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世界” 冷漠的“家园”
--- 重庆地区墓地二十年发展之浅见
西方哲学家认为，墓地是通往天国的道路。
历史学家认为，墓地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之一。
社会学家认为，人生就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过程。
汉民族传统文化认为，即使人生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过程，但汉民族对墓地的重视远超于对摇篮的重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反本归原”、“天人合一”。墓地是天道和人伦高度和谐统一。
只要谁愿意花一个月的时间去遍游重庆主城的公墓，也许就会产生一种与我相同或相近的感觉：现代的城市居民人正在以自己灵性生命为代价向西方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汉民族传统文化等进行全面的、颠覆性挑战。人们一边私下羡慕从摇蓝到墓地都由社会福利保障的西方文明，一边又功利地对摇篮的超级重视、对墓地的超级漠视：人们的眼中只有新生儿的摇篮,而没有人类生命更生的摇篮，人们正在现实商品社会的价值观的诱导下无意识地摘去墓地这一个作为人类新一轮生命孕育的子宫，就像某些医院粗暴地决定摘取女性的子宫而保全一条失去了女性特征的物质驱壳一样，我们的整体生命因此而缺失了精神的家园、灵魂的驿站，严重妨碍了我们生命的完整性。
1985年２月８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颁布的包括公墓在内的殡葬管理法规。在这个法规的语境中,所有的公墓都是由各级民政部门统一辖管经营的。直到1997年7月11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的《殡葬管理条例》，各城市才开始逐渐结束了公墓由各级民政部门统一辖管经营的历史。
从公墓投资经营权向社会有限开放以来，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困惑着一切与公墓有关的人们：我们需要一块怎样的墓地？与我们怎样在它的世界里继续去生活？简言之，它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利益和好处？
很明显，墓地是人们认知“世界”与人类生命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实物形式。心中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墓地的“世界”就应当是个什么样。
那么，什么是“世界”呢？没有清楚的“世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明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谈不上生死观与“墓地”观了。
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对“世界”的概念大概有两种不同认知。
在以康德为主要代表的“世界”概念中，世界是“整体世界”的。存在两种认知的对象：一种是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感官经验到的、有限的、受条件制约的“现象”；另一种是超感觉经验的、无限的、无条件的“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包括作为主观上的最高统一体的“灵魂”、作为客观上的最高统一体的“世界”或“宇宙”、作为主客观上的最高统一体的“上帝”或“道”。
从“整体世界”概念看墓地, 墓地不仅是人类物质生命的归宿地，还应当是人类之“灵魂”在“世界” 或“宇宙”和“上帝”或“道”的环境中存在状态的起始地。比喻地说，墓地就是人类孕育新生命形态的“子宫”，因此，墓地的功能无疑是“整体世界”的。
在这种世界观范导下，人们在墓地中展开的种种精神性活动便成为向更高级生命存在领域进行追求的一种积极努力。虽然人类生命在进入墓地之后的信息至今尚无法运用实在性、实体性、因果性和必然性去确认,但是，未被认知并不代表不可能被认知，虽然对于置身于“世界”之内的人类存在永远不可能被认知的对象。
对持“整体世界”观的人们而言，墓地是现实与超验并存的, 它的高级的功能更着重于开启人类生命在“整体世界”之中无限运动的状态。
汉民族讲究生死并重,对“世界”概念的传统认知是“整体世界”的，但是，我们周边的墓地是“整体世界”的么？
另一种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世界”概念--“周围世界”。这种概念所指称的世界，是指作为“人之存在”的“此在”在日常生存活动中与之来往的“周围世界”,也包括在日常生存活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以感觉经验为媒介的精神的世界，但是康德“世界”概念中的“自在之物”则被排斥在外了。
