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中华民族永不再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


 

 几十年后的2015年,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已经是法不制众。这种顺应民意,也算是大势所趋、顺风而行、顺水人情吧!

政策变更已经强力的证明: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再符合本民族种族繁育、生存发展的利益和本国经济利益。

如果继续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不可收拾:

一是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

想生男孩的,限于生育指标的限制,怀上女胎,就去堕胎,甚至一把淹死,直到生下男孩,结果男多女少,到处是可能内心对社会充斥着极度愤慨的光棍,因为富人们和贪腐官僚们一人包养数百情妇的丑闻令这种现实状况雪上加霜。

二是人口素质比严重失衡。

以进化生物学的观点看来,人人都有着生育的内在需求,穷人如此,富人更其如此。在一胎化政策的中国,中高收入家因超生而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抚养费,这种现象是相当的普遍。作为穷人,很多超生户,根本就是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一没钱二没值钱的家具供以执法,唯一值钱的房子,一家子要住,要法制也要德治嘛,以人为本嘛,政府执法也不能就将人逼得没地儿住是不?那些有钱有家具的,自然是因忌惮因可供执法而成为遭遇执法的主流群体。政府没法迫使穷人缴纳社会抚养费,只能将矛头指向中高收入家庭。有经济实力的中高收入家庭,也就实际性的成为了社会抚养费的主要征收对象。这一名为“社会抚养费”的收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作为一种公共税收,而且这种税收,就像是美国的遗产税一样,更多的由富人承担着。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劫富济贫的税收种类中的主要品种。正是这样一种税收的存在,压制着中高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

在低素质且经济能力低下的夫妇肆无忌惮、无视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多生或受惠于此政策可额外多生一胎的同时,高素质且经济能力较高的夫妇,由于工作原因迫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而被迫少生,这就造成了严重的人口素质比失衡,降低了整体人口质量。

在低技术含量从业者的就业难以保障的情况下,穷人多生不过是给未来社会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客观上纵容低收入家庭多生并限制中高收入家庭少生,明显的改变了人口比例,使之低素质人口的比例在总体人口比例中上升,严重威胁着未来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果政策不变,将计划生育与演化生物学结合起来进行预测,几百年后,这片土地将只剩下光棍、傻子、暴徒。

三是严重恶化整个社会生态。

家庭,尤其是有责任承担能力,却备受压制的中高收入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其社会责任感,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良性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一胎化政策与放开二胎的政策,事实上会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物质生态的恶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或推动或抑制的作用。这是有学理根据的。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来,基因自身的意愿会影响个体的大脑和意识。被迫而只有一胎后代的个体,其社会责任感趋向于弱化。有着二胎后代的个体,其社会责任感趋向于强化。

 受控于基因自身的遗传需求,应对各种社会环境和国家政策,个体会在非语言思维的层面中,对此进行分析,也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分析。

 一胎化政策下,无数迫于压力选择一胎的家庭,一个人的基因只能遗传给一个人,那么,这种遗传的链条,随时可能会断裂。分析结果:未来社会,几乎与己无关了。因此而采取的行为模式:极度自私自利,只要自己此生此世快活,真是管他死后洪水滔天了。

 放开二胎的政策下,一个人的基因能够遗传给两个人,两个人再遗传就是四个人,四个人以后就是八个人,以此类推。分析结果:未来社会,也就是无数携带着自身基因的个体的社会嘛,毁灭未来,也就是毁灭自身了。因此而采取的行为模式:利己的同时考虑必要的利他,顾及后果、着眼未来。

 这也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社会道德败坏、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也是未来社会为什么会变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博学多才的新一代领导人肯定是考虑到了这些,所以才做出了这一必将影响深远的改变。

 四是严重阻碍个人幸福。

那些游离于群体之外的个体,随时会遭遇密切相关于个体生存意义的精神危机。人类事实上也是一种群体性单元的物种,本质上与一直分裂下去的生物体没有区别。以二分法为例,一个人的两个后代,会演变为四个,四个会演变为八个,事实上是一种无限二分,只要不实行一胎化政策,携带原初基因的后代必定呈现指数增长,以致所有人事实上都携带着共同祖先的基因,而每一个人必定成为无数后人的祖先。比如以平均每代两人为例,百代之后有多少后人?数学原理非常简单:2100次方就是1002 相乘,可转化为504相乘,再转化为2516相乘,接着转化为12256相乘再乘16,进一步转化为665536相乘再乘16,然后转化为34294967296相乘再乘16,最后得出一个天文数字,远远大于地球现有人口。

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人。每一个我都是同一个我。每一个人的基因都有着跟其他人一样的同一个祖先的基因来源,而我们自身,也必要成为未来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基因来源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潜在的基因需求会给个体设定感受幸福的准入门槛。丧子必定悲痛,众叛亲离必定没有幸福感,这些都只是基因诉求影响个体感受的常见现象,此外,其体现方式无疑更为丰富。人类个体对于自身繁育成果,一定有着源自于基因层面并体现于生活感受层面的敏感性。一胎化的家庭根本就不是正常家庭,其个体基因遗传链条随时可能断裂,不符合个体基因自身广泛传播的潜在要求。基因预设在大脑神经中的幸福感受因子高度相干于个体繁育成果,个体生活感受必定呼应于基因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基因一定会在大脑神经中给个体设定不同家庭环境下的生活感受,生活于非正常家庭的个体,因其不符合基因利益而不可能获得较之多子多女的家庭更为丰富的幸福感受,甚至丧失奋斗目标和生存意义感,患上严重抑郁症。

