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功利主义与社会控制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被区分为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
个人功利主义强调：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追求幸福和避免痛苦是人基本的行为动机；幸福和痛苦是可以加总求和的，最大的善就是幸福最大化；对于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痛苦，只有个人才能做出判断和评价，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维护者和评价者；个体是真实的，而集体或者社会则是虚构的。社会功利主义强调：政策或者法律的实施，可能增加某些人的幸福，也可能增加某些人的痛苦，对其评价的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政治决策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
从个人功利主义到社会功利主义，看起来是一个思维的跳跃。幸福或者痛苦，满足或者效用，既是个人的又是主观的。功利主义首先意味着对自我利益实现的考虑，它如何可以导向对他人乃至社会的关注？如果像斯密理解的那样个人有理解人与人利益相互性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对边沁意义上的“理性能力”的否定。而且，边沁也确认，个体是真实的，社会是虚构的。既然如此，社会总效用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何确认？如果社会是虚构的，社会总效用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岂不也是虚构的？况且，个人意义上的效用或者幸福如何可能加总求和为社会效用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的幸福由个人感受，社会的最大幸福由谁感受？姑且不论将所有的快乐或者幸福理解为没有品级和层次的差别是否合乎实际，姑且不论对幸福或者痛苦的分门别类和划分等级是否可行，就个体效用的加总求和而言，从来就被认为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讨论个人功利主义实现的边沁，看起来是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如何一转身就变脸为集体主义者以及集体主义面纱下的专制主义者，实在令人费解。
边沁的这种转向确实是专制观念的表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就意味着政治决策中的多数议决。将个体效用加总求和为社会福利及其政策含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意味着强制和专制。之所以多数人的意志得到表达和实现，是因为多数人的幸福大于少数人的幸福。——政治也是功利计算的结果。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少数人的意志被否决，意味着少数人的存在被否定，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暴政和剥夺。多数人固然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但多数人意志的表达并不意味着多数人就有否定少数人的权力。即使是少数，其存在也是天赋的权力。但伦理学的边沁的功利主义不需要领会这些伦理学的价值。边沁的功利主义将所有一切都同质化了，唯一差别仅仅在于数量。多数大于少数，多数获胜。既然一切可以进行功利的计算，既然一切决策均取决于成本收益比较所显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于是，投票可以决定一项公共工程的兴废，也可以决定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存亡。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于是有了合法性——最大化雅利安人的幸福大于犹太人的存在。当然，古罗马人将基督徒扔给狮子撕咬也具有合法性，它最大化了疯狂的罗马贵族的兽性的快乐。边沁的功利主义观念，确实蕴含着这些危险而可恶的东西。
从个人功利主义跳跃到社会功利主义的边沁，有着强烈的社会控制的观念。虽然他曾经反对过斯密支持高利贷立法的思想，虽然他有着支持个人权利和利益表达的观念，但在思想的深处，他是赞同政府的社会控制的，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功利主义就是为社会控制服务的。在经济思想上，他的反对高利贷立法的自由主义思想居然与价格管制的主张相安无事。边沁在社会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控制思想，反应在他的圆形监狱计划和乞丐收容计划中。
年轻时边沁曾经去过俄国，那时候他哥哥塞缪尔·边沁担任沙皇的军事工程师。他就是在俄国期间写下反对斯密的那篇著名文章的。从塞缪尔·边沁的监狱设计中得到某种启示，回国后的边沁向议会提出监狱改革计划。边沁设计出一种能够对囚犯进行全方位高效监视的“圆形监狱”：警卫室位于圆形建筑的中心，四周是监舍。狱警通过某种玻璃装置，可以二十四小时无死角对囚犯进行监视，而囚犯则觉察不到被监视。“圆形监狱”的原意就是“全能看见”（all-seenning）。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不仅适用于监狱，还适用于所有需要对人进行监视和控制的场所，如学校、工厂等等。所以，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就是由一个无所不在的监视者最大程度地监视囚犯、学生、雇员，以实现全面社会控制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监视者利用某种现代设施对所有被监视者进行监视；每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监视。边沁以为，这是一种成本最小的监督和控制机制。