从“周围世界”观来看墓地,人死如灯灭,死者生前与社会建构的一切关系都将因为其本体的消亡而不再存在,墓地只是一个活人处置与之有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之遗体残骸的地方。墓地中的遗体或许是一种血缘关系的历史传承之证明，或许是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实物证明而与“周围世界”构成某种社会意义上的关系。
墓地之于广大“此在”的人生有“已属”的特殊价值么？
在1961年的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被问到人们如何重归真实的时候，他很简洁而风趣地回答说，我们只需要在墓地里多呆会儿。意思很明白，墓地对于活着的人们的心灵拯救的意义特殊价值就在于它能让我们接纳人生的虚无和存在的短暂，抛弃“自我中心”，克服“被抛弃感”。
墓地能够拯救我们：死亡是必然的、已属的， 而“向死而生”是通向真正的生活的唯一之路。在路上，我们不能忘记活在“此在”之中；不能忘记与“周围世界”的万物相互关联；不要忘记活着就要争取自由，为自己而活；更不能把他人活着的生命当作某种物品。海德格尔从现实中反省着墓地的积极作用。
但是，海德格尔上述的精神价值，对于己躺在墓地中的“人”而言，只是被当作一种“证据”而对其本身并无意义。
（特别声明：我至今尚无证据证明海德格尔是不承认“整体世界”的。）
很明显，在以上两种“世界”的概念中，“周围世界”只是“整体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叠。当然对人来说，实存的世界乃生存所压的“周围世界”，因为它是能够运用实在性、实体性、因果性和必然性去确认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才说：“我们通过对周围世界内最切近地照面的存在者作存在论的阐明这一过程去寻找周围世界之为世界。”
以上对“世界”概念的理解无疑都是西方哲学的，西方哲学是从西方宗教中演化出来的，在西方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人之下葬与结婚都是具有相同价值和宗教意义的人生大事。这种在“整体世界”观中建构的信仰文化中体现在婚礼的仪式上，也自然体现在墓地之中。
在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信仰的西方，墓地主要是“整体世界”的，首先是哲学的、宗教的，神性的，然后才是现实遗体安埋功能的。我真想知道哈佛大学课程设置中的“公墓”学科与我国民政校开设的关于公墓的有关课程内容首先在世界观的认知上的区别。
中国现有各类城市经营性社会公共墓地约4000座，其中不足50%的部分由政府审批、民间投资兴建。政府在准入审批时,并没有把兴建的是一座怎样的世界观范导下的公墓纳入审核的范畴。正因为这种精神向度掌控上的缺失, 大陆公墓业中的精英份子一直在寻找行业的精神归属,在企图解决产品与文化的冲突，这是城市经营性公墓业产品和文化发展的瓶颈，我认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重庆政府首次向社会民营资本部份开放墓地开发项目，私企也从此正式登上了公墓行业社会的舞台。现在重庆市有各类城市经营性社会公共墓地约100家，私营或承包经营的家数应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重庆政府主持兴建城市公墓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完善城市配套设施。在节约土地、保障一定的容积率的原则下，满足社会公众现实的殡葬需求，并满足社会公众孝亲祭祖的社会伦理需求。这种行为在意识形态上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的，而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可以简化为公墓的安葬对象不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神性的、社会性身体的遗骸，而是现代社会的物质的、个人的身体的遗骸。这种公墓的本身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和宗教性。
重庆市社会民营资本正式登上了公墓行业社会的舞台己近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内,重庆市相继批准兴建了一批由大陆民企资本或境外资本(主要是港澳台资本)投资的经营性公墓。这些公墓进入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以后,在规范城市居民的殡葬行为、提升城市居民的依法安葬的意识、解决各地殡仪馆骨灰的积压、提升城市居民人生的整体幸福感、保障城市发展的有序性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得到了相应的利润回报。
