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孩的发现和现代教育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成长具有阶段特性。一个人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读书上学、跨入社会、结婚生子、建功立业，到终老病死，整个人生都是有阶段特性的，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征与人生课题。这些阶段特性是人的生命形态赋予的，无法置换，弄错不得。对于这个道理，我们早已了然于胸。人生的成长是不可逆向的，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在相对性上常常会困惑于转化的现象，把一些表象的可逆转化普遍化为一切现象。可逆的转化在很多种情况下都是可以的，但它不是原始的。我们知道人生的成长是不可逆的，历史的变迁是不可逆的。还有哪些是不可逆的呢？

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意识：不是所有的方向都是可逆的。至于哪些是可逆的，哪些是不可逆的？我们要依据它们特定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一般来说，表象的现象是可逆的，原始的现象是不可逆的。老聃在《道德经》里探讨了许多转化的现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后面几句里的“相”作相互解释，还是作相对解释呢？在老聃列举的这些现象里，有些现象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有些现象是不可以的。老聃明确提出，有生于无。如果我们肯定有与无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无也可以从有中生成。这样就完全混沌了。从老聃列举的一系列例子中，“相”作相对来理解是合适的。

可逆是以不可逆作为逻辑前提的，不可逆产生了方向，有了方向才使得可逆成为可能。如果一切都是可逆的，那么就没有了方向，任何一个变迁都会在一个点上永远反复。这个假设可以称之为“点反复”。世界的变迁是不可逆的。世界的历史业已形成，历史告诉我们：点反复是不存在的。

阶段特性与变迁的不可逆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变迁是可逆的，那么阶段特性就没有了价值与意义。有一句表述历史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变迁的不可逆使得阶段特性有了巨大的价值，这其实就是历史机遇，老聃常常念叨的“得时”。抓住这个阶段特性，顺势而为，便“利而不害”。

古中国是人类社会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个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骄傲的。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这个值不值得骄傲，不过，中国的确是四个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文明中断的。从古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社会的主体一直保持着稳定。汉民族自形成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体，维持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延续。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外民族入侵，这些入侵的外民族最终被融入了汉民族的文化社会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于古代社会而言，这种外民族的融入比起不融入要好得多，好比大量的移民不融入主体社会会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当时的困苦是少了一些，但是否遗留了更多的困苦。

分析中国文明的传承现象，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文明得以不中断归于以下几点：一、中国主体文明内在的封闭。一种文明能否延续，并不仅仅在于进步，其内在的封闭至关重要。在欧洲历史中有一个现象，千年的犹太民族不融入当地主体社会。为什么呢？犹太民族奉行封闭的文化传统，规定本民族的人不与外族人通婚，不接受外民族的文化。这样的文明是非常封闭的，内敛的。这保证了犹太民族的千年延续。二、中国主体文明的相对进步。归根结底，中国文明得以在几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中延续下来是因为它的相对进步。在中国社会的外围，没有产生比中国主体文明更为进步的文明；与外在文明的碰撞中，它们明显不够分量，败下阵来，进而融入了中国的主体文明。三、中国古代社会的幸运。相比较于西方社会与其它三个文明古国，中国社会在远古时代与古代是比较幸运的。这种幸运是多方面的，中国早早地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一个人口基数绝对多的主体社会。这个优势在历史上是无法撼动的，也是中国文明不中断的主要因素。还有很多其它因素，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文明得以几千年延续不断的一些有利因素在后来变成了她不利的因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交，封闭被枪炮打开，关门不行了。人类社会走向融合。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潮流，谁能阻挡？我们一方面要强烈谴责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的野蛮行径，但另一方面要深刻反思自身的不足。封闭是行不通的。

几千年的社会形态传统在近代被西方社会强力改变，整个中国社会沉入苦痛中。外力强行改变，不是内在死而后生，几千年的传统很不甘心。社会有着自己的属性，尽管社会的属性来源于人的关联，但不会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人的关联形成全新的属性，不同于人的属性，但它们不会对立。中国传统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性，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但它不能违背人类社会的普遍属性。在逻辑上讲，它们有大前提与小前提之分。时代已经不同，封闭已不可能。

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封闭的呢？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落后的呢？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一直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为什么近代文明不能在中国诞生？中国文明从古代的进步到近代的落后，这个转变是那样的痛苦！不解决这个疑问，我们无法觉醒！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些有识者就在努力探索这个深埋心头的疑问。鲁迅与胡适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

追根溯源，从源头寻找答案。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论中国》中提出这样一个鲜明的疑问：中国文明没有源头。怎么会？哪有没有源头的文明？可是，中国文明就给人这样的可笑的印象。是中国社会自己造成了这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是非常要命的！它尽管对中国文明的延续不构成阻碍，但对中国文明的发展阻碍极大。生存与发展不是一回事！淹没了源头，让你找不到源头，改变就会异常困难。

