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基督教
政治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有两条进路，一是关于价值的量，二是关于价值的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关于价值量的讨论，主要关注价值的度量，价值量的影响因素，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值及价格变化的影响，等等。这一进路的研究一般可以归结到市场，即价值或者价格的市场表现及其影响，因而可以称之为市场进路。关于价值的质的讨论，主要关注价值是什么，价值如何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等等。这一进路的研究，与分配问题有关，因而可以称之为分配进路。
经济学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在交换关系中寻找等同性的努力。公平的交换要求价值相等，这就是等同性问题；使价值相等的究竟是劳动还是需求，这是亚里士多德试图回答又没有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价值—交换价值—价格的问题，也就是价值表现或者价值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市场进路的问题。在古希腊-古罗马之后，教会思想家们继续围绕价值或者价格的市场表现展开讨论。什么样的交换价格才是公平的，既符合教义又吻合现实，这是在中世纪一直让经院学者们冥思苦想的“公平价格”问题。经过千年的喋喋不休，“公平价格”还是如同雾里看花一样模糊，价格应该由市场自发调节还是需要管制机构加以控制，学者们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到中世纪晚期，供给与需求，劳动与效用，货币与市场,已经进入价值或者价格问题的讨论当中，经院学者们已经有了价值或者价格与稀缺性及效用关系的分析。重商主义者更加关注现实利益，在他们的分析中，货币与价值或者价格的关系更加具体。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领域日益集中于价值的市场表现以及价格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可能影响，在魁奈的循环流转中，在斯密的市场体系中，价值表现为价格，价格表现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到了形式化色彩越来越浓的新古典经济学时代，价格与市场的关系日趋遥远，供给与需求，稀缺和边际效用成为决定价格从而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学的主题日益集中于依据市场信号的资源配置，市场进路的价值问题成为价格问题，微观经济学成为价格理论。
就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命题进入了经济学的视野。配第将一切物质资料生产活动都叫做的生产性劳动，而将一切不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叫做非生产性劳动；在斯密那里，有时候将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叫做生产性劳动，有时候将创造利润的劳动才叫做生产性劳动。“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实际上是关于收入分配合法性的命题。一种劳动被称之为生产性劳动，说明这种活动参与了财富的生产，因而具备参与价值分配的合法性；反之，一切非生产性的行为都意味着社会资源的虚耗，不具备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的观念在价值理论中的呈现，就是关于价值创造的问题：价值的来源是什么？各种要素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是什么？在现代经济学语境中，价值通常被理解为价格，或者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问题就是价值量的问题，也就是市场进路的价格问题。相应地，关于价值来源或者价值形成的问题，关于价值的质的规定性的问题也就是分配进路的价值问题，则被看成是具有政治或者伦理的性质。看起来不再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价值来源问题，却实实在在是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至少是古典经济学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当分配作为一个问题进入经济学家视野的时候，对价值来源或者价值形成问题的讨论成为解释或者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众所周知，李嘉图正式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转向了分配，而劳动价值论是他完成收入分配研究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被看成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完成者，而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对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
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价格意义上的价值无疑是个经济学问题，而涉及分配合法性的价值来源及价值实体问题，则是一个具有伦理学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将劳动作为价值的尺度，而且将劳动——抽象劳动——理解为价值实体，理解为价值的唯一来源。将价值理解为劳动的产物，将劳动理解为价值的实体，这当然是一个生产者角度的理解。从价值理论所服务的分配过程或者分配政策来考察，赋予劳动以价值实体的意义，无疑是对生产者利益的辩护或者维护。所以，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从不避讳而且理直气壮主张的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赋予劳动以崇高的地位和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所蕴涵的超越其经济学意义的政治、伦理、哲学和宗教的价值。劳动不仅关乎商品或者利益，也关乎人的存在。——正是劳动使人成其为人，正是劳动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琼·罗宾逊在其《经济哲学》中说过，我们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往往承载着历史。我的理解是，来自历史那些经济学概念，往往是政治和文化，伦理和哲学，信仰和宗教的产物。至少可以说，其中内涵着这些传统的影响。