在这二十年中，大抵有四种理念在市场运作的过程中逐步地展示着重庆市公墓业发展的变化历程，表达着对公墓“世界”的概念性理解。
第一种：公墓规划建设上的“皇陵化”倾向，一个复古版的“周围世界”
所谓公墓规划建设理念上的“皇陵化”倾向是指公墓的设计与建造上主要仿效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寝的格局与风格。 “大”而“过”的建筑，在开拓、活跃了殡葬市场的同时,又因高昂的墓位售价，也未得到广大居民的理性的、持续的认可，反而给它们设计的完成与建筑的成本上的控制造造了发展瓶颈。
这些公墓在选址上十分看重中国传统风水文化，千方百计与历史上的帝王达官的墓地扯上关系。在风水格局、建筑风格和建筑物配置序列上仿效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寝：坐北朝南、中轴线设计；仿古建筑风格大牌楼山门、中心广场、神道、祭殿等；其间或掺透些佛教的地藏王殿、观世音殿，也有道教的玉皇大帝、儒家的孔圣人之类；墓区则以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中心点向四周或两翼展开，并以此作为墓位价格的定价重要依据之一。
步入这些公墓，仿佛时光倒流五百年：高门深院、重檐碧瓦；门外石狮镇兽，门内献殿，祭坛；神道两侧石像生、华表、石碑、四边高墙辟门；陵区广植高大松柏：庄严中暗含威压，华丽中渗透阴森，神秘中传递出凝重。
皇陵化的公墓给予了购买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周围世界”，这块墓地是现实的延伸，它不关注我们未来生活的状态，更不可能给我们生命的转形什么利益。
“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是汉民族殡葬观，“大象其生”、“生死一体化” 也是汉民族对墓地建造格局的基本原则。
首先，从建筑形式和序列的配置所建构起来的场景上看，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建筑，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生死一体化”、“事死如事生”的传统文化的礼教观念营建的。在满足最基本的安葬功能之外，它所表现的整个场境与使用者生活的时代相一致，依照“大象其生”的原则，同时，它又具有强烈的政治：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象征了王权的不可侵犯，万世长存。所以，古代帝王陵寝大都以崇高、雄伟、恢宏、混茫、沉重、深郁作为寝墓建筑的特征。它是中国古代等级制度在殡葬文化中最形象的表现。虽然它们从建筑艺术上代表着汉民族陵寝文化的最高成就，皇陵世界里的“主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多神中的主神崇拜模式中的被人为赋予了最高统治力、存在于我们周围世界的、可知可感的“君父神权”之代表，它从并不代表民众的“周围世界”,更是普通公众不敢潜越的敬畏之地。
墓地对于最广大的民众而言，从孔子合葬其父母、营造有明确标志的墓地以来，环境和样式不仅是社会治乱的反映、人伦道德的描述，更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的一种精神祈许。
现代中国科技高速发展，世界文化相互融入，现代中国城市，四处洋溢着现代社会文明的气息，充满着勃然生机，建筑造型千姿百态，各领风骚。简约明快，独特经济，己成为当今时代建筑物追求的主流风格。生，在活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之中,死，葬于古代帝王郁闷孤寂氛围之内，这是现代人希望的生活场景么？我认为肯定不是。
墓地从来就不仅是世间生活的缩影，更是人们心灵世界里对生后生活场境的构想，并成为人们认知人类生命本质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符号。
在皇陵化公墓里的“周围世界” 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周围世界”，而只是一个过了气的、正在被高速发展的社会文明所逐渐遗弃的“周围世界”,它是不能满足现代城市居民对生命的中国式认知和愿望的。
第二、皇陵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是把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等级制度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在现代公墓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现。有社会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者便可以在此墓地中再择风水龙穴,营造豪华墓地。墓地它除了满足着购卖者安葬逝者的基本功能和“入土为安”的习俗外，更重要的是它还满足了购卖者的炫耀、攀比的心理需求、权利心理等，并成为一个家庭、家族、团体、权利心理在现实世界中的拥有的社会权力和经济实力的象征物。