文明是社会创造的，淹没文明的源头也是社会中的人干的。以什么方式干的呢？杜撰和虚妄。杜撰一个没有源头的文明，这个文明被一个不明来历的人传承下来。你问这个文明从何而来，他回答说，从远古的圣人或帝王那里来的。圣人与帝王尽管少有，五百年一个吧，但他们从来就有。虚妄充斥在这样似是而非的论述中，三皇五帝不再是神话传说，俨然成为正统的历史资料。中国社会使用最早的成熟文字是殷商时期产生的甲骨文，也就是说，有文字记录的最早时期只能追溯到殷商。而三皇五帝要比殷商早几百上千年，完全是神话传说。我们怎么能把神话传说当历史资料呢？

严格说来，古中国的历史资料是从西周开始的。西周之前的一切历史资料都要加以思辨的论证。我们并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但我们也不能不加论证地接受历史资料。西周之前的历史记录无疑都是后来的人依据口头传说记载的，记录的人由于思辨能力的严重缺失，无法保证记录的真实。在这些记录中，有些是明显背离真实的。比如“三皇五帝”的名头。中国最早的王是从夏启开始的，最早的皇帝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有些人非常不满这样的论述，狡辩说，那是对某些远古人的尊称。放在神话里是可以的，但在历史记录中就是不可以的。他们不是皇和帝，他们至高不过为部落首领。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历史推测，“三皇五帝”的名头是为了附和君权神授杜撰的。这是一种埋没历史源头的虚妄，让后来的人无法弄清国王和皇帝的来源，误认为它们早已有之，他们只是承袭了衣钵。很明显，这是害人的。它淹没了真实。

这种杜撰与虚妄，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我们可以推定，到春秋时期，它们已经非常普遍了。这个时候，中国历史的源头已经淹没了。从留存下来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窥视一般，春秋时期的智识阶层已经搞不清中国历史的起源，“三皇五帝”的名头早已被普遍接受。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遗憾，是一个文明源头的虚妄。它是一些人杜撰出来的，好使君权神授的思想巧妙地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观念。凯撒依靠他巨大的军功称帝也不免被人刺杀，夏启却可以稳坐君王。为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肯定，君权神授的巨大作用。西方社会在几千年之后才想起利用君权神授的思想来稳固其君王地位，在此过程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中国社会，则轻而易举。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除了君王便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君王，社会便不知道如何是好。这在现代看来多么可悲！然而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

国王与皇帝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有起源。然而这个起源在中国社会却被人淹没了。这是造成前面可悲一幕的根源。

从淹没的废墟中找出真实的历史，我们从何而知？这要感谢近代以来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以及近代科学的建立与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思想家对原始部落社会做了大量的研究。依据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社会对原始部落社会形成了一些不可否认的共识。我们的研究可以坚实地建立在这些共识之上，依据这些普遍的共识来推断某个特定的国家历史。

我们研究历史有两种根本的途径，一个是依据已有的历史资料。我们通过考证或解读已有的历史资料来研究历史，这是我们研究历史主要的途径。但这种途径也是有局限的，在历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研究将很难进行下去。另外，考证与解读历史资料也存在困难。另外一个途径是依据思辨逻辑。这条途径要以前者为基础的，但在前者的基础上展开历史推测或历史假设。依靠思辨逻辑，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展开历史研究，依据可靠的理论体系作历史假设。当然，这种途径是要冒风险的，所以必须要严谨。不过，它有一个强项，对历史资料的考证与解读。

面对古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迎头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历史资料的匮乏。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书籍叫《尚书》，它记载了传说中的尧舜禹和夏朝、商朝、周朝，跨度大约一千五百年。这部历史资料经过几番劫难，现在流传下来的应该是汉朝的口述。我们姑且不去细加追究，这部书的成书就已经不可考了。它大约是古中国最早的史官记录下来的，再经过后人编篡成书的。书中记录的大部分是否符合真实已经难以细加考证了，但有些记录是可以去伪存真的。我们可以推断，西周之前的历史记录大都是口头流传的，也是后来的人记载的。所以关于西周之前的历史资料基本都是传说和神话，我们大可不必去考证。对于传说与神话的历史价值，历史学家可以做出他们自己的解读，但有一条，传说与神话本身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一个巨大的遗憾是古中国社会过早地形成了国家社会，也过早地建立了王朝。在所有关于远古时期的社会治理上，古中国和中国古代的历史书籍一律杜撰为帝王模式，就和封建社会的帝王一样。即使尧舜禹三者带有部落社会的影子也被后人杜撰为帝王的“禅让”，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些杜撰和虚妄完全淹没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淹没了中国文明的源头。