对劳动的强调和重视，是基督教的悠久传统之一。在《圣经》中，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的警告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在基督教的观念里，人体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在进入天堂之前，人的灵魂需要安置在身体的圣殿中；而劳动以及产生于劳动中的财富，是人的肉体存在的条件。劳动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食物的来源，因而劳动成为参与分配获得食物的前提。圣奥古斯丁（354-430）对基督教神学思想作出过重要的发展，他不仅是公平价格理论的奠基者，也是基督教劳动伦理的重要提倡者。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说：“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就要人劳动”，“只从事精神活动而不从事体力劳动是懒惰的标识。”奥古斯丁强调，各种劳动都是受到尊重的，从而也是平等的。基督教教义中还通过谴责懒惰来表达对劳动的尊重。魔鬼存在于人的懒散和逸乐中，通过劳动可以将魔鬼驱逐出去。本尼迪克会是一个高度强调劳动重要性的修会，在他们的观念中，劳动体现和实现着人的尊严，劳动使人能够与上帝亲近。劳动的意义还在于，肉体的贪欲可以被劳动所克服，劳动于是成为懒惰之罪的解毒剂。宗教改革中的马丁·路德（1483-1546）也赋予劳动高度的价值。他说劳动不仅讨上帝喜悦，更是一种侍奉上帝的呼召（呼召），劳动是人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荣耀上帝和侍奉人的差事，是基督徒的一种职责；他说，劳动就是“上帝的面具”，上帝就在他的子民的劳动之中。
强调和重视劳动，这是基督教的传统。赋予劳动崇高的地位和神圣的“价值”，虽然与市场价值评价的“价值”相关，但伦理或者宗教的价值毕竟不是市场意义的价值。在现代经济学的视野里，这种纠缠于伦理规范的东西，与专业化和科学化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不过，人们对事物的市场评价确实会受到某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偏好就不是简单的市场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宗教和信仰可以构成偏好的背景。就价值理论而言，或者是劳动价值论，或者是效用价值论。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比较容易认同劳动价值论；而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比较容易认同效用价值论。就基督教最初的传播而言，它的主要信徒在弱势的贫苦阶层中，劳动者是其重要的构成力量。由此可以理解，基督教自然会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同情者、支持者和倡导者。奥古斯丁最早提出“公平价格”概念，以校正市场过程的非对称性；他所认同的公平价格就是与劳动耗费相适应的价格。在阿奎那的老师阿尔伯特·马格努斯那里，公平价格就是由劳动成本决定的价格。在他看来，市场价格必须补偿劳动耗费，否则再生产就无法持续。在阿奎那那里，价值被看成是商品的一种属性，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必须以耗费劳动为依据，公平价格被归结为与劳动耗费相吻合的价格。阿奎那对劳动的经济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劳动不仅是决定价值的因素，而且是财产权形成的条件。到了古典经济学时代，阿奎那的劳动观念对约翰·洛克有着重要影响，他不仅沿着阿奎那的道路用劳动解释了财产权的产生，还将劳动看成是构成商品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阿奎那之后，价值理论曾经有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消费者视角的效用价值论得到了更多经院学者的的认同，比如巴黎大学校长布里丹（1295-1358）。布里丹似乎已经认识到需求强度-效用-价格的关系，他说——一个容量较大而有空虚的酒缸，需要较多的酒才能填满；当酒甚缺乏的时候，由于我们需要的酒较多，酒价会变得昂贵。布里丹的理解，有四百年后戈森定律的某些意味。维也纳大学神学教授尼德尔也是效用价值论的支持者，他区分了客观效用和主观效用，强调了主观效用对价格或者价值的决定作用。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因为效用价值论的崛起而销声匿迹。同样是在布里丹那里，劳动价值论得到了继续。布里丹说——人在交换时会慷慨到以一座美丽的房屋交换一双鞋或一件大衣。假如这样做则建房者就不能生活，因为用了一年时间建筑房屋，如只交换来一件大衣，怎么能获得食粮呢?因此，如不能得到相等于他的房屋价值的东西，他不会以房屋进行交换的。）布里丹所坚持的，还是马格努斯的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代那些影响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家们，如配第、洛克、斯密、李嘉图，或者多或少都有着一些亲基督教的情感。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亲历者，而这次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宗教革命的性质；洛克和斯密都是清教的同情者，他们的思想多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李嘉图虽然出身于犹太人家庭，但他因为与信仰基督教的女子恋爱而被开出家庭。当然，借此而判断基督教对劳动价值论的影响还是显得有些牵强。毕竟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理论而不是信仰。不过，古典经济学时代欧洲文化的主旋律还是基督教文化，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思想家们受到其劳动观念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论时间还是思想观念，都有着遥远的距离。尽管马克思的家庭迫于形势而信奉基督教，但马克思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然，这也不能断定马克思就一定会有意识地拒绝基督教重视劳动的观念。其实，就强调劳动的意义以及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而言，马克思与基督教的出发点是有一致性的。
拉拉杂杂说这些，无意于证明劳动价值论是基督教信仰的产物，也无意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基督教的渊源。鉴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底色，鉴于基督教文化对劳动的高度重视，说劳动价值论中有着某些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应该不会是一个唐突的猜想。
201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