锐的贫富分化、教育不公、社保薄弱、垄断盛行、看病难、房价高等问题，在困难和问题面前，缺乏解决问题的自觉和自信，自我麻痹，自我陶醉，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
　　“新常态”提法存在的几个问题
　　自2014年5月国家层面提出新常态的提法以来，关于新常态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层出不穷。厉以宁教授认为“新常态简单地说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吴敬琏教授认为“新常态是全新的正常状态”，人民日报认为“中国经济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似乎过去的经济发展都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亢奋不正常似的，所以现在要进入新常态。
　　关于“新常态”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指中国经济处于 “三期叠加” 状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存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现在普遍认为过去10%以上的增长速度是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厉以宁教授认为，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大，会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破坏、低效、产能过剩、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他认为中高速增长为7%左右，以后有可能是6%，并且最好是弹性值，可以调整。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经济增长速度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除了受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影响，也与投入要素质量有关，也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有关，如果各种要素配置合理、有技术和制度因素支撑，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未必不是合理的，未来经过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重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也不是不可能的。在经济新常态下，主要经济指标也不应该没底线，不能滑到哪里是哪里，不能认为就应该这么低，这么低才是合理的，而是要通过政策组合使之维持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可持续的区间。如果能够做到经济结构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发展协调，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高高益善。不能因为我们坐在井底，就认定天只有碗口那么大。不能总是做一些横向比较来自我安慰，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负增长，我们的增长速度即使下降到3%，还是相对高增长。要立足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我国的增长潜力，要目光向上勇于赶超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发展也不是不可能，不能目光向下五十步笑百步。
　　关于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都是有其内在要求，需要具备严苛的条件才可能成功，例如要有适宜的技术、资金、市场、人才、信息等要素条件支撑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现在有种误解，就是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经济结构一定就会自然而然地优化升级了，经济发展方式就会从粗放型自动转变为集约型了。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打破旧的未必能换来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内不少地方政府的“腾笼换鸟”战略是难以成功的，有好笼未必有好鸟。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厂房等等投入品的成本都上升了，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赶走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未必会青睐这些地区。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大多数企业承受着市场萎缩、资金周转困难、融资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税费重的窘境，并且技术和资金储备薄弱，就像一个不断失血的贫血病人，现在逼着他改头换面，要求活力四射，生龙活虎，基本上不太可能，也许只有少量创新能力强、市场意识敏锐或拥有特殊资源的企业才能够不让政府失望。经济较快增长情况下，政府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比较多，能力比较强，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下来，很多矛盾将会显露和突出出来，解决问题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2014年经济增速继续回落，但就业保持增长被视为新常态下重大利好之一，认为是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标志之一，但值得担心的是这种状态只是经济减速中的一个阶段性表现，并不是一种均衡的常态，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会长期反向变动的想法是天真的。如果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就业问题一定会恶化而不是改善。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则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一厢情愿。按照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钻石模型分析，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分为要素导向型、投资导向型、创新导向型和财富导向型四种类型，其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处于要素导向型发展阶段，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处于投资导向型发展阶段，而只有少数创新能力很强的国家才能达到创新导向阶段，例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20时机70年代开始的日本等等，而财富导向阶段的国家则是在吃老本，逐渐走向没落。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到创新驱动阶段，这个国家从要素禀赋上看，需要具备丰富的技术、资本、知识要素，并且要具备适宜的创新环境和创新体制，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而我国的创新能力一直不足，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存在重大缺陷，这不是什么秘密。从要素禀赋看，我国只是刚刚跨入资本导向阶段，在不少领域还处于要素导向型发展阶段。所以说，经济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方向没错，只是我国的现实还不能提供足够的这种驱动发展动力。如果广义地理解创新，我们可以把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也考虑在内，则是有可能从观念和体制创新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发展动力，这也是新一届政府进一步充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出台了大量的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原因之一。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劳动力、生产技术和设施没有明显的数量和质量变化情况下，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的产出，这就是体制创新的能量。因此我国今后应充分重视创新发展，技术创新是关键，但也不能忽视体制和观念创新。