接下来，我们依据近代以来获得的关于原始部落社会的一些共识来拨开笼罩在古中国历史资料上的迷雾。

和所有的社会形态演变一样，古中国社会也是从原始部落社会开始的。谁能否定这个呢？中国社会有历史变迁的源头，也就有文明的源头。而关于这些，我们无法在所有古中国和中国古代的历史书籍里找到。我们唯一可以依据的是近代以来关于部落社会的研究成果。那些关于古中国社会的变迁源头的历史资料无一例外地是传说或者神话，我们根本不能把它们作为历史记录。

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她的独有的特性，部落社会也是如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原始部落社会的研究中，以及在所有关于部落社会的研究中，部落社会的一个根本特性是朴素的平等。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共识。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她的早期是规模很小的。所有的部落成员都是彼此熟识的，互相关爱的。在《道德经》中，老聃描述了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我们通过老聃的描述可以推断“小国寡民”是如何得小。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作者同样描述了一个规模极小的社会。这些都隐含着部落社会早期的痕迹。

社会规模的大与小对于社会治理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在早期的部落社会中，社会规模很小，整个部落既是一个社会形态，又是一个社会组织。或者说，在这个部落社会里，没有社会组织，没有家庭、氏族、部落会议、部落酋长。部落事务在天然的会议中讨论处理，所有智力健全的人参与进来，每个人发挥天然的影响力。完全淳朴的治理模式，社会完全处于朴素的平等中。

至于部落之间的关联是另外一番景象，我们大抵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部落之间的关联是极少的，也会是很残酷的。由于部落内部的关联是建立在情感之上，而部落之间没有情感可言，为了争夺自然资源，它们的斗争将是非常残酷的。但一般来说，这很少发生，就像蚁群之间的战争一般以一方的退却结束。这个只是一种推测，究竟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依据后来的奴隶来源看，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随着部落规模的扩大，这个是人类社会一直延续至今的关键挑战之一，社会治理变得困难起来，社会也会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产生的社会组织是氏族组织，从母氏氏族组织开始。社会组织是社会形态变迁的核心内容，她的本质是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联，起到保护个人和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如果社会组织发展不好，她会适得其反，产生极大的弊端。比如隔绝个人与社会的关联，压迫个人和阻碍社会流动等。社会组织应该是开放的，从而避免陷入发展陷阱。

与氏族组织同时产生的是部落会议。氏族组织的产生冲击了部落的关联形态，原来的部落成员之间的那种无分别的形态不在了，社会个体之间的关联有了明显的亲疏远近。氏族组织内部的关联与氏族组织之间的关联有了区别，社会的朴素平等受到了第一次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部落事务就需要形成一个社会组织来处理，部落议会便产生了。应该说，部落议会与氏族组织是同时产生的，都是对社会规模扩大的一种适应。

有了部落议会与氏族组织的部落社会在规模上可以非常大，具体情况有待人类学或社会学去进一步研究。部落社会的进一步演变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家庭与部落酋长。在这个演变中，我们会发现社会有了“选择性”，这个是各个社会形态产生差异的第一个源头。

随着社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社会进一步复杂，氏族组织形态进一步演变。母氏氏族的容量没有父氏氏族的容量大，但父氏氏族要比母氏氏族封闭得多，陷入发展陷阱的可能性更大。同时，部落议会进一步复杂，形成部落酋长。部落议会与部落酋长可以共存，但彼此也会演生冲突。社会有两个选择，一、以部落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选举、任命、监督部落酋长。二、弱化部落会议，以部落酋长为最高权力机构，部落议会退化为部落酋长的顾问机构。在氏族组织方面，社会同样有两个选择，一、母氏氏族弱化，家庭组织形成，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组织的开放性，避免陷入发展陷阱。二、母氏氏族向父氏氏族演变，社会组织变得复杂与封闭。在父氏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再形成家庭组织，氏族组织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这也是父氏氏族更加封闭的有力例证。

在这些变迁中，普遍的社会组织结构与高层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紧密的一致性。那些最先产生国王的社会也会最先产生封闭的家庭组织。社会组织封闭必然驱动社会形态趋向封闭，它们的相互影响成内在的紧迫，彼此加强。一种相互支持的聚合效应。社会一旦选择就很难改变，人们普遍称之为社会的拐点。这个现象可以命名为选择陷阱。为什么用这个唬人的名字呢？它意在警示人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不光要小心，还要智慧。另外一个更加深层的东西是选择错了，怎么改变？无论我们怎么小心，无论我们多么智慧，也不能保证选择就会正确无误。选择错了怎么办？这个是考验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根本指标。

选择错了，责任有多大？在选择的过程中，选择效率与选择正确是两个问题，它们在现实中表现不同，在不同的时期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轻重缓急。有时候选择效率更为重要，有时候选择正确更加重要。但无一例外的，如果能够同时兼顾，那是最好不过的。它们趋向不同，但并不冲突，取得平衡完全是可以的。所有在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或社会组织都是在选择的两个趋向上取得不错的平衡，既有效率也正确。选择效率在选择的过程中会一目了然，立刻就可以看出来；选择正确要在选择之后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因此，选择正确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选择陷阱也是就选择正确而言的。