从这个角度上看，公墓皇陵化又是与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状态相一致的,它是等级社会在另一个领域里的缩影，它确实不是“整体世界”观的产物，而这种缩影对汉民族整体的心理卫生和人格发展都是极其非正能量的。
第三、从服务的受众和产品的售价上看，它们只能为不超过有殡葬实际需求的总数的20%的人服务，它的墓位成为了殡葬消费的奢侈品。“大”而“过”的建筑，占用了大量资金，墓位上分摊了大量的综合开发成本和开发商追求的特殊行业的利润回报，这就让它在消费对象上把广大的城市居民拒斥在了大门之外。在社会公众墓地的名称之下，皇陵化的公墓变成了部分有权有钱的人的私家墓园，它崇尚的展示着是的一种终极不平等。
在给“周围世界”是一种生后世界的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认知的同时，它却丝毫不意味它能够对逝者的未来生活带来丝毫的利益和好处。只是在形式上把权瘾财迷从现实生活 “过”到了墓地之中。
当然，在有权有钱就可以“任性”的社会语境中，在公墓中择风水龙穴,造豪华大墓是件即使违规也不犯法的事，何况殡葬法规除城市居民生后强制火化外，其它也是风一阵雨一阵的。在“孝德”文化的口号之下，人们也多是投去羡慕的眼光。
但是，我们也须明白，汉民族讲的孝德文化是建立在康德式的“世界”概念的基础上的，不存在超越界的生命，否定“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汉民族的孝德文化就失去了终极的归根。
孝是一种因果，尽孝而得孝，不仅是一种礼，更是一种宇宙生命现象。这种孝行孝德会在宇宙中形成一种能量而传递，这种传递直接关乎人在世间的命运。所以，汉人总是把孝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汉人对“整体世界”的一种认知。
在网络流行“有钱就这么任性”的价值观下，豪华大墓是否能孝感天地、荫庇子孙呢？我看若只是彰显一种现实的“任性”，那它就只是一种土豪式的“任性”，与死者无关，与超越界也无关。
我还是坚持二十年前我的理念：墓地是人和“神”之生命共享的空间。如果把自己不知的一概视为不存在，如果认为“神”不存在，超自然的因果不存在，灵魂不存在，那么，“天堂”和“地狱”都不存在，墓地也不存在，建豪华大墓的价值就只剩下，“有钱难买我愿意”的肤浅的“任性”。
哲学家认为死亡的意义之一在于让人类生命重归平等。如果在这种公墓中找寻生命平等的现象,那么，可从三个方面去找出一些根据：
1、基本是骨灰安葬。大陆没有任何被划为火化区的城市居民能享受遗体安葬的特权(在沿海地区的华侨公墓中，能享受遗体安葬的也都是非大陆的城市居民，这也成为部分人要努力变换身份成为归国华侨的原因之一。)；
2、安放骨灰盒的地下部份的结构都基本一致，并无什么特殊设计与制作；
3、有关逝者本体的永恒需求与归宿需求等方面的精神性的部份几乎不在具体的墓位产品的设计和建造的范围之内。
总之,我认为现代公墓皇陵化是不合时宜的，它的调整是必须和必然的。它的调整不应当是单纯的设计理念的调整，而应当是一种世界的概念和世界观的调整。
说到墓地建构的“世界”，顺便想起两件事。
几年前,重庆一家“豪华”公墓清明节在公墓草坪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大小提琴演奏的活动，当时被人嘲讽为装酷。
我认为，这家被公认为重庆富人区的公墓举办这种活动与它的主要顾客群的身份是协调的，与它营造的现代文化风格也是较一致的，虽然它没有明确的哲学观与宗教观，但确在努力为它的顾客群创造“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殡葬文化价值,我认为起码是一件合“礼”而入“格”的事。
同时,在另一处号称有“皇陵”之风的经营性公墓里也开展了一场“公祭”。一群穿着汉服的人，在主祭的引领下，叩首作揖地表演了一场，引来无数看客，还有电视新闻播报。
我既为这家单位能举办尊亲孝祖活动而赞叹，又为其形式上的不完美而略有遗憾：不论其它，单就穿着汉服一点，我认为就大失所当。这家公墓也不过三十年，百年之中,重庆未曾流行过唐装汉服，穿着汉服是去祭祀当代“神明”?若真有灵, 他们一定不会明白这堆着“奇装异服的”人在干什么。事后主持人称是仿祭孔大典仪轨。我窃语：孔老先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祭他老圣人的时候，若穿着西装革履,他一定不认识你，或许来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子曰“祭如在”。如果认为祭祀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去都无所谓，那么就等于说祭与不祭都无所谓。因为谁都有理由认为祭只是生者的单方活动, 被祭者生命己不存在。同时，谁都不能认为这是绝对错误，当公墓在“周围世界”的观念里，它本来就是一种器物性公共设施。