　　与其纠缠概念，不如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培育和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重要资源，比较优势也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优势扩展到了资金和某些技术要素优势，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进入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期。
　　中国的经济体制几经转轨，至今仍然不是西方主要国家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受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演变路径比较另类，经过二十余年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投资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消费始终疲弱，难当大任。强刺激政策类似速效药，我国长期把速效药当作日常用药大剂量使用，用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造成了广泛的器官损害或衰竭，并且陷入一停药可能就要命的尴尬境地。
　　由于历史原因和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国有企业在二十多年来逐步发展壮大，垄断了众多重要行业和领域。市场经济是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但由于我国强势国有经济的存在，造成了我国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是极其重要的要素，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近几年我国广大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据报道高达20%以上，还仍然贷不到款。中国的银行系统嫌贫爱富，把大量资金贷给不缺乏资金的国有企业，让其圈地炒房，严重扭曲资金配置。除此之外，我国资金流通中现金漏损严重，不少官员家中居然搜出上亿元的现金，以中国官员的数量和腐败的普遍程度估算，沉淀在这些官员家中的基础货币数量惊人，严重影响货币的创造能力和流通数量，这也是造成钱荒，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之一。而当前的股市没来由的暴涨也将进一步摧残中国经济，扭曲资金配置。从土地要素看，国有企业财大气粗，广泛涉猎房地产行业，抬升了中国的地价和房价。从劳动力要素看，国有企业长期福利好、劳动强度低，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但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主要靠垄断，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导致大量优秀人才的浪费。长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垄断重要行业，缺乏危机感，不思进取，占着茅厕不拉屎，民营或外资企业进不来，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导致这些重要行业的效率低下，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使我国错失在这些领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机遇。可以说，市场经济运行中大多数重要的投入性资源要素的成本，例如资金、土地、劳动力、电、油、气、水、运输、通信，都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而大幅度抬升，这些企业的高额利润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基础资源性国有企业越赚钱，对国家经济发展伤害越大。因此，优化资源配置，破除垄断，降低要素成本，是当前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事实上近几年电子商务和快递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如果没有淘宝、顺丰们，我国中小企业将困难得多。
　　除了垄断，腐败是扭曲资源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手续繁多，吃拿卡要，严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当前反腐败已经力度空前，应进一步结合法制化改革和预算法落实，把反腐败落实到制度层面，结合行政改革，把权力关进笼子，进一步阳光化，接受全民监督。
　　当前的大变革时期，是我国实现自我蜕变、自我升华的时期。这个阶段非常关键，是我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其本质就是提升和巩固国家竞争优势，其核心是培育和提升创新能力。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国家竞争优势就是企业与产业的竞争优势，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形成依赖于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源泉是国家具有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国家应该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中观产业竞争优势和宏观国际竞争优势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培育和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在宏观层面，我国可以参考美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国家竞争力委员会，通过类似的高级别研究性智囊机构评估和研究可以提升我国国家竞争优势的渠道和做法，例如通过国企分类改革降低基础资源类服务和商品的供应价格、加强反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研发投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创新激励、改革教育体系培育创新意识等。在中观层面，制定明确的产业和地区政策，确定支柱产业和重点发展区域，给予持续稳定的引导和扶持，支持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的发展，培育良性竞争环境，完善诚信和法制制度建设。在微观层面，重视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多个方面着手降低企业成本，例如加强信贷融资支持、确保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服务到位、在特殊时期给予减免税或退税支持、在技术创新方面给予研发补贴等，使企业竞争力逐步增强。否则，国内大量企业半死不活，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的自信和风光也难以持久。
　　创新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离不开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我国首先要在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上采取实际措施，在科研管理体制、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奖励制度等方面确立正确导向和制度，让全民充分认识创新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创新，建设鼓励创新、尊重创新、支持创新、有利于创新的舆论环境、经济环境和其他软硬件环境。适度竞争是促进创新的重要途径，竞争既可以提供市场需求导向，也可以提供动力或压力，促使企业不断在技术和管理上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总之，由于当前的形势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后，我们不必过多纠结和解读“新常态”的内涵和外延，在概念上编织得再华丽，如果不能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往往是沙滩上的楼阁，有些自欺欺人，还可能贻误解决难题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