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范居民收入分配渠道，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
从国外居民收入水平来看，国外居民工资收入占GDP比重一般在50%-60%之间，远远高于目前我国11%的水平。按照马克思劳动力价格理论，劳动力的价格应包括劳动力自身及家庭的衣、食、住、行及后续劳动力培养等多项内容，而从我国目前部分劳动者工资水平来看，其低微的工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劳动者自身的食物生存，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格应包含的其它因素并没有在劳动力工资中体现出来。虽然在低工资政策刺激下，我国廉价劳动力多年来为国民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和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如果目前低廉的工资不能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生存需要，不能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教育、医疗等多方面需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没有达到，未来后续劳动力的培养问题就存在隐患，国民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很困难。以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为例，虽然广大农村廉价劳动力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如果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以至于他们的后代无法接受必要的现代教育，这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影响。我们无法估计在将来某个时段，一批从小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没有接受家庭教育的劳动者成为中国劳动力主体的时候，社会是什么样子。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住房价格与工资价格不匹配，过高的住房价格会使一批刚刚工作的年轻人负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由此形成的心理压力会对社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有鉴如此，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着力提高居民工资水平，提高工资收入在GDP分配中所占比重，提高工资最低标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资理论，一个劳动力合理工资标准最起码应该能够满足劳动力及其家庭自身的衣食住行，否则，劳动力的价格就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鉴于我国目前劳动力规模庞大，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占GDP比重至少在30%以上，才能算作相对合理。只有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人民才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二、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近年来虽然中国已有一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但中国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与西方农村庄园主进城发展实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及农民文化程度低等现实国情都提示我们，依靠民工进城打工方式来实现城市化并不可取，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目前农民工资收入很低，二是目前农民出卖的是青壮年劳动力，一些农民在将青春献给城市建设以后，最终还要回到农村。笔者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必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通过计划生育以后农村人口基数的压缩以及下一代农民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这个必要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农村下一代劳动者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远高于农民进城打工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下一代劳动力素质，为未来城市化提供智力基础，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当前在提高农民工工资价格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对农民的种粮种贴，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农民能够真正做到安居乐业，为农村下一代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创造条件。鉴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必然会有效地刺激消费，便于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转变经济增长指导思想，从思想上解决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过低问题
理论上而言，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居民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指导思想有关。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对GDP盲目崇拜思想支配下，资源、资金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在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虽然我国GDP总量已居于世界前列，但经济增长整体质量并不高。随着时间推移，目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不可再生资源日益短缺，难以支撑经济发展需要，资源加速货币化所形成的流动性泛滥使国内经济运行呈现滞胀压力。实践证明，单纯照抄国外发展模式，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依靠钢筋、水泥、混凝土堆砌起来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解决目前居民收入存在的两极分化问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前期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可以预计，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型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国经济运行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因为，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增长应是由外延型生产向内含型生产的转变，由资源、资金消耗型向技术、劳动创造型转变，由投资、出口二轮驱动向投资、出口、消费三轮驱动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未来国民经济增长所实现的上述几个转变可以在很难程度上提高以复杂劳动（技术）、简单劳动（服务、劳务）等为代表的活劳动参与GDP初次分配的比重，而活劳动在GDP分配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又将进一步拉动消费，使投资、出口、消费三者之间协调发展。有鉴于此，当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思想认识上要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型，充分发挥以科技、劳务为代表的活劳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价值。
四、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发挥财政对GDP的再分配职能，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
如前所述，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以后，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及时建立。从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践来看，居民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开支多数由国家承担或由国家与单位、个人共同承担。从我国近年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屡上台阶，但财政对于社会保障投入明显不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落后已在很大程度危及社会稳定，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当前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建立健全以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十分迫切。建立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需要。当前财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筹措资金，用于建立健全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扩大财政收入规模；第二、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及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水平，调节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第三、通过开征资源税及建立国有企业经营资本预算，调节国有垄断企业高额垄断利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五、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更加重视“活劳动”的价值
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的具本国情，笔者认为，大力发展一般服务业、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更加注重活劳动的有效性，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发挥我国后发优势、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在撑握了世界最前沿技术、发展世界最前沿产业的基础上实现的。在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革命浪潮下，盲目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奉行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模式，不可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真正超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发挥劳动的有效性及创造性，大力发展服务业是适合我国具体国情、利用后发优势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最好选择。可以想象，如果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产业发展中所占比重得到很大提升，作为服务主体的居民收入水平也必将得到相应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必将呈现良性互动关系。从我国三大产业1990年以后发展情况来看，1990年我国第三产业年度增长率为0.6%,2006年这一比例提高到4.3%。目前第二产业仍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
当前应该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以分红派现为切入点，构筑A股市场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相统一的平台体系，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我国自2005年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以后，A股市场曾经运行了一波空前大牛市，由于没有建立以“分红派现”为切入点的相关规章制度，A股在2007年触及6124点之后，开始快速下跌，最高下跌幅度达到了73%，A股市场快速下跌，使国内居民存量财富快速缩水，一部分中国中产阶层在此次股灾中被消灭。居民以股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价格快速缩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出来。鉴于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运行的高度相关性，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是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为达此目的，笔者认为，当前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着重构建以“分红派现”为切入点的股票收益分配制度，使居民存量财富能够更好地分享国民经济发展成果，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