姑且暂时排除包括超越界的“世界”的理念，墓地也实际上是人们的一处心灵思考、思想和情感发生的场所，就如同身体是我们的感觉发生的场所那样。心灵思想和情感发生都是一个非形体性的存在，但在一些墓地里，它们却错误地当作属于物体世界的实体来对待，丧失了它应有的更多的功能和意义。
现在，“皇陵化公墓”己呈市场守势，在风格上逐步跳出，以求市场高端。但是，若依然停滞在“周围世界”里，它的“高端”是很难如愿以偿的。
第二种：公墓规划建设理念的“公园化”倾向，一个现代版的“周围世界”。
公墓皇陵化的理念和作品主要来自非大陆资本的外资企业或境外人士的设计，在它不能更广泛地满足现实的殡葬改革的发展需要之后，作为官方代表的国家民政部提出了“公墓公园化”的建设发展指导意见。
国家民政部提出“公墓公园化”的建设发展指导意见的直白意思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加强公墓的自然环境建设、减少大体量建筑物的投资、降低售价、提高入葬率，满足广大城市居民对墓地产品的实际需求，以巩固国家倡导的殡葬改革的发展成果。
同时也应当指出，这种调整对于政府而言,只是为了更好的达到兴建城市公墓的基本目的：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完善城市配套设施。节约土地、保障容积率，满足社会公众现实的殡葬需求，满足社会公众孝亲祭祖的社会伦理需求。并强化城市居民依法安葬的意识和行为，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并未发生任何的本质性改变：它依然是紧紧围绕处置现代社会的物质的、个人的身体的遗骸的主题，没有宗教哲学上的明确含义。
在“公墓公园化”的理念下,公墓的投资者们开始了对“公园”一词的含义进行了形而下的不同解读,于是重庆公墓市场上新推出了风格园林化、布局分区化、环境景观化、“公园化”的公墓。
这些新建的公墓在设计和建造上“体现中国现代墓园新的概念”：将安葬功能与人文纪念功能、生命文化传播有机结合，既提供一个安葬逝者、寄托亲情、弘扬中华传统孝德文化的一个文明场地，更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休闲的处所。它们力图在公墓设计上摒弃传统公墓阴森、恐怖的感觉，重新赋予她一种祥和、宁静的氛围，又要摒弃凝重、郁闷的皇陵式风格的压抑。
在环境设计园林艺术化方面，它们力图所表现的环境场景立足于并超然于现实生活。让故去的人生活在这里没有疏离感，依然和家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它巧妙地把现代城市中西式文化交汇的园林艺术文化、现代房地产开发的中庭文化与公墓的建设在视觉上组合在了一起，让人们很容易就在在心理层面上愉悦地接纳公墓，减少了死亡对人们带来的恐惧和憎恶心理。
在艺术景观铺设方面，它们多采用以草坪为主景，在草坪的边缘种植低矮植物来增强草坪主景的透视性，并通过植物叶和花的颜色为衬托，丰富空间色彩与层次。同时，对草坪边缘植还用其他花卉与地被植物以及石块作边缘配置。或在草坪上设置纪念性雕塑，提升环境品味。
在建筑物的建造上,它们切避大体量的建筑规划，必要的用房的设计也以现代风格为主，并采用现代的亭、廊、桥，且大量运用现代的景观元素，如：亲水平台、溪坑石跌水等，在工程材料的使用注重环保。它们名称在公园化的理念下有了些中缀词，如“艺术陵园”、“人文公园”、“景观陵园”“生命纪念园”之类。
“公园化”了的公墓在建构的生活场景上有了变化，从环境和产品的造型、建筑物的风格都添加了现代都市文明的生活气息，紧扣了时代的信息。除此之外，对“世界”的概念并未有什么重大的推进。
首先、它只不过是更近期的“周围世界”，对生命更高意义的探索与它同样未发生任何关系，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没有任何进步。
第二、居高不下的墓位售价并没有因“公墓公园化”而得到平抑，反而一路上升，城市居民有了“生不起病、死不起人”、“一生为奴：房奴车奴到墓奴”的强烈反响。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1、由于政府对民营公墓的土地使用采用征用制，这让民营公墓的土地使用成本比政府民政部门直营的高出上百倍，这种根本资源上的不对等，让民营公墓的墓位无法去实现协助政府去平抑墓位售价的社会目的，于是未对殡葬改革有实质上的推动作用。“公园化”与“皇陵化”在土地成本上并无区别。
2、在“艺术”、“人文”、“景观”“生命雕塑”之类的美名下，各种造景方式和艺术手法、各种雕像、各种风格的园内现代景观建筑所耗费的资金维护维修费用并不绝对低于皇陵化的公墓的成本，只是构成成本在科目上有了变化。
3、在“艺术”、“公园”、“景观”的口号下，墓位上的墓体也从过去的“豪华”转向了“个性化”“艺术化”、“现代化”， 墓体构成的现代文化元素大增，材质更加丰富，加工更加讲究、复杂，让墓体部份的售价也随之上涨在这类公墓里，几十上百万一座墓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公墓公园化”的最大特色就是让公墓建构的“周围世界”与现实的社会物质场景相协调了， 一般居民还是看得起，买不起，饱了眼福却添了心怨。
政府、投资人、消费者三方面都未实现自己的最终诉求。