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还有经济上的功利计算。关押和监督囚犯对政府来讲可能是一项耗资巨大而没有收益回报的工程。边沁试图通过改革，将监狱改造成能够带来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机构。边沁建议由私人承担监狱的改造，改造完成之后将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来运作，比如，可以对外承揽工程由囚犯完成，或者在监狱中进行生产活动，所得收益就用于补偿商人的投资并使之获得利润。边沁还为作为经营机构的圆形监狱的运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议会批准边沁进行试点，他心目中的商业化运作监狱的合适人选其实就是他自己。边沁投入大量资本进行试点，计划最后却被国王否决了。不过他还是从议会得到了赔偿。边沁的监狱改革计划后来在美国被实验过，曾经取得不错的成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观念的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在历史上还有过其他方面的影响。1949年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就应用了边沁的全面控制的思想。在那部讽刺苏联的社会控制的小说里，老大哥对所有公民采取了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的主题也与对个人的全方位监视有关。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监视已经无所不在而且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了。
边沁的社会功利主义及社会控制思想，还在乞丐收容计划中得到体现。在边沁所处的时代，由于资本主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的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以及圈地运动导致农村剩余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乞丐数量大大增加。根据英国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以来实施的旧济贫法，流浪汉及乞丐的收容安置等救济工作由各个教区的教会负责。教会通过向当地地主征收救济税来维持济贫制度的运转。因为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救济制度运转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加。于是，救济制度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被看成是为废除旧的救济制度和实施新的救济制度造势的一种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马尔萨斯“看人脸色”的意思。英国实施的新救济制度，受到边沁的影响。边沁认为，乞丐在街上乞讨或者游荡，会给体面的人们带来各种痛苦。对那些心肠软的人来说，会带来同情之苦；对那些心肠硬的人来说，会带来厌恶之苦。但是，将乞丐驱逐出城市是不人道的，由政府集中安置又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边沁建议实施一种私人经营的救济院，也就是贫民习艺所来解决问题。贫民习艺所由商人建立，通过收容乞丐和其他流浪汉作为工人进行生产，实行商业化经营，其收入用于补偿投入并获取利润。建立新的救济制度即贫民习艺所需要得到国家立法的支持，立法要禁止任何人乞讨或者流浪。任何公民都可以将在大街上乞讨或者游荡的流浪汉扭送到贫民习艺所，领取20先令的报酬。进入贫民习艺所的流浪汉，都要建立“自我解救账户”，其一切费用记载在支出项下，包括支付给扭送他进来的人的20先令费用，以及贫民习艺所的建设及运营费用等等；其劳动收入则计入收入项下。实现收支平衡，方能获得自由。边沁的乞丐收容计划，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他降低了教区面临的财政负担，减少了体面的人们因为遇见乞丐而承受的同情及厌恶之苦，还给经营者带来了获利机会。乞丐失去的自由似乎是没有价值损失的。至少，这种损失没有进入边沁的成本收益核算之中。边沁的乞丐改造计划曾经雄心勃勃。他建议建立250家贫民习艺所，每家容纳2000人。习艺所里容留的，除了成人之外，还有他们的子女；即使父母实现收支平衡获得自由，子女还要留在习艺所作为学徒继续接受管束和剥削，一直到20岁。这样，边沁计划中贫民习艺所管束的人员，总数将超过100万。考虑到当时英国总人口仅900万，贫民习艺所管束的奴隶劳工将达到总人口的11%。加上圆形监狱计划，边沁计划中被直接监视和控制的人口将占到英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边沁一生体弱多病。上大学的时候，还被恶作剧的同学倒拎着双脚耍弄。但这个弱小的家伙却是个思想的巨人。说他是思想的巨人，不仅因为他在法律、政治、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广泛研究及卓越成就，因为他的思想对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还因为他改造世界和控制社会的个人意义上的雄心壮志。社会控制的观念一直就是边沁思想的底色，尽管他有时候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就像他在批判斯密的时候那样。到了晚年的时候，边沁可以更加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社会控制思想了。他说，自由是英语中危害最大的词汇，自由就意味着对幸福和安全的损害。他说，公众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幸福，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是不受约束的，必须是无限的。
201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