 五是家庭功能欠缺或丧失。

独生子女家庭事实上与离异家庭、单亲家庭一样,都是残破家庭,是很容易就让小孩陷入孤独的成长环境。独生子女难以避免自私自利不考虑他人、任性放纵、娇宠自是、孤独冷漠、焦虑并胡思乱想、抑郁暴躁等心理行为问题,而且产生容易纠正艰难。独生子女家庭的教育和培养子女的环境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其结构性的欠缺,对于培育后代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几乎不能正常培育后代。家庭是教养后代的最为重要的组织体,教养子女是家庭最为重要的功能。一旦家庭功能欠缺或丧失,整个社会都要面临严重的问题。在此方面,残破家庭抚育的子女完全丧失社会性、自行其是、骇人听闻的现象,早已经层出不穷的进入公众视线:马加爵连杀四室友,药家鑫八刀杀死被车子撞倒的女子,刘海洋硫酸泼熊,无不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因在饮水机中恶意投毒造成室友黄洋因急性肝损伤死亡,更是残忍加奸险邪恶。而在街道飙车的胡斌,则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意识不到公共利益的存在。对此不能以道德谴责的方式对待,也不能简单处死以泄公愤了事,必须深刻反思其真正根源。

六是人心严重失衡,可谓民怨沸腾。

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功过且不论,对此遍布网络的民怨沸腾,确是众所周知的。高层政策的变更,在互联网诞生以后,很多都显然参照了网络民意,因为官僚体系自身的信息渠道往往因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等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而扭曲、失真,而网络信息却明显更为真实。

 对此政策不满的群体很大很多,愤慨的原因也各异。

 包括一些想生而不敢生的公务员。他们一直感觉计划生育很别扭。这些公务员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基本上限制了公职人员而已。他们出于工作而支持但内心时而愤慨。这些人,谁叫他们死死抱住一个铁饭碗呢?也怨不得人,但不满是肯定有的。

包括一些偷偷超生的公务员。对于这些公务员,他们感觉计划生育是荒诞的。计划生育的荒诞必须由故事来给出:许多年前,一个干部被问到:你也有二个儿子,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呢?他回答的是:以前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十年后,又一个干部被问到:你也有二个儿子,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呢?他回答的是:以前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二十年后,又一个干部被问到:你也有二个儿子,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呢?他回答的是:以前的政策是不一样的。问话人的愤慨且不论,就论论这其中某些被问话的人的愤慨。他们愤慨的心想:干嘛要偷偷摸摸的生呢?

包括不少被执法对象。在中国,很多地区,计划生育执法不平等的事实令国家相关法律显得极为荒诞。随便下乡走走,你就会发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太多了,但是执法呢?执法难啊!很多超生户,根本就是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一没钱二没值钱的家具供以执法,唯一值钱的房子,一家子要住,要法制也要德治嘛,以人为本嘛,政府执法也不能就将人逼得没地儿住是不?那些有钱有家具的,自然是因忌惮因可供执法而成为遭遇执法的主流群体。还有一种情形,必须明白的是:如果一个案件有具体的受害人,那个受害人自然会控告犯罪嫌疑人,从而通过法律实现社会公正。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更多的案件是没有具体的受害人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案件呢?比如计划生育,就是一个典型。这也是造成执法不平等的一个原因。总之,有人超生风平浪静,有人超生家破胎亡,有人超生罚款几百,有人超生罚款几百万。如果愤慨存在的话,那就是因执法不平等而导致的被执法对象的愤慨。

包括某些村干部。诚然,在所谓村级民主推行以前,一半以上的上访事件,竟都是来源于村级政权与村民的矛盾;而在所谓村级民主推行以后,这个状况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好转。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是很难推行的。同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行政力量在这几年间实际效果的倒退,一个很大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村级民主的因素。自从村级普选推行以后,许多村干部不但不配合计划生育工作,反而捣乱,明里支持政策,暗自则偷偷顺应民意,有的甚至公开反对政策,也有的纵容亲友违反。这些人竟然不是政策的支持性的力量,而是一股反对派的力量,自然是要与民同愤的。

包括那些对经典经济学理论深信不疑的商贩。在他们看来:中国内需不足,全拜计划生育所赐,一是人口减少需求减少,内需不足;二是男女比例失调嘛,男多女少,必然内需不足。内需主要靠女人嘛。为什么主要靠女人呢?因为扩大内需首先要有需求,男人的需求主要是女人,女人的需求却主要不是男人,而是商品和服务,是生活质量与品质,是物质化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包括被误解、误会和报复的执法者。在中国,很多地区,计划生育执法不平等的事实令国家相关法律显出其必须直面的荒诞性。因客观原因造成的执法不平等的结果,在老百姓看来,往往就会被误解为:在没有遵守违法必究的原则的情况下,任何法律,都是荒唐的,都不过是执法权力掌握者赖以徇私枉法、谋取利益的工具。而对于此项执法权力监督不平等的事实,则令对于此项执法权力有监督权力的机构获得莫大的可用以谋私的权威。——可是事实却并非都是如此,许多执法者还真是有苦难言,辩解也不易,因而误会和因此的矛盾冲突也就不少,因此而被残忍报复的执法者,也是大有人在,被报复了又能怨谁呢?有些被报复的执法者确实对政策有想法,只是却又无法细述。

包括曾经被粗暴执法的对象们。从前干部们下乡搞计划生育,粗暴执法简直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那时候第一次跟随执法队下乡的女干部被同情心折磨的哇哇大哭的现象,也是偶有所闻。而那些被执法的对象呢?他们心中会没有怨恨?

 包括那些算账派。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一笔笔庞大的资金,都用到哪去了?什么时候公布账本?算账派的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就像是火山口一样,时而喷发喷发。愤怒的存在,有可能不只是体现于一个小群体,很可能延及全社会。