现在，“公园化公墓”也呈守势，锁定群体，待价而沽了。但是，若不能发展出“整体世界”场景，它的“待价而沽”也可能是一厢情愿。我认为。
第三种：公墓规划建设理念的“生态化”倾向，一个原始版的“周围世界”。
政府总是坚定的在不断的市场反应中寻找着平抑墓位售价的方法，于是一种新的公墓建设发展理念便应运而生：“公墓建设与安葬方式的生态化”。
对“生态化”的理解,我认为应当包括两个部份：环境建设与葬式改革。
从环境建设方面：“去皇陵化”、“去公园化”，提倡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不过多进行大规模的人为环境建设与美化，节约大量的建设成本，为平抑墓位的售价提供了可能。
从葬式改革方面提倡树葬、草坪葬、壁葬、不留坟头、不竖碑之类占地小、用材少、简单实用的简葬方式。这种方式确会产生平抑墓位的售价的市场作用,民企公墓因成本等综合因素不可能实质介入平抑墓位的售价的活动。
谁去发挥这种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的工作呢？
在此状态下,一批原来区乡城市公益性公墓经过政府民政部门的同意,改“公益性”为“经营性”，在“生态化”、“反暴利”的口号下，很快进入了为城市的公墓市场。
这类公墓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1、土地自有。或林地、或荒山、或集体土地、或村民自留山，不需审批、不需征用，成本基本为零或极低；
2、没有正规的规划设计，手续简单；
3、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简单、使用功能单一。
4、不提供主动性的服务、墓位排列密度大。
5、没有较大体量的建筑物和建筑群,投资很小；
6、墓位建设成本低、公摊费用少。
这类由各种经济成分混成的“经营性公墓”，很快在售价上与民企投资的公墓形成了较大的价差，从居民公墓费用承受力上较好地满足了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墓地的需求。但它们反映的世界的概念本质上与“皇陵化”、“公园化”的公墓却是一致的，
但是，“皇陵化”、“公园化”公墓的售价就象一串串熟透了的葡萄，在利润诱惑下，它们也悄悄地走到了这串葡萄架下，慢慢地失去了平抑的作用。
市场就是这样，你一旦偏离了它的需要，它就一定会催生另一种存在物来替代、填充它的需求。
打个比喻吧：城市出租车受政府指标的控制而有限发展，“黑车”（社会自由车辆）非法填充了市场需求的空白，虽然政府一再打击“黑车的非法运营”，但在市场需求的巨大压力下, “黑车的非法运营”也成为一种客观存在。
那么，什么是公墓行业里的“黑车”和“黑车的非法运营”呢？
农村公益性公墓就是城市公墓行业里的“黑车”。
农村公益性公墓向城市居民出售墓位就是公墓业里的“非法运营”。
农村公益性公墓优势更明显，尤其是在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迁墓拆坟就是这类公墓发展的极好机会。土地由政府划拨，零成本；牌照政府办理，零成本；建设因陋就简，低成本；拆迁与新葬混合，自主定价，大小无论，高利润。
还有一种现象：在许多的投资上规模的公墓附近就会有农村公益性公墓公开向城市居民出售墓位，两家公开竞争。殡葬法规中关于禁止农村公益性公墓公开向城市居民出售墓位的相关规定，客观上就是一纸空文。
在重要的祭祀节期中， 它们不会去做用鲜花去置换祭祀者手中的鞭炮、纸钱的事，人们在这里放鞭炮、烧纸钱冥币、供纸房纸车、奉酒肉瓜果。鞭炮沟通了上下的世界，祖宗先人欢天喜地的笑纳着金砖银币的奉养，阳冥两界的亲人共聚同品着酒肉瓜果等福品。人们在这里自主地建构起一个临时的“整体世界”，大有“两个世界的人都满意”的样子。
城市居民在多选择中逐渐明白了：公墓有官办的、民办的、经营性的、农村公益性的。想要体面而土地合法的去民办经营性的，想有体面、有关系的去官办经营性的，想大体上能说得过去的去“生态化”的，想就葬个人了事，扫墓方式自主的去农村公益性的。
市场多元了，城市居民又糊涂了：民办经营性的墓位虽然贵，但土地合法；官办经营性的，但土地多不是征用的，心中难免忐忑；农村公益性的虽然价钱便宜，但使用不合法，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剩下不到二十年，一旦拆迁，那才是对不起死人烦活人，安葬好死人，活人的心又悬起来了。
有没有一种“整体世界”观的经营性的、土地合法的、价格较低的公墓呢？
回答是：理论上是有的，它就是塔陵式室内安葬公墓。
第四种：公墓规划建设理念的“宗教化”倾向，一个篡改版的“周围世界”。
中国大陆从兴建公墓以来，室内墓位就与地墓在并行发展，而政府更偏向发展这种占地面积小、充分利用空间、节约成本、安全环保、价格较低的安葬方式。但是，它受众为什么不会超过需求购买者的5%(据业内人士估计)呢？
排除建设、营销各类问题外，关健就在于塔陵式公墓“世界”的概念与老百姓的传统“世界”的概念发生了隔离，这是我认为的。