我们当然希望选择正确，这个谁不希望呢？但谁又能保证选择正确呢？没有人能保证，所有自称能保证选择正确的人或社会组织都是自我标榜而已，忽悠人的。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选择正确，社会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并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多数人的支持。让选择成为相关者共同的选择，选择责任由相关者共同承担。这种选择机制有双重益处，尤其对选择错了之后的纠正上。社会共同承担选择责任，选择错了就比较容易获得纠正；不会让选择错误变成一条不归路，最后让整个社会陷入巨大的灾难。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更需要普遍保持开放。

因此，当母氏氏族组织形成之后，她如何演变是重要的；家庭组织的开放与封闭更是对社会至关重要。社会规模始终是促进社会形态演变的一个重要推手。社会形态变迁是社会形态本身决定的，影响因素很多；社会组织形态是其中的核心因素。总体上来讲，部落社会的社会组织形态非常简单。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研究部落社会形态变迁中的选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古希腊与古中国。

古希腊社会受到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推断：古希腊文明是从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特征对古希腊社会的开放起着重要的影响，使得社会比较容易保持开放性。另外，古希腊社会在形态急剧演变之前语言文字已经成熟，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语言文字的成熟非常有利于智识阶层的形成与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扩大参与社会选择的相关者。在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社会治理的参与者要比古中国社会多得多。

从古希腊社会的历史演变推测：古希腊社会的原始部落社会没有产生父氏氏族组织，而是从母氏氏族组织的衰弱中直接形成家庭组织。这一特征对于部落社会形态的开放性至关重要。而古中国社会却在部落社会产生了父氏氏族组织，并且父氏氏族组织长期存在，缓慢地形成封闭的家庭组织。这种封闭性是从父氏氏族组织中传承并强化来的。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时，家庭组织的封闭性已经非常明显。

部落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她的形态变迁影响深远，她是各个社会文明的源头。

古中国社会形态的变迁有以下几个特性：一、部落社会规模过大。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这需要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深入的研究。我们目前唯一的依据是社会的封闭特征。在古中国的部落社会，其主体生活在黄河流域，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口的增长。从炎帝和黄帝的传说来看，古中国社会的父氏氏族组织形成非常早，经历了漫长的父氏氏族时期。父氏氏族组织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规模，其封闭性明显。

二、社会组织封闭，社会形态趋向封闭。社会的封闭与否，一个根本的指标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社会组织的封闭与否，其根本的指标是社会组织内在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有一个外在的表现是允许社会的广泛参与和个人的流动。母氏氏族组织具有开放的属性，氏族首领的约束力有限，男性地位并不比女性地位低，平等、自由、民主。但父氏氏族则封闭得多，氏族首领的约束力渐渐强化，男性地位明显高于女性地位，形成一夫多妻。氏族组织内在阶层趋向固化，氏族首领演变为世袭。在父氏氏族组织内形成家庭组织，家庭组织变得更加封闭，它与氏族组织的封闭性互相强化，促使整个社会形态趋向封闭。这种封闭性冲突部落会议，强化部落酋长的权力，最终迫使部落会议衰弱消失。整个社会最终进入世袭制度。

三、社会文明发展相对滞后。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次大变迁是国家社会的形成，也就是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这个时候，社会智识阶层已经形成并成熟，从而广泛参与社会形态的变迁选择，尽量保留部落社会中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一个社会文明大发展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她与社会形态的变迁阶段相呼应。在上升的阶段伴随着文明的大发展会比较积极。

古中国社会的国家社会形成得过早，或者说，社会文明发展相对滞后。在夏启通过政变轻而易举地夺取部落联盟首领的宝座，并把它变为国王时，社会整体失语，没有遇到有效的反抗。夏启通过政变抹杀了部落社会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整个社会顺从地接受。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耻辱。这也是古中国社会民主失落的标志事件。夏启的行为被老聃一语中的，“智慧出，有大伪”。尽管整个中国古代没有把夏启当作一个明君加以歌颂，但没有一个人指责他破坏了部落社会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当然，夏启是“顺势而为”，那时的社会形态已经没有多少平等、自由、民主，他只是用手指戳破了窗户纸而已。其实，古中国社会的平等、自由与民主早已丢失了，在父氏氏族组织与家庭组织的封闭中丢失了，在部落会议的衰弱中丢失了，在部落首领的权力强化中丢失了，在社会形态的封闭中丢失了，一步步丢失的；在人民的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在你只关心你的一亩三地中丢失了。

古中国社会的民主失落了，中国文明的源头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