大陆室内墓位的开发理念主要来自台湾。台湾是一个土地有限、佛教文化昌盛的地区，开发商将土地资源、轮葬制与佛教文化、现代科技嫁接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整体世界” 的“永生生命”场景。缓解了土地资源的冲突，降低了墓位售价，更满足了公民对灵魂永生的生命需求。它在台湾地区是一个创造了价格和价值双优的特殊的公墓产品。
重庆的室内墓位的开发与使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上世纪末进入冷静期，现在几乎成为了重庆公墓业的“鸡肋”产品。
十年前，我认为大陆福座塔陵存在十大弊端。 1、非主流安葬方式，民众认同和接纳过低。2、设置过密，体量过大。3、投资人缺少对市场和产品的理性研究，冲动投资。4、文化定位过于偏狭，缺少宗教“神性”。5、材料的安全性，耐用性堪忧。6、有的内部装饰压抑，阴森感高过地墓。7、营销急功近利。8、缺乏专业的经营管理经验，。9、缺乏人才的培养和造就，流失过快。10、产品过于“陈列化”，缺乏创意。
现在回看，大陆的福座、塔陵经营不理想的原因无非几条：
首先、大陆土地资源丰富，不存在“死人与活人争土地”的问题，市民百姓不接受的虚构的资源恐吓。
第二、地葬是汉民族最传统、最经典、最稳定的主流安葬方式，传统文化己经围绕着它建构完成了“整体世界”，并己稳定地形成了一种世界观。地葬中不仅有生前生后的世界、三生来世，更重要的是，几千年来，汉民族先贤圣哲对生命的追问和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化：女娲捏土造人的神话、返本归源的观念、风水文化、冥府文化、忠孝文化、身神文化、祭祀礼仪等等己是一整套体系完备的价值体系。
世界观决定了殡葬观及殡葬的实物形态。对一个深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借尸还魂”的民族，火葬己使人们从意识上接受而潜意识上反抗，再改“入土为安”到“入塔为尊”，连最后的骨灰归根的希望都得不到慰藉，广大百姓从内心去接受，这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这不仅仅是一种葬式的改变，而是意识形态的重大改变，且不说实物的安全性与环保性。
第三、由于文革等诸多原因，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并不普遍和稳定，重庆的福座，塔陵几乎在文化理念的形式上借重佛教文化。在增加一些市场的同时，也排斥了更广阔的市场
佛教文化是由“佛”、“法”、“僧”、“三宝一体”的文化，在汉传的大乘佛教的终极承诺中，“彼岸”、“极乐世界”（或称“净土世界”）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归宿的“善地”，按照佛教世界观，这是一种“实存”，居士信众只有在“三宝一体”的场景中修行，在僧众师傅的教化下才有机会生后得诸佛接引去“极乐世界”，享永恒之生命。
民企投资开发的福座、塔陵多独立选址，即使与寺庙有所关联也只是一种利益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即使塑了不少诸菩萨像，但缺少了僧众师傅的带领，这种变相的“周围世界”,自然不可能得到佛教居士信众的认同和接纳。即使低至600元/位至2000元/位，消费仍然很消极，何况大陆毕竟不是以佛教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区。
我曾想，佛家是以自度度他、解脱生死烦恼为己任的，僧人是一群以寻求自我觉悟和传播生命真如实相为职业的人，其职位应比中国道家专司阴曹的阎罗王要高很多吧。福座陵塔把佛像请至其中，大至中堂，小至龛位灵牌，无不以佛像镇坐镇守。把佛之功能泛化到镇守神，为什么呢？
为此，我曾请教过一位资深雕塑家，他说，塑佛像比塑真实人物容易，谁都没有见过真正的佛,只要符合塑佛像的几大要素（头与身的比例、手语、佩饰）就好。而且佛像其实是一种精神符号，并非此佛像就一定联链某佛本身的样子，你认为甚至可以认为他就是一种象征。至于象征什么或谁，只要是善的、你认同的就行,不必执作。
艺术家如是说，有一种提醐灌顶的感觉。
后来彼此探讨，认为“佛像”也有两义：1、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佛像，它是人类智慧的精神象征，它可以是上帝、道；“佛”的本意就是智者、觉者、觉悟了的人，他们代表着人类的智慧，可以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2、作为宗教意义上的佛像，它是佛教智慧的精神象征，是信众恭敬、礼拜、学习的对象，是信众们的目标、榜样和追求。
总之, 象不象“佛”的问题，在我这里从此不存在了。看到佛像，我合十、顶礼，他们在我心中象征着的是人类整体的、最高的、终极智慧，而不再是某一门特定的宗教。
至于福座陵塔骨灰位上的各种像我们一律把他观想为“度尽众生、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就好了。关于进一步的追问：请地藏王菩萨来度“我”，是否意味着“我”尚在地狱之中呢？我只能回答，理性的哲学是用来追问反思的，感性的宗教是用来信仰和服从的。
我也曾为公墓里的佛像与寺庙中的佛像的区别而请教过一位住持。他说，寺庙中的佛像是佛法的象征之一，具有表法的功用和神圣性，佛菩萨是人天导师，是信众恭敬、礼拜、学习的对象，是信众们的目标、榜样和追求，看到佛菩萨的像，就能时刻记得学习佛的慈悲；赞叹佛的庄严和智慧。在僧人和信众的供奉下，诸佛菩萨的化身会安驻在佛像之中,佛、法、僧“三位一体”。而公墓里的佛像因没有僧人和信众的按宗教仪轨的供奉，的化身是不会进入塑像之中的，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佛力的加持；没有诸佛菩萨进入的塑像就会给邪门外道留下可乘之机，有的地方的塑像里完全有可能住的是鬼怪精灵，故有所不安也是正常的事。
宗教家如是说，也是一种提醐灌顶的感觉。我也从此对公墓里的佛像有了戒心，保持宁可不拜、也不可错拜的态度了。
最近，重庆一家塔陵改建刚结束，改装之后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室外的佛像壁画、雕塑全部请走了。另一家经营不善的塔陵在探究原因时,一位宗教人士说，施主一会儿把佛放在神道两旁，一会儿把佛放堆在空楼之中，至今还把释迦牟尼佛宝相放在塔陵大门外的露天广场上，极其不庄严，佛怎么会保佑你们呢？
从业者不敢不信，不能不信，但这两家绝不是出于同一位宗教大师的点化。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第四、市场的消极引发了投资人的焦虑，病急乱投医，自食恶果。
这二十多年来，公墓业的投资人多在投资之前没有同业的从业经历，更不说专业经验，投资人的资金来源也十分复杂，并没有多少人主要是依靠充足的资金来开发的。而福座、塔陵建造的工程成本远高于一般地墓，市场的消极、资金回笼缓慢、财务费用增高，等等现实询问题引发了部份自身资金薄弱的投资人的高度焦虑。无奈之下，为收回资金便在经销方式上病急乱投医，让塔陵位的传销、炒卖者有机可乘，最后雪上加霜、负债更高、自食恶果。
第五、传销、炒卖之风在大陆此起彼伏，引发社会不良反映。
福座、塔陵在各大城市兴建之期,适逢传销在中国流行与被政府打击之时。在所谓的一些东南亚经验的私下推广中，一些福座、塔陵投资人轻易地采用了传销或炒卖的方式进行市场运作，甚至直接把产品承包给某些传销或炒卖灵塔骨灰位的个人或公司。从一九九五年的沈阳福座传销案，到后来的深圳唐京塔陵传销案、重庆xx塔陵、xx福座的传销、炒卖案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至今重庆也还有塔陵、福座在继续为传销、炒卖的恶果承担经济的责任。
福座、塔陵，这个在异地成功的殡葬改革之作品，在大陆却因天地人三不合而名利双输，己成为重庆公墓业的“鸡肋”产品，真是“橘逾淮而为枳也”，前景如何,实在不是我等庸夫敢妄加言说的。
福座、塔陵--公墓规划建设理念的“宗教化”，一个企图以“整体世界”来代替“周围世界”的理念，终因没有找到开启“整体世界”的机关而生死未卜。
从皇陵化到公园化、生态化，从地墓到塔陵，从国营、私营到村营，二十多年来，公墓业的发展在探索之中，政府、投资人、从业者都在不断面临市场需求的挑战。
20多年来，城市中有了社会公墓，理论上实现了居民“死有所葬”，人的基本尊严增加了，孝德之心也得到了彰显。这是城市文明的重大进步。
同时，20多年来，我看到公墓都是“周围世界”的。社会把它当作物体世界的一种实体来对待，它缺失了最核心的内涵-生命转换的驿站。
20多年来，公墓变成了与“商品房” 同质的东西，它的哲学和宗教性被遗忘，丧失去了它应有的敬畏和神圣感。炒卖、传销祖宗或“神明”空间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就是墓地商品化的恶果。
20多年来，公墓充分社会化，诸如，“xx的八宝山”、 “xx的中山陵”、“xx的布达拉”；“名人园”、“富贵苑”之类。它完全不能让我们生后超然出俗。
20多年来，人们与天地齐寿、日月同辉之终极理想依然信如磐石。
但是，20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进入公墓后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品质，从来没有真正为他们的灵魂的提升和净化给与过助力，从来也没有为他们的生命形态的转换提供过我们能够提供的精神能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他们都己不存在，我们己经在终极关怀上将他们彻底的抛弃。墓地成了残缺的“世界”，冷漠的“家园”。
“今朝吾身归尘土，他夕君体亦相同”。今天的“我们”必然是明天的“他们”。只有每年的清明，人们才集中释放着对墓地终极价值的追问的焦虑。
“死亡是一道门，逝去不是终结,而是超越,是向下一个旅程的奋进。”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第18集，琴琴的遗容化妆师如是说。
死亡是哲学的，墓地就是通往超越界的第一道大门。
天地悠悠，我们的生命驿站在哪里？
人海茫茫，我们的灵魂家园在哪里？
每一天我都这样追问着我自己。
为了安顿生命、净化灵魂，我们还得再寻整体的“世界”，温暖的“家园”。
2015/1/3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